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凤凰 (一)

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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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1日讯】那是一个劳教所大楼内的厕所一米见方的门后边,日夜有五六个打手围着轮流打我,强迫马步蹲桩〔两腿半蹲成90度角,两条胳膊向前伸平一个支式地半蹲著〕两腿的弯度不够90度角就会被拽扒下,两条胳膊往下一点就会遭来一顿拳打脚踢,日夜不让睡觉、不让洗漱、不让换衣服,有时厕所都不让上,一步远就是便池,有时吃饭时人就在大便,就在这个厕所里六个打手脱下旅游鞋轮流用鞋在我头上猛抽半宿,头肿得近一倍大面目皆非,也是六个打手冬天里把我的棉裤扒下3个打手抱着一条大腿在我的两腿内侧用手指甲掐进肉里掐了我一下午,两条腿内侧各有4寸长宽的一大片的肉被掐得没皮了,两天后已化脓的烂肉放射出刺人的异味,流出的浓水侵透内裤和棉裤,内裤和烂肉粘在一起,两腿一动犹如撕一层皮一样的疼痛,真是生不如死,然后在用皮鞋尖往这已化脓没皮了的烂肉上踢,4个打手加上恶警张秀荣又打了我一个下午,两条腿被踢得没有一块好皮肤,肿得象两根木桩似的绑绑硬,化脓已没皮了的烂肉上面被踢得都是一个一个一厘米深的坑流着浓水………

这里就是世界闻名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的厕所,就从这个厕所里日夜传出被打人的惨叫声。我在这里非法关押7个多月,受尽了折磨真是度秒如年啊。

我被非法关押十八个月,分别关押在中国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沈阳市的张士劳教所、、两次龙山劳教所、、两次沈新劳教所、、两次大北监狱监管医院、两次沈阳市沈河区610洗脑班、自强学校〔就是监狱〕沈阳市看守所、沈阳市拘留所等十三个地方所受到的遭遇。

这不是小说红岩中的渣子洞刑具室,这是我的真实遭遇。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了中国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各次运动,又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二十一世纪,以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和大将军陈义等等那些老一辈所经历的那段恐怖年代己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然而,当各次运动迫害人时所使用的那些令人发旨极其残忍的恐哧伎俩和冶人的招术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竞是如此的血淋淋,电棍、体罚、日夜不让睡觉等等等等随时都会精神崩溃。

我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爱我的丈夫,一个可爱的女儿。通过学炼法轮功又使我多年医冶无效的心脏病、心肌缺血、神精衰弱,在半个月内神奇般的好了,法轮功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使我心情更加快乐,可是就在1999年7月巨大的灾难降落在我和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头上,一张让我放弃信仰的保证关押了我二年之久,被非法关押到多家劳教所,受尽了非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我家庭破裂、夫离子散,失去了人世间的一切快乐,过上了流漓的生活。

【一部、走向天安门 】

一、我的童年

我是在辽宁沈阳一个普通人家长大。1958年大跃进,糟蹋了许多粮食不让人收,都烂在田野里。天怒加上人怨,1960年的中国,发生了多年不见的自然灾害,不下雨,田地都旱得庄稼不长了,闹灾荒没有粮食吃,饿死了很多人。那几年,被漫长的饥饿折磨的人们,饿得受不了。饿得受不了了却只能去吃树叶、啃树皮、嚼草根。

那年我才4岁。长大后听已经老了的妈妈说,那几年,为了让我和弟弟吃饱,妈妈常常把一半饭分给我和弟弟吃。妈妈每天上班干很累的活,还吃不饱。当时的中国,物质和精神都极度的苍白,家里的东西,是十分简陋的那几样简单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家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我们家人口少。在1958年时中国提倡“英雄母亲”生的子女越多越好,因此几乎家家都有6、7个孩子,所以他们生活更惨更凄凉。有的人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走到那里都能碰上要饭的。好不容易,熬过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毛泽东又搞起了又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自从我记事开始,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次政治运动对人的迫害。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害死无数不幸的人。煽动人整人、教唆人害人,挑动群众斗群众,没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这在我心里投下了黑暗的阴影,感到这人世间太可怕。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不信任、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使我对《三国演义》中的“义”和《岳飞传》中的“忠”感到非常敬佩,觉得那才是人应该具有的。小时候,小说《红岩》中的江姐,虽然是虚构夸张的,但她为了个人的信仰,受尽了酷刑也不出卖别人,在竹签钉手指等严刑拷打面前表现得宁死不屈,是符合忠义的。最让人看不起的就是那个甫志高,还没打他就把江姐等人出卖了。在读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年我才上4年级,就停学了,偶尔上学一天,也是老师给讲故事听。学校里,贴满了批斗走资派的大字报。那时我很想看书,但什么书都被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了。当时他们到处抄家、到处抓人、到处搞批斗、还免费到全国大串连。和当时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是红小兵,太小,不让我们走。

在我12岁的时侯,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厂停产、学生停课。学工、学农、军训,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连,造反有理,工人成立了好几派,全国大乱。连我父母工厂都停产了,我父母他们工厂分了三派互相斗。父母他们俩是两个派的人,每天在家都争论不休,他说他派有理,她说她那派对,我因没事就到工厂去看热闹。车间里,工人们几乎每天都开批斗会,批判的那些对像,有工人、有当权派、有臭老九〔就是知识分子〕。给他们脖子上挂上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罚站在椅子上,头朝下的蹶著。大家围着他打骂,折磨他污侮他。有时一阵暴风雨般的耳光,有时像在他身上练拳一样的猛打。夏天30多度的天气汗水落在地上浸湿了一片。我一直都胆子小,看了这一次后再也不敢看了,这还给吓得晚上时常被恶梦惊醒。

有一天夜里,迷迷糊糊睡梦中听到妈妈问爸爸:这么晚了你要哪去?爸爸说:今天夜里有大活动,听说是要到东工学院去抓一个大人物。妈妈担心的说:小心点!爸爸说:没事!就走了。不一会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妈妈更担心,因为明白了这次活动肯定不是在单位。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来消息了,说:“不好了,都被抓起来了,有的人被打后逃出来了。”从早到晚,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原来,昨天夜里有好多汽车开往东北工学院,刚开进两个车,工学院的人就把大门关起来了。人家早就有准备了。结果排成长队的客车都被关在外面,进去的那两个在最前面的大客车还是爸爸单位的,而被关进去的人都给好一顿毒打。到了晚上,又逃出来很多被打的人,都聚集在爸爸工厂的南大门。被打的人也顾不得面子,当着众人的面把裤子扒下来让大家看被打坏的屁股。给我吓得用手捂著双眼往家跑。

到了夜里,爸爸回来了,妈妈悬了整一天的心才算放下。爸爸没挨打,听他说,有个外国华侨被打死了,死得很掺,双手都被钉在墙上双脚被钉在地上,头被打个窟窿。第二天,所有被抓的人都放出来了,被打死的那个人的尸体给放在一个玻璃棺材里,用冰镇上,然后放在爸爸工厂的南大门。院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全国各地来的人排著长队参观,过了一个星期才散去。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也壮著胆子进去围着尸体转一圈,看到那个人30多岁年纪的人头上有个洞,看完后吓得好几天都没敢出屋。

后来读中学那几年,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农村务农,就是到农村帮农民秋收干农活。还不管男女,让我们每个人用木头做一支大木枪天天训练,练刺杀。有时,让我们到工厂和工人一起干活。一年下来,我们发的各种书、什么语文书、数学书等都仍然是崭新崭新的,因为都没上过几次几课。当时,学校各科的教师都从一本书中挑着学。而且,还从工厂请来工人教我们数学,他费了很大劲在前面讲,他自己不太懂,我们也就更听不懂。那些个优秀教师都被学校打成了“臭老九”,反而都被严管着去干活去扫厕所,不让他们教课。结果,我现在所认识的字都是四年级之前认识的,以后也没念过几天书。

当时,学校还盛行搞揭发批斗,经常组织学生开批斗“走资派”的批斗会。记得有一次在批斗大会上,一个60多岁的“走资派”脖子上被挂了一块沉重的大木牌子在台上蹶著,台下全校师生都举著胳膊一浪接一浪的高喊:打倒何某某!!!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时我看到“走资派”的女儿就在我前排,她含着眼泪跟大家一起举起胳膊喊打倒自己的父亲。她还被逼与父亲划清界线。一人犯罪,全家遭殃,株连九族,从解放开始就这样,不足为奇。可是,为什么要煽动和逼迫人们骨肉相残呢?

有一天我看报纸,上面有一个漂亮女人的照片,可是她死了,死得又那么惨。原来她是某政府机关人员,因看到贪官腐败的领导就说真话揭露贪官的犯罪事实。因此而被抓捕,在监狱里她不服还继续说真话,结果气管被割开杀死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坚持正义、不畏酷刑杀头的张志新。一个弱女子竟然能有铮铮硬骨,真是用了不起都形容不了。

太多的事情使我百思不解。就这样,我从小就在这样的乱世中长大。我渴望人世间的美好,可是美好在哪里?人不该是这个样子,人应该生活的无比美好、自由自在的,人应该是相互友善、崇高的。

二、从城市到农村下乡

1972年,中学毕业开始上山下乡,全国的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扎根务农,记得1972年12月的一天,妈妈哭着把我送上客车到农村落户。我们学校几十人被分到某某大队青年点,那里有十几个1968毕业生,严寒的冬天我们在外面干农活,夏天顶着烈日在农田产地,一早3点左右就出工,晚上日落才回来。第一年我们吃供应粮,所以粮食不够吃早晚吃玉米面粥,中午吃玉面饼子,因此农民都叫我们“两顿糊涂,一顿明白”。每天都吃不饱饭还要走很远的路,干很累的活很晚才回来。吃过饭后,不顾一天的劳累又要到离我们“青年点”不远的公社的院外看露天电影。寒冷的冬天我们都穿上大衣带上大口罩在外面站着看到深夜,每次放的都是那几个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等文革片。虽然很累,这却是农民唯一的乐趣,所以每次放电影都会来很多人来看。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不通公路,几乎没有任何机械交通工具,自行车几乎就是最高级的交通工具了,个别的干部才有,当时连收音机都极其罕见的。

我们所在大队的周围,都是山。有的山上光秃秃的,啥也不长,净是光秃秃的石头。一到冬天的时候,身边是光秃秃的灰暗的石头,头顶是光秃秃的灰暗的天空,就拉我们去山上和部队士兵一起训练、学打炮。东北的冬天很冷很冷,北风吹在脸上象小刀割肉一样疼,漫天荒野中,一丁点温暖都没有,我们却必须和士兵一起站在山上训练。训练的日子结束后,派我们这群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种树去,那些农民为了寻开心,把两个牛尾巴绑在一起让大家看牛在那里瞎踢腾,而他们一边看一边口里骂着脏话。到果园去干活时,那里的农民怕我们偷吃花生种子,把花生拌上化肥。

农民都太穷了,又被剥夺了一切私产,一切都属于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公家”,谁敢触犯就会收到严厉的批斗和处罚。可是,在极度贫穷的逼迫下,有农民常常会偷偷触犯严厉的规矩。当秋天水果下来的时候,那些干活的农民,会把把梨从树上摘下来往自己衣服的里怀内揣,有的把裤腿绑上往裤子里装梨,好往家拿。那里的大部分农民他们的生活很苦很苦,很多人家屋子里连个家具都没有。根本吃不上麦子磨的细面,吃的都是玉米面儿,穿的是破旧了很久的衣服。我们所在的公社小队,有一家有7个孩子,一次看见他们刚把一碗萝卜干、咸菜条子放到吃饭的桌子上,妈妈回身去取碗不一小会儿的功夫就抢光了。

环境更差,土路上一过汽车,带起一阵厚厚浓浓的沙土尘,落在周围过路人的身上,衣服上立即就沾满了灰尘。看那些农村的姑娘们,活得很可怜,积攒了很久的布票,买布做了件衣服,存放很久都舍不得穿,而且也没有地方穿。偶尔大队在村头、路边召开一小时的生产会,姑娘们才能把那些漂亮衣服穿上一次穿那么一会儿。

可是,在这么个贫穷得清汤寡水的地方,这里一个公社就有四个共产党书记。他们都有点文化,在那个时候,小学毕业都算是秀才了,初中高中毕业的更是了不得。因为有点文化,说话又不像农民那么粗俗,他们讲话在农民那里就显得很有学问很有口才。看他们表面上都挺文明,说的都是共产主义啊,奋斗啊,革命啊,农民听了半懂不懂的,肃然起敬。但是农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为国家干部,一边拿着农民的血汗钱不为农民办事,一边却在公社利用职权找漂亮女人乱搞两性关系。这四个共产党书记,他们都有家庭和子女,每个人都在公社找几个女子玩,玩够了再换另一个。因为他们是党的干部,就是土皇帝,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常常背地里气愤的说:“你们看那公社书记,办公室的窗子上白天都经常挂上窗帘,……不干好事还挣公资。”后来,因为积怨太大,其中有三个书记因男女关系被人告发,最后都被抓进监狱都判了几年的徒刑。

下乡那几年,正赶上毛泽东提倡农村学大赛修梯田。农村的大大小小干部们为了“紧跟形式”,为了出名升官,带领农民愣是把大块大块的平地都修成了梯田,把生土都翻在上面,把好地都毁成两米宽的阶梯形状。我们这些从城市去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参加学大赛修梯田,每人分一块地不完成不让回家。

每天在去干活的路上,都会看到离村子不远有一个用泥盖成的个2米方形的小房子,冬天很冷却没见过那个小房冒烟。听说里面住的是一个原来在北京的国务院工作的一个老头,老头个不高,又瘦又小,文文静静的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在我的眼里,他从不讲话,也没见他笑过,不知道他心情忧郁是为什么。有人说,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呢。说他的家属都在北京工作,说他成分不好给他调回来,要不队里开批斗会就没有“典型”人物批了。

后来我们和那个老头一起干活,大风天狂风很猛烈,老头脖子上围着一条沙巾,被队长看见了给好一顿训,说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话,侮辱他。他常被欺负。当时我很同情他,看他很可怜,真想帮助他。

从小到长大,我看得太多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残杀,感到世间真是太凄凉。这一次次的心灵感受,苍白、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实质上是善良的本性与艰辛的炎凉事实在撞击。艰辛世事蹂躏戕害著善良的本性,心里的善良,被石头一样坚硬的现实给撞击得粉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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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曼哈顿第二大道47街的联合国公园里,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一片滂沱雨声中静静地炼功,他们身上穿的黄色炼功服在阴沉的天色下更显明亮。在他们的身边竖立着标语牌,表达了他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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