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巴黎报道）六四前夕，本报记者对15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队长，目前在法国从事民主运动的张健先生进行了采访。
我姓张，叫张健。北京人。十五年前我十八岁，在北京的一所体育学校读书。我参加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大家都知道它是以血腥的镇压结束的。我是这场历史的见证人。
1989年6月3号到4号凌晨的这段时间，天安门广场有五、六千学生，在各个路口学生和市民有几十万人。当时，大家都抱着一个念头：解放军的戒严部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但是这最后的幻想破灭了。十几万军队，数百辆的坦克，上千辆的装甲车包围了北京城，向学生和市民开枪。那一晚的镇压有上千人死去了，上万人负伤了。很多人残疾了，很多人从此天人永诀。
我当时在广场上。戒严部队第一批冲进来的时候，我在前面去阻挡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对面，当时戒严部队突进来的时候，为首的一个中校军官，他站在前面，我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学，走上前去跟他对话，我说：“人民军队爱人民”，他回答我的是，拿起他的手枪，在距我只有十米的距离向我连开了三枪。也许他知道我是当时学生纠察队的总队长，想抓个活的，实际上不是想要我的命。当时把我的大腿的肱骨干打成粉碎性骨折。许多同学就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把我抢救下来，把我放到一辆打坏的121的车上，后来被送到同仁医院，当时车上算我有四个人，另外三个人都死去了。后来北京的遇难家属丁子霖女士等，他们不断的去走访、去找寻，最后证实了死去的是谁，他们有的是在毛主席纪念堂被打死的，还有的是在广场附近的不同的位置被打死的。当时我们纠察队站在军队和老百姓的中间，既要保护学生和市民，又要保护军队，我们既要阻止军队，也要避免事态发生，所以我们纠察队员当时也是死伤最多的。
六四过去了，它成为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伤口。十五年过后，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停止去揭露六四这件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四。我们当时非暴力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的就是政府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促进民主，强国强土，这是我们广大同学的呼声。为什么说六四这件事情作为历史是不能抹杀的呢？因为它有全程的录像，全程的图片，全程的故事，太多的记录了。所以不是随便的谁想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这些年不断的努力就是要六四这件事情薪火相传，让一代又一代人知道。
这场运动结束之后，我想说，当时我真的是很年轻，也没有太多政治抱负，只是因为我有很多亲属在农村，我看到中国农民很多成为万元户了，有一些人生活过得好了，但是若是有一个家庭谁得了重病就会倾家荡产，我就想在毛时代还有公费医疗，赤脚医生，现在怎么没有了呢？我当时只是这些很基本的想法，还看到我们老师生活条件很差，我也想为他们争取一些社会福利。社会的腐败我们也看到一些。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是看清楚了，中共政府一直说如果当年不采取这种果断行动，就没有今天所谓的改革十几年的发展。我想说的是，假如说我们当年的学生死了几百，搭上市民死了上千，伤了上万人，至少我个人想表达的是：如果是杀了我们这些人真能换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话，我们愿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民主的大门那一夜被紧紧关闭的时候，腐败的大门敞开了！我们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表面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道德底线都拉到了最低点。人们不再有善良、真诚了，我们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都已荡然无存了。存留在我们心中的全是嫉妒、纷争、尔虞我诈、虚妄、谎言。十五年前我当时是共青团员，而且是优秀共青团员，我爱这个国家，也爱这个党，我要把自己的事业奉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十八岁发生的这件事把我彻底的打醒了，把我从一个阳光下的花朵，一下子让我明白了过去我所受的教育是欺骗的。当我后来研究后发现，这个党它所做的一切它不是偶然的，从建国到现在它每一个阶段都在杀人。它每次在平反那些错误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它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一次歉。
我2001年才逃到了法国。我可以说见证了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我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宾馆的总经理，我从一个服务生做到总经理，当然是用假名去做的。我见证了那段历史，我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常常有人问我，“你回中国看一看，中国有新的变化。”我说我2001年刚出来，当时是2002年。他就再也不问我了，因为他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有了更多的弱势群体，而且他们不是少数是多数，可是国家和政府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亿万万的中国农民，他们没有一点基本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为什么一个贫困地区的人到一个发达地区就会受到那样的剥削和残害呢？所以说中国这么多年，我亲眼看到这么多事情。
最后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就是这些事真正发生在我身上了。北京市出租汽车司机，我弟弟就是一个，本来他们的车可以开很多年，没有年限的，只要车不自己报废，突然政府规定一个5年或6年报废。他们本身买的车是旧车，你规定5年报废，等于他买车没两年就报废了，连本钱都没赚回来就给人家报废了。就是说政府的行为根本就不顾及老百姓。可买车的很多都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攒了十几万买了那么一辆车，结果弄得他们倾家荡产。他们到北京龙潭湖去卧轨，到处去上访，没人去管，甚至北京市高法有文件说不受理这个案件，说你告的是政府。但是我帮他们去告，告到最后。我还写着我要看看江主席说的依法治国，朱总理说的从廉执政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看了太失望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赵院长跟我说：“小张，你在和北京市政府，这个国家政府做对，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明白吗？” 我突然明白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表面是繁荣，但繁荣的背后是什么呢？被这些表面的繁荣蒙骗的朋友们，假如说你回到中国去，你跟它们打一次官司，你跟它正经的正面接触一次，做一笔生意，你才明白它是什么还是什么，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说，我们追求一种自由，是一种对人的起码的尊重，我们追求一种平等，是让我们有相同的权利，我们追求的博爱是让我们发自心底的去爱别人，而不是这种虚假。
在西方我一直静静的观察，这个国家为什么发展呢？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尊重别人呢？对人那么友善呢？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首先西方欧美国家承认人是有罪的，人是会犯错误的，不是完美的，所以说需要有一个制度来约束人的权力，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正因为他们有在野党，反对党，这样常常能揭露问题，能够去解决问题。法国人就跟我说，我们国家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有机制去解决。今天大陆，不断不断有问题，萨斯发生了，89年发生了一件事，99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再往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都是中国老百姓被残害了。为什么在这些循环之中呢？是因为我们不正视历史。我们永远是蒙着眼睛。特别是89年之后，最大的遗憾就是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象89之后这样沉默过，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换来我们的那些师长他们今天有良好的待遇，但是他们却被封上了嘴，变成了犬儒。令我们欣慰的是在中国现在活跃着一批知识精英，面对强权他们敢于站出来去讲、去说，全是和89 相关的这一代人，还有一些年轻人也站出来了，尽管他们受到严酷的打压，但是他们在去做。
这些年来让我们成熟了很多，我们发现要使中国民主，首先要先从我们自身开始，在我们的心灵结构中发生深刻的变化，让我们学会去尊重人、去爱人，学会民主的意识，平等的理念，而且这是融于我们血液中不可改变的。我们在海外要办很多这种培训的组织，跟海外的一些人权组织一起不断的培训和帮助很多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或其它地方来的中国人，让大家共同探讨，提高大家的民主意识。
最后我想说：以前我们看到流氓地痞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指责他，但是今天，经常有一些流氓老大在各种娱乐场所晃晃悠悠的，被称为这哥那哥的受到尊重，这就是一种道德的下滑。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更大的流氓犯罪集团，肆无忌惮去虐杀我们中国人民。面对虐杀的时候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都可以沉默，但有一天发生在你身上会怎么样呢？今天知识分子沉默，许多人都在沉默。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站出来说一句：你是流氓，你不应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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