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发生在十五年前的”六四”悲剧，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一些人成了大赢家，比如江泽民、朱镕基，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大输家，如赵紫阳，对此人们不会有什么争议。不过就大陆老百姓的利益来说，”六四”权力斗争的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经历过”六四”的人都应当记得，当年震惊世界的这场政治风暴，并未波及大陆农村，而完全是城里人的事。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卷入到冲突中的时候，大陆的亿万农民并没有感觉到这场冲突与自己的利害有太多的关系。许多农民甚至连旁观的兴趣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十五年的历史，并不难看到，恰恰是当时最不积极挑战共产党权威的农民，在”六四”以后的经济发展中，遭到当局最大的忽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农民事实上是”六四”最大的输家。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难理解。大陆经济改革最早实现的实质性突破，是在农村，农民是早期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当农民因为包产到户而能够吃饱穿暖的时候，一直享受特权的城里人，也是跟着得益的。因为农民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是，当农民开始转向非农产业的时候，城里人心里的滋味就开始不好受了。而当承包机制开始被引入城市改革的时候，城里人更开始感受到改革的冲击。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许多城里人的心态。不错，对城里人来说，肉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因为农民的钱包越来越鼓，肉也越来越贵了。更重要的是，城里人的相对地位下降了。围绕着万元户的争论，早就超越了学术和政策争论的边界，不仅牵动着千千万万农民的心，也受到城里人的普遍关注。
城里人看到，改革对他们的意义与农民大不相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最初的农村改革，意味着收入和机会的增加，但是，对许多城市人来说，市场化可能意味着相对地位的下降和风险上升。因此，许多城里人对改革产生了深切的不安。当时，各种有”门路”的人，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纷纷办公司，经商牟利。而普通的城里人则对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非常不满。1988年的通货膨胀更加激化了城里人的不满情绪。
于是，当北京高校的学生们在1989年的春天，借胡耀邦去世向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元老的权威挑战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城里人的广泛同情。无论是对市场化改革一直十分抵触的共产党极左派，还是积极挑战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激进民主派，不仅都看到了城市居民的不满，而且都认为这种不满，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都不希望事态很快平息。当时大城市居民，尤其是北京居民能够如此万众一心，没有这个极不寻常的政治联盟，是很难理解的。
大陆当局以巨大的政治代价，镇压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运动。不过，他们也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城市居民不好惹。
“六四”以后，大陆的经济政策全面向城市倾斜。赵紫杨以及他在大陆高层的支持者，事实上是农民利益在当权者内部的代表。在他们失去了权力之后，大陆的高层权力就被完全不了解，也不关心农民的人所掌握。
自胡、温上台以来，江、李、朱时代给大陆农民带来的灾难，逐渐被公开报导。但是，许多大陆城里人还看不到的是，农民的苦难与自己有何相干，就像当年大陆农民看不到”六四”与自己有任何关系一样。许多人以为，大陆农民在过去几十年里所遭遇的各种歧视和屈辱，既然被他们默默地承受，今后也将被他们所淡忘。但我却相信，”六四”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就是大陆农民的利益遭到极大伤害。由此埋下的社会不公的种子，有可能让大陆今后几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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