杨春光:我们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的建设意义和理由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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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6日讯】我们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开始阶段﹐肯定是无序和比较混乱的。或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出现人们的不理解和反对。中国正处在专制时代﹐要想在一天早晨或一两年之内就解决问题﹐哪怕就是在文学领域﹐也是自欺欺人﹐绝不可能的﹐而必须是通过渐进的并有可能是极其漫长的过程。那么﹐这是不是说﹐这场运动就毫不符合实际﹐就毫无必要呢﹖这样认为﹐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长期无作为的根源和悲观主义论调。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实际情况﹐来搞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呢﹖

第一﹑是基于网络时代无可阻挡的大背景来考虑的。

全球性的网络革命﹐就象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可以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即便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也只能是在网络革命相对跟进的基础上﹐即在言论自由空间只能越来越开放的前提下﹐再去实行他们的有限控制的独裁统治了。

网络革命﹐不仅是全球性的﹐最主要是经济与信息链条(式)性的。

工业革命(瓦特的蒸气机时代)﹐是文学启蒙后的直接产物。如果说文学启蒙和文艺复兴是精神上的革命﹐那么工业革命就是物质上的革命。在精神和物质基础上都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西方以社会改革为主的社会变革或革命﹐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得以见到显著的成效。

而我们呢﹐我们有了西方文学启蒙的思想基础﹐也有了古代春秋战国的多元思想传统﹐特别是在近现代﹐一是五四﹐二是八九﹐为我们播下了可以熊熊燃烧的火种﹐应该说我们的精神基础是早已奠定了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经历了全球性的后工业革命﹐也于78年以后进行了经济转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由此﹐我们在物质基础上﹐已远远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最初建立民主体制时的综合国民经济实力。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和文化体制的言论自由的全面解禁了。第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天赐良机地迎来了扭结着信息﹑文化和经济三位一体的网络革命时代。这是比之西方工业革命时代还要好的天赐良机。

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再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比亡羊补牢还要愚笨﹐不仅尤“为”为晚﹐简直是自甘抱弃。现在﹐执政的专制者﹐还刚刚面对网络信息这种经济资源的巨大诱惑﹐在思想领域的防火墙控制和金盾工程﹐也还是在引进先进技术为主(如果不是顺之者昌﹐就将在完全失去这一先进生产力的情况下﹐等于自行完蛋)的前提下有限进行的。如果等他们缓过引进阶段﹐完全空出手来﹐再专门进行反网络措施的系统建制﹐我们再进行网络革命﹐那时﹐除非比尔盖瓷能够解开全部黑锁或一举关闭所有暗箱(这种可能的基数很小﹐世间事物都是有矛就有盾的)﹐不然﹐在矛(指民主国家)与盾(指专制国家)都建立了稳固的秩序时﹐我们就没有多少空间可以下手了。

所以﹐必须与网络的在场进程的同步进行我们的文学文化革命﹐用我们知识分子掌握的“话语权力”之矛﹐及时在网络上克制和打击他们握有的“权力话语”之盾。如果不是这样﹐一是让盾就会更加完善制造﹔二是我们的矛就会缺乏淬火和锻炼﹐就会失去不断生产的条件与必要了﹐就等于坐以待毙﹑自甘犬儒﹐只有甘当奴隶的份了。

远的不说﹐这20年来﹐许多知识分子坐等市场经济的变化和完善﹐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政治民主自然到来。结果﹐由于暴政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加固﹐极权统治也具有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能利用多种手段而进行新的残忍统治﹐专制结构也更加稳固。许多当年主张以经济改革而自然变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精英﹐现在也成了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和新兴执政官僚﹐成了为极权政治卖命的代言立说的无耻投降派﹗

现在﹐一切都要信息迅速反映化﹑快捷跟进化和随时变动化。这个时代的机会就是﹐已经是最佳的大变革的有效选择时代。这个时代你要等什么幼稚的完全摘桃子结果﹐那就会坐以待毙﹔若不马上跟进﹐那就会被逊息万变的前进光速﹐而抛入历史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思维逻辑里﹐即以其无法自拔之。

由于经济是物质基础﹐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必要的物质条件﹐况且这是信息物质条件﹐它绝对不能少于信息的参入﹐它失去信息就不是经济﹐反之﹐信息失去经济也不是信息。换言之﹐由于信息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资源﹐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力﹐其实再不是仅仅如此了﹐因为信息已成为最直接的第一生产力﹐它也是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反决定因素﹐而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组成了决定之决定的一切因素。况且﹐信息不仅内存经济基础﹐也理所当然内括政治﹑文化﹑军事和教育等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所以﹐在这个时代是信息决定一切的时代﹐并以后的时代也都会循环这样下去。历史再不会倒退﹗

上面已经言明﹐这个网络革命时代特点就是﹐它已经是把经济实力与文化信息紧紧链接在一起进行的﹐而且是互相咬动的﹐是缺一而不可就能够单独进行的。

现在﹐我们在网上进行的现代新文化革命运动﹐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正反决定因素自然合并在一起﹐使最先进的经济与文化都同步链接进行的运动或革命﹐也是完全可以具有了本质与自然生成力的非暴力条件下的运动或革命。

而这以前﹐西方的民主体制的变革或革命﹐那是文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尚未衔接在一起的互为分至基础上实现的。

东欧的巨变﹐也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西方由于已经完成了民主体制的转型﹐他们只能把这个资源﹐主要用于后工业建设﹐再进一步完善民主体制。

我们以前的五四和八九﹐包括国民和共产的暴力革命﹐更是无法觊觎的。就是英甘地的非暴力和曼德拉后来的从闹暴力转向的和平起义﹐他们也都没有这个天然条件﹐而是在极度坚韧卓绝的长期付出巨大自我和人民奋斗牺牲基础上取得的。我们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况且﹐我们的运动和革命﹐只是在文化与文学领域的网络言论自由性质的和平文明革命﹐并不是首先诉诸社会领域的暴力野蛮革命。我们进行的革命﹐是肯定没有大面积流血的温柔与和平的革命﹐是体制外的民间网络自由言论话语的革命﹐而体制的变革(不是革命)﹐则也是必须在言论革命完成以后﹐即在能够进行和平体制变革的情况下﹐才会进行。

一旦这种言论自由革命成功了﹐社会变革也就自然到来了﹐而若不能成功或无法进行下去的话﹐社会变革也就无法启动了﹔若有“牺牲”和遭难的话﹐肯定是极个先驱骨干精英知识分子﹐而绝不是广大人民和众多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也是因为信息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由于网络而拉进在一个 “地球村”里﹐国际相互间政治制约与经济制裁性﹐将会越来越有效。

第二﹑我们是基于在网络时代﹐只有强调过程﹐才能自然有结果的这样信息逻辑关系来考虑的。

诗歌批评家张嘉谚先生与我在电话里交谈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在网络信息社会的前提下﹐任何事物的过程﹐都是必然成为任何事物的任何结果的。

因为﹐信息是一个过程的信息。有了网络技术的信息革命过程﹐网络信息社会的结果就必然来临﹔有了网络自由的言论开放空间﹐网络自由体制的结果就必然逐步建立﹔有了网络不断冲击禁区的过程﹐就必然有网络最后冲破禁区的结果﹔有了网络自由撰稿人的存在﹐网络自由社会的结果就必然逐步形成﹔有了网络渐进形成的民主风气﹐就必然会有网络民主机制的自然建立﹔有了网络破坏即批判精神的实质力量﹐就必然会有网络自由民主精神与实质势力的建立﹔有了网络先由心灵然后到体制的全面战略冲击﹐就必然有“体制外写作”的相对形成﹔总之﹐有了网络﹐这个就连体制内本身也不能须夷离开与怠慢的经济信息联体的自由驱动(即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和发展)﹐加上我们网络知识精英的主动自觉的推动与有目的﹑有策略地引导﹐网络文学和文化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就能开展有效的活动﹐并在不远的将来会看见胜利的曙光﹗

在网络信息社会﹐一定的信息过程﹐决定着一定的信息结果﹔有什么样的信息过程﹐就早晚有一天会出现相应的信息结果。

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即经济时代﹐一般信息也就是成果本身。边缘学科和高尖端技术领域的信息﹐也起码在实验室里开始实验操作了﹐并如此才成为信息了﹐而且这种信息变成实际成果之快的速度﹐也往往是出人意料和非常惊人的。国际上的后工业信息社会为主流带动的准工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使之各种体制的社会﹐包括专制极权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都离不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轴带动﹐和必须朝向民主主潮体制的齿轮的咬动而向前了。因为﹐一个社会要想生存下来﹐特别是专制体制和计划经济社会﹐它如果不开放一端(或者是先开放政治体制﹐或者是先开放经济体制﹐再或者就是全都开放最好﹐反之)﹐就会像朝鲜那样﹐必然走向死胡同而频于崩溃。像前苏联那样的专制社会主义帝国﹐不是也在冷战的世界民主主潮中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吗﹖﹗

我们虽然第一步走了开放市场经济之路﹐这相对来说﹐其大大地挽救了专制体制的崩溃命运﹐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极不配套﹐和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的牛头不对马嘴的造成腐败社会的形成根源﹐是必定走向必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然﹐就将也会自取灭亡之。

尤其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是这样不得不必须引进网络信息革命的技术目的﹐就是以其发展统治阶级的生存生产力的必然需要。这样﹐信息技术的经济基础本身﹐其实也必然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技术的本体资源﹐并一定是供给共生的﹑缺一不可的。现在﹐我们体制极力造成缺少的部分(即民主自由意识形态)﹐或者说必须靠强力部门来千方百计地压制的部分(政治人权)。这也正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并也由此造成了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砝码在不断增大﹐和这种信息社会的知情权的不可能全部被阻断等这样的﹑超稳定结构社会的互为存在的体制内的矛盾﹐因而﹐如果执政者不尽快进行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暴民和社会公民阶层都联合起来搞自发的“社会经济大革命”﹐那将是不仅体制执政者的彻底崩溃﹐弄好了可能是通过社会的部分流血而建立起的民主的新社会﹐弄不好就会造成全社会的大面积流血而建立起的一个具有初步民主雏形社会﹐或者很可能就是半民主半专制的不健全的军管法制暴力民主社会(这是我们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和结果﹐极权专制一党独大的原教旨共产主义社会﹐是肯定在这种发生暴力革命情况下不付存在了﹐也永远不会卷土重来了。

在这个蓝绿红白世界上﹐越是专制体制的统治严酷﹐就越是走向专制体制的彻底灭亡。专制体制只有实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才有暂缓死刑的可能﹐不然就是自己挖好坟墓﹐而自己不由自主地往里跳了﹗

我们多数百姓把希望都寄托在体制内的变化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中国本土大清官老爷的出现﹐这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机遇存在。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存在的基数和天缘之机会﹐已经很小或者完全渺茫了。自从胡赵这种反对党在党内被全面清除后﹐后来的决策者都是培养提拔清一色的裙带关系或亲信﹐以及绝对是政治可靠而又能坚持一党专政的经济部分开放的半保守半搞活的技术官僚﹐所以﹐它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上层建筑决策机关的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派的基础。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大能够出现哪个个人的从上至下的主动政变的可能﹐只存在着从下至上推动和影响的可变因素﹐并由此迫使上面被动政变的概率存在。比如说﹐我们全民觉悟起来的由政治民主推动的﹐和出现经济急剧下滑而强烈制约的过程﹐这样才会使统治者不得不思变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也指定只是专制者的缓期专制下的﹑一党统治的较为开明的半专制半民主的结果﹐理想的正常民主社会﹐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同时﹐还会使全民族的只是指望再出更大清官之愿望因素﹐不切实际地徒增起来﹐于此﹐就会养成惯性的全民族懒惰心理﹐和单单依靠上层意识而自我无作为的民族劣根性。这样﹐既使会迎来一个经济繁荣而精神匮乏的﹑没有人性自由的单面社会(像新加坡那样)﹐也不会繁荣多久和允许独政空中花园秩序的长久存在(由于中国并不像新加坡那样人口少﹑地域小)﹐因为地大物博﹑民族种类和区域如此广泛﹑人口众多的我们﹐若没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良性循环的配套制度的秩序配合与制衡﹐那是早晚都要出大事的﹔而单靠一时的不着地面的空中花园﹐那是只能眼花缭乱一阵子﹐尔后就会在没有根源之中自己破灭。

所以﹐我们民族的未来出路﹐还是要靠我们民族自己的政治民主诉求﹑公民意识全面觉醒的力量﹐和我们知识分子先进精英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带动潮流的形成﹐我们才能从下至上推动和影响以至最后制动了下与上的野朝互动的﹑不可逆转的民主自由潮流的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把国际和体制内的力量﹐当作附属的最好的互动条件之一﹐但决不能完全依赖之﹐而我们必须把国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当作最关键的主动决定条件来处理之﹐和最主要是在主动的战略构想的配合之下成功之﹐如此方能利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信息网络社会里﹐批判的武器﹐已经完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非政治暴力的﹑和平演变和多元文化非流血革命因素﹐已经基本可以取代那种完全靠政治暴力的﹑一元社会流血的革命因素。由于网络信息革命的到来和软着陆的实现﹐网络文化文学的社会主力队伍首先必然形成﹐网络文化文学的主力军和先遣队的突击社会和带动社会的总趋势无可阻挡﹐并江河日下﹑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如卷席﹐谁阻挡它﹐谁就会阻遏社会经济命脉的前进﹐就会使之社会倒退到完全黑暗中﹐如此谁就是历史车轮的绊脚石和时代的罪人﹗

而且﹐文化文学说到底是社会科学里的泛科学和准科学﹐是社会诸如政治哲学的实用哲学的非实用哲学。但在网络信息社会里﹐由于网络为之插上了一步到位和非二度还原的﹑具体社会实践第一生产力的翅膀﹐这样就使实用科学与哲学﹐可以退居二线或甘居第二生产力了﹐等到文学文化起到先导的支配决定作用后﹐再起到链接性的﹐即在网络媒体自由后的﹑各个环节上的分门别类的落实作用。

西方的民主先进信息社会﹐已经这样正常运转起来了。他们的媒体为主的信息决定作用(言论自由决定社会体制的民主自由时代﹐这已经不可逆转)﹐已经在比尔盖瓷后﹐更加产业化和核心化了。我们在专制体制统治下﹐目前还不可能有全面启动这个社会的实际效力。一是因为我们的体制还不可能被这种没有完全自由的言论一下子冲决开﹔二是我们的信息网络革命的软着陆﹐还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但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已静悄悄地来临了﹐或正在不得不全面铺开之中。我们要利用我们知识分子本身因有知识而所有的“话语权力”﹐去对抗和反击官僚阶层非本身具有而靠后天体制所给予的“权力话语”﹐为老百姓最后准备重新获得天赋与人赋的人性政治自由人权﹐而坚定拿起必胜的绝对不可抗拒的批判武器。这是必然的前景﹗这是我们必胜的关键﹗﹗

尤其是我们文学和诗歌﹐我们是文化系统中的非实用哲学与科学的主力先导﹐是文化决定论中的关键﹐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先进主导生产力。

特别是在网络信息逐渐普及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将会显得越来越首当其冲和不可或缺及极其举足轻重了。因为文学和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极具想象的心灵反映感觉工程﹐它的人性法则和思想活动规律﹐那就是想象和虚构﹐即为心灵思想的实际内心写照。对于人类心灵来说﹐无须一定要和生活实际原型完全对号﹐或毫无差比。它是可错论的﹐也往往是可以无理性根据的﹔是主要靠幻想来变作将来时的实际的﹐而决不能马上一定就能变作现在时的实际。比如﹐几千年前的天女飞天的文学虚构故事和诗化演义梦想﹐它的美丽理想实现﹐是在几千年后的航天技术革命之际的今天。

但由于网络信息革命的来临﹐现实却已经有了非本质的现场实用变化了。一切可能应该发生在明天和未来的﹐就有可能不到几年之内﹐使之便会发生在现代或当代﹐或者就发生在今天的梦想里。因为现代网络信息下载的非实用哲学与科学﹐都可即刻变为实用哲学与科学。一切非实用哲学与科学性质的信息﹐在网络信息的驱动下﹐都越来越变得非常富有实践精神和现场可操作性。虚拟的和实用的只是一步之隔。这一步﹐凡是愿意勇于跨过去的行家里手﹐和那些专业人才﹐只要有爱好之情与刻苦耐劳的信心﹐再经过勤奋努力﹐最终都可能在有生之年和青春期内﹐就可以跨过几千年才能解决问题的天河。因为﹐这一切最初的非实用哲学与科学﹐都在信息的快速现场交流之中﹐立刻变得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变量的﹑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的计量单位。也因为非实用价值的哲学﹐在用于实用科学实验的分工方面﹐则越来越明晰化了。

在社会实践中﹐由于现代知识科学的引导和细致入微的分类﹐一切非实用哲学的﹐都可在社会实践中明细分成两大类﹐一类用于唯心的心灵社会的教育工程﹔一类用于唯物的物质社会的实惠工程﹐并在这两类工程中﹐分门别类地巨细多元多向地正出多门﹐使之行为表演艺术和实用民营市场结构在分门价值中﹐而显得越来越有效了。并且﹐这样也使非实用哲学与科学﹐在它原创作品的伊始﹐就已经和实用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包括文学诗歌创作﹐起码就已经和社会心灵教育工程的经济实用价值挂靠在一起了﹐一部分科幻体的文学﹐从非实用性的端口一旦出笼﹐就已经是实用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更不用说非实用社会哲学和思想性的观念文学﹐它们即在非实用出生的时候﹐就在落地之际﹐便立刻成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马上使用于社会操作层面﹐有的即可成为实用社会科学的先导和先进的领潮部分。比如﹐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文学﹐就完全可能立即变成启动社会变革的民主自由的实际指导理念与形像哲学﹐而又容易一举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势力组合﹐并成为最能带动社会变化的具有先锋形像影响力的﹑最大的生命活力和思想革命基础。

我们的专制体制的结尾﹐也正赶上网络信息革命全面奏响的开始﹐亦即成为最后的结束专制体制的安魂曲上唱起挽歌﹐再加上专制本身已到了完全腐败的必然自然烂掉的物竟天择的份上﹐网络信息社会的高效淘汰制﹐也就必然成为它的最后坟墓的掘墓人。

因此说﹐在网络信息时代﹐我们的非实用价值的文学艺术﹐在与之社会的实用物质基础相比﹐它当然还是非实用性的﹐而在与之已经转化成为与物质基础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艺术和意识形态实力部门(比如政治思想社会化的行业)里的实用哲学与科学相比﹐则不再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和万里之遥了﹐甚至除了在本质上的还有来源的区别以外﹐在形式上和内在使用倾向上﹐其区别开始消泯。

因而说﹐过程既是来往过去的一座桥梁的两端的起始﹐也是走向终点的结果旅程。一切过程﹐都是结果的开始过程﹔一切结果﹐都是开始过程的结果。

第三﹑我们是基于网络时代的“破坏即建设”的后现代这一写作原理﹐完全可以应用在文化革命中的写作实际来考虑的。

我们基于文学文化的文字的破坏的到达就是文字建设的到达——即我强调提出引进的“破坏即建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这一原理出发﹐在网络时代的文化革命领域里﹐“破坏即建设”就会更有实际意义和操作价值。

我们许多社会知识文化学人﹐包括许多世界上的著名文化学者与理论研究人士﹐他们都在批判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社会负面作用时﹐把社会文本和文学文化文本混淆起来了﹐即把文学文化文本上的积极作用和永远有效的“破坏就是建设的写作原则”﹐一块批判掉了和打掉了。这是把不同文本一同对待的常识闹剧﹐和不能分门别类对待的滑稽表演的严重错误﹗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作为社会政治革命等暴力文本﹐即社会实用哲学文本﹐它是以人本为主的纯生命有机文本﹐革命的对象是人本的生命自为体﹐是属于实用建筑学上的学说﹔建筑的破坏的到达﹐不等于建筑的建设的到达﹔破坏什么﹐则绝对不能等于建设了什么。毛泽东所说的不破不立﹐破就是立﹐这在社会实用哲学里﹐等于纯牌扯蛋和放屁。如果说毛的共产革命﹐其破坏和摧毁了封建主义﹐那就等于建设了比之封建主义还残酷的极权专制主义﹐如此这还算有些反讽意义上的自嘲。但要真正说起来﹐社会的破坏革命是一回事﹐而社会的再度建设则又是一回事了。革命破坏的到达﹐绝不等于是和平建设的到达﹔大炮的轰毁革命对象﹐也绝不等于对象生命的重新建立的到达﹔正如建筑学上的炸药的破坏到达﹐绝不等于没有任何建筑材料的二度建筑的到达﹐更不等于高楼大厦的平地拔起﹐绝不等于在炸药中的一度完成的建设本身﹔社会文本的任何建设意义﹐都是必须经过破坏后的二度还原的﹐这样才可能会有新材料的建设。

但作为文学文本的文化文字文本﹐即非社会实用哲学文本﹐它是以文本为主的非生命无机文本﹐革命的对象是文本的非生命自在体﹐是属于非实用文化学上的学说﹐乃文字的破坏的到达﹐就是等于文字的建设的到达﹔其破坏什么﹐则就相对等于建设了什么。毛泽东的不破不立﹐破就是立﹐这在非实用哲学这里﹐再不能等于纯牌扯蛋和放屁了。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写作革命﹐破坏和批判了文化上的专制极权主义﹐那就等于建设了必定朝向目前较为合理的文明自由文化体制的民主主义﹐如此在这种文化体制的言论自由启动下﹐则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自由民主化的来临﹐而破坏就是建设﹐就会成为完全的一码事了。由于文学革命是完全文明的﹐并在没有引起社会革命的前提下﹐是不会带有武器的批判过程﹔特别是在网络信息社会里﹐任何信息到达的过程﹐就会同步到达信息的结果﹔文字上的信息一次还原性﹐再没有文化上的二次还原结果﹔一度还原的胜利﹐就是永久良性循环的胜利﹔任何非实用哲学的胜利﹐就是任何实用哲学的到达(因为任何非实用哲学的到达﹐就是实用哲学的终极目标﹐反之﹐任何实用哲学的破坏和革命﹐就已是经过了二度还原的再度非实用哲学的重新建设者)了﹔没有破坏的实用哲学之本身﹐就已经是光荣的继承者了﹐而非实用哲学且早已在自我破坏中同步建设成功了。

因此说﹐文学文化上的文本﹐即是破坏就是建设的文本﹐而网络文学革命时代﹐就是非实用哲学的革命时代。这个“革命”﹐已经不再是传统实用哲学革命的必然要破坏社会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了﹔网络的现场虚拟过程﹐就在虚拟的结果里自然存在着。

由此﹐我们要在这场有效的网络文学革命时代里﹐一面注意避免和有效制止传统的实用社会革命^的“破坏就是建设”的悲剧发生和发展﹐一面继续有利利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破坏即建设”的积极写作原则﹐争取同步时间﹐把握网络革命的非实用哲学就是实用哲学的即在过程和成因结果的本身之机会。

要知道﹐没有网络信息革命﹐就没有文化深层社会和政治平面社会的自然结合点与同步发生文明温柔革命的最好机会﹐而且这个最好机会﹐就最好在网络信息革命的刚开始爆发之即发生。如果太晚了﹐那就很不利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互动亲在关系的存在﹐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在信息经济立足之后的大反攻的绝对对象或唯一危险者(因为现在专制的各种反对势力﹐都在不平衡的形成和借助网络的初始聚集之中)。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渐进的同步跟进﹐不仅我们文学写作者﹐会一下子走进自我于网络外的完全脱离主流社会的死胡同﹐而且会在现场上再无突破言论自由黑暗的写作机会了。

2004年3月3日星期三于盘锦终极地。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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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辽宁省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大陆活跃的民运人士、原职业律师王文江先生,因积极从事民运和在1998年带头发起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东三省筹委会及参加组织成立“中国民主党辽宁支部”,而于2000年12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现已于2003年8月1日刑满出狱。
  • 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一是要在文艺界内部明确,只要一个流派符合艺术规律,它就应该坚信自己的加入任何艺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二是在艺术外部,只要这个流派符合争取民主自由话语权的和主张人权基本价值观念规律的,那它也就应该坚信自己的必然加入或与之民主自由政治势力汇合或建立统一战线的完全可能性。
  • 我的《略谈文学革命和我们的“垃圾革命三原则”的初步拟议——关于〈垃圾革命三原则〉答皮旦的信》一文在《北京评论》上贴发后,武汉先生立即回文表示对我的基本观点的支持和声援,这引起了垃圾派内外的许多争议。下面,我把我的部分有关民间写作的回复整理如下:
  • 我上网以来,遇到的最大无知,就是普遍的政治无意识。
  • 我们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开始阶段,肯定是无序和比较混乱的。或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出现人们的不理解和反对。中国正处在专制时代,要想在一天早晨或一两年之内就解决问题,哪怕就是在文学领域,也是自欺欺人,绝不可能的,而必须是通过渐进的并有可能是极其漫长的过程。那么,这是不是说,这场运动就毫不符合实际,就毫无必要呢?这样认为,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长期无作为的根源和悲观主义论调。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实际情况,来搞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呢?
  • 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发展到今天,我们是该提出革命或进一步深入革命的时候了。
  • 黄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的真正的英雄诗人。他的无所谓惧的英雄气节、独立特行的铮铮骨质、宁死不屈的战斗人格和伟大的批判主义精神,都完全继承了近代鲁迅的风骨和遗志,也超过了当代台湾的不畏强暴、挑战极权的李敖,是我一直崇敬和学习的当代民主斗士榜样、诗化人生的精神楷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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