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这里我们选登一些历史上的瘟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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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中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疫病出现不断，为害十分严重，对人民生产和生活影响较大。
隋朝刚建立不久，北方的突厥族一再入侵。开皇二年（582年），突厥境内旱情严重，长时期末见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于是疫疾流行，饥荒也接踵而至，百姓和牲畜大量死亡。无奈之下，突厥沙钵略可汗率众迁徙，进入漠南，和隋朝接壤，边境摩擦时有发生。开皇三年，隋炀帝派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勋、窦荣定等并为元帅，率大军出塞作战。沙钵略可汗慌忙之中带了阿波、贫汗二可汗来应战，疲惫之师挡不住强盛的隋军，一战即溃，落荒而逃。
由于旱情未见减弱，突厥百姓“粉骨为粮，又多灾难，死者相众。”疫病、饥旱、战争，使突厥百姓生活潦倒不堪。
唐初，突厥也出现过比较重大的疫病流行，以致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未死的人吓得纷纷逃跑，抛下亲人的尸体不管，等到唐人发现时只见尸骨满地，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颁布诏书，命令掩埋突厥人骸骨。此诏书说：“突厥部落往逢灾厉，疾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宜令所司于大业长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为埋瘗。”（《唐大诏令集》卷114）。
隋朝西部的吐谷浑也常有疫病发生。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领大队人马西巡，在即将进入吐谷浑区域时，金紫光禄大夫樊子盖给炀帝献上青木香，让炀帝“以御雾露”，预防那里的瘴气。
居住西北地区的回纥也有疫病流行的记录。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回纥宰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被逼自杀，国人遂立【上厂下盍】馺特勤为可汗。由于内部纷争，互相残杀，再加上当年气候异常，回纥各部落普遍出现疫病流行：“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
与回纥同属一个民族的契苾部，其酋长名葛，隋大业时继位为莫贺咄特勤，所部原与吐谷浑相邻，但由于“所居隘狭”，时常有瘴疠流行，于是决定率整个部属往西迁居龟兹，“居于热海之上”。
唐代东北地区靺鞨族，“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是后代满族的祖先，居于白山、黑水之间。据《渤诲国志长编》记载，粟末靺鞨在唐中期建立了渤海国，曾经“咳疾盛行，患者多死”。此咳疾并不是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因为得病者往往会致死。又据日本《医学文化年表》一书记载，公元872年，在京都发生咳逆病，日本人说是渤海使者将病毒传染过去的。从这些记载看，估计在渤海曾大量流行过咳疾，死亡率极高，传染力很强。这一疫情与渤海部分疆土处于近代发现的东北地区西部鼠疫疫源地一致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此咳疾很有可能属于肺鼠疫。肺鼠疫的典型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有剧烈胸痛、咳嗽、咳痰，如不及时抢救，大多会因为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
在汉文史料中，曾有吐蕃发生疫病流行的记录。如建中元年，吐蕃“疫病仍兴”，粮食不熟。开成四年（839年），吐蕃国内曾经发生大地震，地底泉水向上喷发而出，岷山发生大塌方，石块堵塞了洮水。大震之后发生大饥荒，疫病也跟着流传开来，死亡率极高，史载“死者相枕藉”。这一年回纥也发生大疫，
唐德宗以前，吐蕃一再犯边，但入寇的时间常常在秋冬季节，因为春季及夏季常常会“多遇疫而退”，无功而返。贞元四年（788年），吐蕃三万骑在五月份向唐朝泾、邯、宁、庆、麟诸州进攻，焚烧了彭原县的县衙，俘没人畜三万多人，所以唐人对此十分不理解，“方盛暑而无患”，怎么这一次大热天他们没有染上疫病?
南方地区自汉代以后疫病不断，如南平獠部落有四千余户，但“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既有疟疾流行，又有恙虫病对人们的危害。而唐军在西原蛮、南诏地区屡染疟疾。此外，南诏兵向唐境入侵，与唐军入侵南诏一样，同样也会染上疫病。广德、建中年间，吐蕃一再渡过岷江向四川进攻。吐蕃常常以南诏兵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屡战屡败，见到敌军就逃，到了“不能毙一戎”的地步。不过南诏兵一进入四川， “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被迫撤退。
染疫的士兵回到自已的家乡，说不定又会将感染的病菌传播给自已的家人，使疾病再次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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