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0日讯】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逐渐习惯了中国媒体控制、发布信息的特殊的方式。我们这些在中国媒体内工作或与其打专业交道的人，不管是否情愿，以支持者、陪衬者、不知情的同谋或莫明其妙的旁观者身份成为这控制系统的一分子。虽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完全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深刻的经历使我们对此有个鲜明的印象。
2001年10月，我被邀作为观众参加中央电视台(CCTV)的演播室谈话节目《对话》。节目嘉宾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党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作为电视节目表演者及英语顾问，我曾经以嘉宾身份参加了不少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但还是头一次遇到官衔如此高的大人物，因此我很好奇结果会如何。
我是应一位现就职于一家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管理职位的老朋友之邀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中央电视台联系了她及其它一些高技术公司位居高位的人物。她可以携同一位客人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戒备森严，如同军事基地，仅有的两个出口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把守。象往常一样，参加节目的观众在电视台西侧的大门排队等候，之后通过门口的另一检查站由专人护送进入主楼。在演播室落座后，我意识到这个节目不同寻常。今天的人群，不是通常身着牛仔脚登旅游鞋的中央电视台观众，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更象来参加歌剧首映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大使及使馆官员、记者、学者、大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及美国商务部之类机构的代表。我还看到些散坐在各处的“中国通”，他们在此居住多年，对中国的语言及文化都非常熟悉。
谈话的主题是“向世界展示现代化的中国”。节目以中文进行，但有翻译在场，不讲中文的外国朋友如果愿意，可以用英文提问。如此不同凡响的观众加上两位显赫的嘉宾让我觉得这个节目会很不错。
录像开始了，伴随着振奋的谈话节目常规音乐及掌声，赵、孙登上了前台。台后的屏幕上播放了简短赞美的录像剪辑，配以两位高官的生平简历介绍。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沈冰，以轻松的气氛打开话题，说他们两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个“正”字。对我来说，孙家正看上去是个典型呆板的官僚，而赵启正则较为幽默有人情味，但还远远谈不上魅力四射。主持人担保这将是一个“无禁区的诚恳、坦率的交流”。孙、赵也重申了这点，说他们欢迎“坦率、诚恳的意见”，并说他们到此是为了真正的“对话”。我惊讶于他们在镜头中所表现的轻松与沉静，搭着二郎腿、抱着胳膊，象在等飞机。
沈冰率先向观众提问：“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给你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开端似乎不太妙。怎么能将这么多坦率、诚恳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呢？当然了，此类话题对电视节目来说不错。有很多观众居然满足了这一要求，用温和的句子形容他们的感受，如“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象茉莉，高贵而富有力量”及“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等。
孙和赵很早就设定了他们讲话的基调，表现出中国人在一般正式场合的谦恭：
孙：今天我们有很多外国朋友，包括一些大使。他们对中国有独特的见解，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也对我们非常友好。我经常出国，回来后我都要自责。
沈：自责？为什么？
孙：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外国对中国了解太少。作为主管文化交流的部长，我觉得自己在将现代化中国介绍给世界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赵：我们的外国朋友都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中国了解很多，但大多数外国人与他们不一样，对中国了解很少。就拿我们去德国的经历而言吧：当我们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对中国的印象时，他说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然后又加上一句，他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对他来讲很神秘。(注1﹐2)
这是整个晚上不断被使用的战术的头一招。首先是奉承我们，将我们抬举得高于普通外国人，暗示外国人批评中国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国家，﹙所以﹚对我们很友好”﹚。最后用诚恳的谦逊博得人们对其艰巨使命的同情。是啊！要将中国辉煌的真面孔介绍给对中国颇有偏见的世界何其不易？这个浅显的战术在整个晚上居然都很奏效。
赵带来了他办公室编辑的几个不同文种版本的推销中国文化的小册子。他将小册子举起来给我们看，指出封面设计各不相同。他说为了迎合不同国家人们的口味需要给不同语种的小册子设计不同的封面。
沈: 您刚才提到给别人讲中国的时候要为对方着想。我记得不同语种的介绍小册子是由您出访所到国的印刷厂印制的。例如，针对美国的小册子是您在美国进行“中国文化之旅”时印制的。
赵: 是的。(他将几种不同的版本举向镜头。）这是法国版，由哈时特-菲力帕实(Hachette Filipacchi) 印刷厂编辑发行。那是美国版，由美国国际数据库(US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发行。法国版的封面是一张照片及其黑白版的负片，这样显得非常醒目浪漫。美国版则比较简单，因为美国人欣赏简明的风格。你看，封面上有三个女孩，很漂亮，仅此而已。还有德国版，索性没有封面照片，你得翻开书后才能看到封面照片。
沈:为什么会这样？
赵：这和哲学有关。德国人认为第一眼不能看到事务的全部，因此他们将封面留作空白。
沈﹕让我们看看赵先生对这些民族差异的解释是否正确。（对向外国观众）您同意赵先生的观点吗？
外国观众6号：我认为赵先生对德国人太客气了。恐怕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照片做封面。
主持人沈冰在此之前相当紧张。她的任务是顺利地推动话题，使得一切看上去自然而然，在坦诚对话的同时正面引导聊天的主题。现在终于碰到有趣、轻松的话题，可以做好的电视节目，于是她开始不厌其烦地挖掘。是否美国人都无忧无虑、透明、象小孩一样？是否意大利人都热情、富有艺术气息？当然了，法国人浪漫而多情，是吗？每次她都找出一个那一国的来宾，要求他们确认这类模板是否正确。通常对方会迟疑一下，然后模棱两可地表示同意。我四下回顾，可以看到人们脸上尴尬勉强的微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回避此类过于简单的模板，但是想到主持人为活跃气氛所作的英勇努力，谁能那么不解风情跳出来说不呢？沈冰不屈不挠的滋养着这个话题，得到越来越多似是而非、令人尴尬的回答，直到赵启正最后礼貌地对她说：“我想我们现在到此为止吧。”
赵启正接着提到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对2000年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报导做了一项调查分析，发现有50%的文章是负面或批评性的报导，25%是客观中立的陈述事实，只有25%从正面报导中国。赵又采用了自我批评的手法，说这表示他工作失职，因为他没能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来宾中会有人提些明显的问题，如调查的标准是什么？谁做的调查？调查的客观性如何？对其他国家的报导，类似的比率是多少？当然了，同时期中国自己的报纸的新闻报导中类似的比率是多少？…然而，再一次地，彬彬有礼的礼貌占了上风，没有人对此置疑。
赵在谈话中说道：“我经常得面对批评中国的外国记者和官员的提问。”
沈冰，以芭巴拉‧斡特斯(Barbara Walters)式的小心探询接下去，“噢？您听到哪类批评呢？”
赵回答：“嗯，比如说，他们问我们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指责我们污染环境或者说我们经济发展得不够快，以及我们的穷人太多，诸如此类。”
我惊讶的直眨眼，我看到观众中有人也互相交换眼神。这话，说得随随便便，突然给整个过程加入了一丝不祥的寒意。坐在这间屋的每个人都很清楚，不论是否正确，目前国外媒体对中国批评最多的是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如骚扰监禁持不同政见者，打压法轮功，控制媒体和互联网，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天安门大屠杀，等等。然而，只是耸耸肩，赵便有效地给此类话题筑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明显的叉开话题对我们这些“中国专家”来说并不意外。但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有关中国的自由坦诚的讨论中，省去这些主题让人觉得那么失真，如同一群就餐的人忘记提及立在餐桌正中那个2000吨的犀牛。
这一手法似乎起到了作用。在整个录像过程中，“人权”这个词从未被人提起。不知怎么的，话题被引向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向外国人交流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一面。有人提到如何在海外推销中国电影：
沈：有没有人建议如何能更有效地将中国介绍给世界？
外国观众9号：我们讨论了通过许多渠道介绍、展示中国，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即电影业。我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的途径。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开始对中国感兴趣，通过看电影我了解了很多有关这个国家的情况。
沈：那么您是通过看中国电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赵先生说中国人通过美国的电影了解美国，但是反过来好像并非如此。（对向赵）您还这么认为吗？
赵：是的。实际上看中国电影的美国人很少，他是其中一个。他看上去是个观察力敏锐又充满智慧的人，因为看这些电影的确让人对中国的文化着迷。这样的人很少，我对他表示敬意。
当然都是些好话、恭维话，但是没有人提到中国政府对中国电影在海外成功的通常反应是在国内禁演，如张艺谋的《菊豆》和《活着》以及陈凯歌1994年的电影《风月》。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其它无伤大雅的话题被讨论着，小心的绕过屋里每个人都清楚的症结部位及敏感话题。赵对各民族的差异给出更多模板式的比较：“英国幽默象醇酒，需要小口品尝但回味无穷。美国幽默如同可口可乐，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没有什么后味；德国幽默象威士忌，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但是会给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很喜欢这类对比。气氛非常诚恳、友好、快乐也很怪异。当孙家正告诉我们他们对外交流的基本原则是“自信、坦率、诚恳”时，气氛变得非常自相矛盾。这里是位居共产党权力中心的两个高官，如果要指责什么人对媒体实施严密监督，非此二人莫属。难道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两个控制信息的人一句也不提对信息的控制？正是因为媒体控制的这种强制性，使得观众中没有人提及它。
环顾周围的观众，我看到几个认识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我以前曾经在北京的各种会议及活动中见过。我记得和一些人有过许多热烈而受启发的谈话，当时他们表现了对中国状况的清醒认识和真知灼见。我甚至记得我们的许多讨论涉及到审查制度，所有的人对此都有很明确的看法。然而现在我们都在这里，坐在自己的手上，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礼貌地提着建议，不论主持人如何一再不厌其烦地重复要求“坦率的建议和问题”。我们同意参加这一活动时有何期望呢？我们是如何成为这台滑稽戏里的外国台柱子，配合演出以传递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讯息：“瞧！与我们的名声相反，共产党愿意坦率承认我们的问题，愿意就这些问题与外国人做公开的对话。”赵与孙一再声明这点：
观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应该通过文化互换与交流进一步增加文化的透明度？
赵：我觉得这个节目就非常透明、诚恳。确实，我们正反两面都应该给外国人看，这样他们能有一个有关中国的完整图画。
中国的哪些反面是我们可以谈的呢？从赵与孙那天晚上的话来看，很明显，只有三个安全批评带，即经济、环境和腐败。这些长期问题是中国政府因各种原因而选定在公开场合对付的问题。在节目的录像过程中，赵和孙几乎是自豪地提出这些问题来作为中国坦率、诚恳面对问题的榜样。
坐在那里看这场滑稽戏进行时，我越来越觉得不舒服。我脑海中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挑战他们的虚伪？”慢慢变成“我为什么不站出来？”
并不是没有话说，在节目当中的大多数时间，我坐在那里头脑中构建着象“皇帝的新衣”般机智的话，如：“知道吗？作为一个外国人，当中央电视台上演象今天这样的节目时我很倒胃口，冒充坦率与自发而实际上却受到严格的控制。象今天这个节目似的，完全是假的，而观众，如同今天的观众一样，驯服地附和着。”我坐在那里，不断等待时机抛入这些玉石般的话。
那么，我为什么不说话呢？
回想起来，我自我斗争的心理活动大致如下：
如果我站出来说，我的中文是否能胜任？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善于当众演讲的人，要是我让自己难堪，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怎么办？
更糟的是，要是我显得好斗而愚钝怎么办？毕竟，到目前为止气氛都是温和文明的。我是否真的愿意给如此阳光明媚的闲谈扔一颗炸弹？
而且，即便我们当中的一个跨越禁区提出坦率的批评，这些话也会被从节目中删去，有什么意义呢？
啊，人多力量不就大了吗？这些观众中有北京最显眼、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如果我们都能发动一场小的媒体突袭，透过所谓坦率的掩饰揭示台上人的虚伪，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当然，在中国相对平静的2001年不太可能对一群“外国友人”采取什么极端严厉的措施。
即便如此，最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演播室真的发生没有禁区的讨论，提出他们试图回避的问题，录像便会终止，或者取消节目，或者至少将不愉快的片段扔到剪辑室的地上。最终，除了让当权者下更大决心不让此类事件再发生外，这类举动达不到任何目的。
而且，我的一些朋友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我很同情台上可怜的沈冰，走在看不见的钢丝绳上。为什么让她的工作更难呢？
还有一条是，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老朋友，她认识孙家正。因为我是她邀请来的客人，我所说的任何负面的话都会让她难堪，不论她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试图做个英雄，我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无理之徒。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头脑中翻转，毫无疑问，许多其他观众脑海中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最终—如果我可以代表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我认为让我们闭口不言的压力与让中国人就范的压力一样是恐惧。一种无形的但实实在在的恐惧。我们的恐惧与我们做为“中国的朋友”的特殊身份直接相关。我们中的很多人要在中国长久地待下去。我们的很多朋友甚至绝大多数朋友是中国人。我们中的很多人的配偶及亲戚是中国人。我们的工作、事业及至我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身份的认知与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息息相关。能够不受限制地接触进出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生命及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要因为直言冒那么大的风险呢？我们都见证或听说过此类恐怖故事，有些外国人跨越了不成文的界线而不得不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我那个星期就听说过一个英国人仅仅因为将中国国旗印在T恤衫上庆祝中英合作而被驱逐出境。) 这个节目的第一批观众将是审查员及党的干部，他们确保内容的适宜。这些职能人士与主宰我们命运的当权者直接相通，仅此便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不需要直接的威胁，就是这种潜在而真实的报复行为就足以起到震摄作用。
这样，赵和孙便有充足的余地划定谈话的范围、起止的界限及保存颜面的例子，巧妙地讨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显得自己是完全新闻透明的斗士，不受丝毫置疑及反对：
赵：我希望他们(外国记者)能准确报导现实。例如，在中国许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过马路。他们可以写此类事实，但是如果他们说中国没有汽车就不对了。我不介意外国媒体如何评论只要他们反映的是客观现实…
孙：我曾经和一些外国朋友交谈，他们告诉我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多因为他们去过很多城市。可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我对他们说：“冬季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已经考虑到千百万老百姓如何过冬；他们是否能穿得暖吃得饱。因此，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人落到贫困线以下，中国有一千万人脱离贫困。”这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有三千万人面临过冬的难题。对我来讲，穷并不丢人。我们怎么能够改变贫穷的命运持续发展并享受高水准的生活？这是个涉及我们尊严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短处藏起来。每天，我们的电视节目都在指出并批评各种不足；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们的外国朋友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交流实际上意味着交心。
这个观点，即中国的媒体每天都在播放对中国的批评，这些内部批评可以坦诚地与外界交流，无论对赵还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纯属无稽之谈。中国的电视并没有对中国的真正的批评，令中国觉得尴尬的消息更有可能在中国之外播出，正如赵自己所抱怨的外国媒体的负面报导。赵和孙对此当然了解，因为他们的职责便在于使这一体系能维持下去。二人决非受人围攻的透明媒体的斗士，他们实际上处于整架监控机器的核心以确保中国的媒体被过滤没有负面的评论。这个角色表现得越明显，我越意识到：我们外国人并不是那天的观众。我们只是一出粉饰太平的电视剧的小配角。
中外媒体对话有一个特点因过于明显而很少被人评论。它是通常人际关系中使用的虚伪、欺骗、留面子等各种技巧的综合。是这样的：
如果我发现和另外一个人就某事意见分歧，但我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我将考虑突出我们的差异，明确表明为什么我的立场是正确的而另外那个人的是错误的。如果相反的，我痛苦的意识到另外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而我是不对的，我便换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政府的策略便是换话题。
当人们批评中国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中国人不是直接了当地宣布：“是的，我们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我们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威胁到我们的安全。”相反，他们变换主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当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人不是说：“你对我们人权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相反，他们换个话题：“你们的人权问题又如何呢？”
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都曾经玩过类似的把戏，用美国的说法叫“转圈”(spin)。但是在中国，这个手段应用的历史极为悠久，目前已经成了官方处理一切尴尬局面的常规方法。一个政府在阻拦对它的问题进行任何公开讨论的同时，默认这么做不能建立解决问题的互动，变得极端骄傲、极端窘迫，因为每次对问题的公开否认都突现其顽固不化的的特点。在我们面前的台上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基于这样的现状及参加者的特殊身份，讨论的主题应该是中国官方对信息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整个节目的副标题，我们都很清楚，包括台上的两位嘉宾。但是赵和孙却变换了话题。结果所有的概念在“新思维”中有了新的涵义。“信息审查”变成了“有效的交流”；“交流的批评”成了“无知”；“给我们你的建议”蜕变成“给我们你的沉默”。我们都心领神会并遵从了这样的暗示。
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整个晚上只有两个较为负面的言辞。一个是BBC的记者，用流利的中文，针对赵所说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导的统计，他说︰“换作是布来尔(Tony Blair) ，看到这样的比例他会很高兴”，他提醒每个人歌功颂德并非媒体的职责。不过这个记者还是退了几步，和缓了他论证的主旨，半开玩笑地说，世界上的领导人会很高兴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并不会在意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报导。赵不知怎的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幽默，说：“我想，这大概是文化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对这类不好的报导很在意。”他仍然坚持50%的批评率太高，有失偏颇。
主持人沈冰没有再拓展该记者的评论，巧妙地继续下一个话题，甚至让人无法察觉她有意回避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她肯定是害怕这类的问题，早有准备将话题巧妙地引导到中性地带。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整晚的录像过程中她太少要使用此类技巧。包括我在内的观众，总体上来说表现很好、积极合作不找麻烦，象一班驯顺的穿着校服的中国中学生。
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节目的第二个负面评论，唯一一个带刺的评论，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站起来，用无畏的、反感的口吻戳破文明的肥皂泡，说：
我知道您二位的职责是将中国介绍给外界，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及英文版的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北京综述(the Beijing Review) 之类的刊物。但我印象中外国人没有人看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些刊物无聊而空洞。外国人更为中国的真实现实所吸引，疮疤及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这类刊物只是你们这样人的喉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只是粉饰、玫瑰的假想世界。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要采取哪些措施？(注3)
这是个带电的评论。可以感到气氛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座位上有很多人点头、挪动。终于，有一句真话，一个情绪表达了每个人头脑中的想法。这是个应该由我们在座的外国人发表的评论，却由一个中国人讲出来了。两位官员头一次有些触动。赵转换了一下主题，说是的，我们都同意中国的真实面孔没有让人了解。但是，他继续道，他不认为被提到的刊物真有那么差，因为人们经常可以从中发现反映环境、经济及腐败问题的文章(老调重弹！)。不幸的是，这位先生的问题在节目中出现得太迟，对整个晚上的总体旋律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确实让我及在场的每个人感受到一丝道德的清明，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开口说话。
但是我始终没有说。我坐在那里，愁苦地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少曼德拉(Nelson Mandelas)这么多谨小慎微的妥协者。当我越意识到直言的危险有多小时，我越发觉得我所以保持沉默的种种原因只是借口而已。原则上我是可以说些什么的。当然会从节目中删节掉，当然会让我的中国朋友尴尬，会给无辜的主持人带来麻烦，当然会有不怀好意的人给我记一笔。但是我应该说点什么。也许别的人会保持沉默，如果真是那样我更应该说出来。然而最终，我还是没有聚集足够的勇气来打破令人尊敬的文明。
那天晚上我怀着对自己的厌恶及浓重的烦恼离开了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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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很难为情让其他人看。也许只是试图明白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希望说以上的事情只是个单独的事件，但其实并非如此。或多或少地，我所描述的心理历程是我乃至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面对的现实。对我们这些为中国媒体工作或与之打交道的人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当今控制机制以更为隐蔽巧妙而难以预料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目前检查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开放的了。常听说只要不涉及政治，你在中国想说什么说什么。确实，中国媒体就内容而言已是大大的开放了，有关性、离婚、团伙犯罪、毒品、艾滋病、精神病以及家庭暴力的内容成为谈话节目、电视连续剧及街头小报的主题。这似乎让不太挑剔的旁观者觉得在中国目前对媒体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只有列出媒体现在有哪些内容是不能涉及的人们才能意识到在多大程度上对媒体的控制依然存在。罗列的结果是谈话的禁区，完全缺乏政治内容也正好体现了检查的存在，如同在犯罪现场用粉笔画在地上的受害人轮廓。
其次，检查机制没有自上而下明确的指示。如此含蓄的背景控制体系之所以运作得这么好恰恰是因为它的不明确性。审查通常的表现是令人不快而非面临真正的危险，如同老化和交通堵塞，潜移默化地被接受成为人生活常识的一部分。人们往往会忘记还有各种限制存在。
我曾经做过一个谈话短节目《精彩十分》的嘉宾。当时的话题是互联网。在开始录影前主持人对我说：“好，放松，可以说任何反映到你头脑中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应该没有问题。”我被他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触动。任何想到的事情？包括政府封锁敏感网站及BBC之类的新闻来源吗？包括法轮功运动及其他一些地下组织如何通过电子邮件把他们的消息送给千百万人吗？我们能随意讨论网路色情吗？聊天室是如何被监视与控制的？有些人仅仅因为设立有关民主的网站便被捕入狱该如何说？我们能讨论近期政府试图封锁Google网站并用中国的网站取而代之吗？我能提尽管Google网站已被恢复，政府学会了如何取消该系统的储存功能，使得用户不能借助该功能连接储存在Google网址库的被官方封杀的网站吗？我能抱怨官方可以肆无忌惮地检查每个人的电子邮件吗？诸如此类等等。当我向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到这些的时候，他只是皱皱眉，说：“是啊，好吧，几乎所有的事。”
他的反应很生动，因为它揭示了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能与不能接受内容的模糊的界限。没有细致罗列的戒律，他必须逐渐形成一种第六感明白什么将遭到禁止，准则通常会很细微模糊。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最终会对相当广泛话题的自发采访应对自如，不论是对同胞还是外宾，灵巧地回避有问题的话题，如同有经验的司机可以无意识的绕开路上的鼓包及障碍物。我的经验是，中国99%的对媒体的审查是来自这样的自我意识和先见之明。
如果我对此的看法是正确的话，这其中的心理机制相当庸俗。我们所有人都会下意识的根据场合来调整自己谈话的口吻与内容， 在有些场合避免说脏话，避免谈到钱、性、宗教、生理残疾或其它的令人不快的话题。这种交际技巧与中国媒体工作者每天处理政治内容的手法雷同。虽然有很多时候信息被细致的剪裁过，而通常这个审核过程已经变得如此自发自动，都用不上真正的检查。
不论是否意识到，约束是真实的。这让我不得不面对令人烦恼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习惯性的接受阴影中大人物的暗示是因为他们的事业依赖于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但是外国人的确有别的选择。我怎么解释自己经常参加电视节目，尤其是非常清楚很多时候我的外国人身份是被利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呢？是否同意参加游戏就意味着接受和认可游戏规则呢？
象生活中的任何决定一样，尤其是在中国的生活，答案总是非常令人不满的混乱。有些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以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所有事物的看法的形式出现；而中央电视台的流行节目《实话实说》及北京电视台的《银屏连着你和我》只是偶尔有节目需要外国人的观点来使讨论更加全面。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外国人只是就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如养孩子、买车等发表一下代表西方人的看法。在这样的场合，以文化交流为主，没有任何政治后果。在这些场合，我通常乐意作为嘉宾出席，因为这类节目往往是好意的，谈话的形式相当自由。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也会播出简单的新闻及一些信息节目，采访有名望的外国人(如英国大使或者象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来访者)。这些节目明显地含有相当广泛的政治内容，通常可以播出，因为广大民众因语言而受到障碍，但尽管如此，内容通常也被严重编辑过。
但是有另外一类节目，我们这些外国人被邀请参与(或称之为合作)，节目中外国人的面孔是为了用来表达一个明显的政治讯息。例如，当1997年香港交由中国管辖时，讲中文的外国人被不断邀请参加各类节目，包括聊天节目来显示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宣传的支持。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为原则问题，拒绝参加这类节目。但是，界线如何划分呢？是否应该拒绝在欢庆国际儿童年的庆祝节目上讲支持性的话，或在保存长城及其它文化遗址的记录片中讲话，仅仅因为政府为这类事情提供财政援助？如果我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我是否拒绝在中国电视节目上就此事的采访中发表看法？即便中国政府的观点恰巧与我的看法一致？如果，象经常会遇到的那样，在一个中性节目中出现了敏感话题，我该如何应对？我缄口不言吗？发表不受欢迎的论点让主管人害怕他们的工作？或者好脾气的随声附和或者装糊涂，让每个人都活得轻松一些？
这些问题是每个在镜头前出现的外国人都要考虑的。每个人根据具体情况如上下文、自由及压制的程度、参与者的目的，以及对整个事件的直觉，做出决定。在我对《对话》节目的上述回顾中，当用群体心理学过滤之后，人们可以看到特殊情境中各种胁迫的压力。谁知道在另外一个略有不同的环境下事情将会怎样？
我不能代表任何别的人发表看法，但是我的决定是尽管存在陷阱和妥协，仍然值得做为一个参与者。与我以上描述给人的印象相反，其实我对这种跨越文化的媒体交流的总体效果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是，尽管存在界限及限制，这种控制不是也不可能绝对化。这个系统是有漏的，时时处处都有。尽管中国面临检查机制以及电视媒体自身内在的浅薄，我和参加节目的中国人之间时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实、人情味、甚至具有启发意味的相互碰撞。当节目是在演播室录制而非现场直播时，气氛通常更为轻松也更易于接受真实的现实。我甚至先声明：“我知道这些会被剪辑掉，可我还是想说…”尽管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被播放出去，我希望它们在听众的心里引起了一些共鸣。听众在放下防卫后所说的话常常令我吃惊也让我很受启发。
而且，必须承认中国的观众比政府宣称的要成熟得多。即便是最消极的虚度光阴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他们是被操纵的，他们可以从漂白的内容及虚伪的胡说中解读出相当多真实的意义。当我批评美国或西方时，因为我经常自由地这样做，我从观众的点头中体察到他们领会了我没有说出涵义，包括中国在内所存在的不足，他们完全能够自己填空。在北京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我提到美国的枪支控制问题后，一个观众找到我说：“我同意你说的枪支问题是你们国家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观众席上的绝大多数人在想，至少你们有那种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制，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你的话让我对中国的认识比对美国更多。”
当然，越来越不必使用这种间接的多层次的解码。随着网络及卫星电视的发展，中国的信息环境到处是洞，政府对其控制的努力越来越显得病态、愚蠢。实际上，
他们很多措施的无济于事让人觉得他们除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外大概有其它的目的。我不时想到我的导师，在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肯尼斯‧德斡斯基(Kenneth DeWoskin)所意识到的，共产党不可能认为每个人会相信他们宣传的理想；实际上，当权者能够让每个人重复赤裸裸的谎言本身是他们显示以至加强他们权力控制的手段。
最后，尽管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谈。在当今的中国，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在每个拥有计算机的人的指尖。象世界其它地方一样，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要真正有效，必须从分散、误导人们对令人不快的主题的注意力入手，共产党正在跟上这个形势。1989年，没有人知道魏京生是谁，是因为政府可以把他从中国的信息环境中抹掉。今天没有人知道魏京生是谁是因为布瑞特尼‧斯皮而斯(Britney Spears) 性感而富有魅力。可能当权者正在学习比他们现在使用的更为高明的控制手腕。
注1: 孙家正曾于1984年至1988年之间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赵启正于1998年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曾于1993年及1998年间任上海市副市长。两人均为中共16大中央委员。
注2: 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刊登了删节及用心编辑过的节目记录。因为我没有其它有关这个节目的记录，本文引用的绝大多数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记录，我修改了其中无数的语法及断句错误。其他的则来自我的记忆及我当时的速记。
注3：不用说也知道这番话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找不到。是我从自己当时的笔记中整理出来的。
*文章标题为编辑所加(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