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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把思想自由的火炬传给新一代

--评杨小凯之死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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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7日讯】由于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死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一生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来,杨小凯英年早逝,虽令人惋惜,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大陆传播宪政和思想自由的圣徒地位。这自然并非杨小凯和他的亲友所愿,但事实是,他的早逝很可能让他的思想对大陆发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杨小凯是革命的逆子。他曾因真诚地信奉革命而险些被革命吞噬。十年牢狱,杨小凯自助天助,不仅没有虚度光阴,反而苦学成才。杨小凯又是革命幸存者中之最幸运者。他思想自由的天性不仅没有因劫难而泯灭,反而大难之后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契机。他得到了在世界上最崇尚学术自由的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的机会,并在西方学术界崭露头角。

表面上看,杨小凯死后得到大陆报刊的追捧,是因为他在西方获得卓越的学术成就。不少经济学者相信,杨小凯若不死,将是最有希望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大陆报刊对这一点的宣传,不仅大大提高了杨小凯的知名度,也帮助遮掩了这样一个事实:毕竟他们宣传的,是大陆专制制度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个持异议者。

一些大陆的青年学者,知道杨小凯与大陆主流经济学者对大陆的改革有不同的见解,但是,由于当局对海外华人刊物的封锁,很少知道杨小凯对大陆专制的批评,更少知道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道路的联系。对杨小凯生平的报导,使大陆青年有机会看到,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的,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这和大陆主流和非主流的多数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六四以后,犬儒主义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主流。在共产主义大退潮的巨变中,中共沦落成为一个完全以求生本能来执政的政权。大陆学者的多数人,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有与专制政权一道求生存。于是,各种建立在个人利害精巧计算基础上的“学术”充斥学界。一些聪明人因此而名利双收。反对这一主流的,则有一批不甘精神和道德堕落的勇敢者。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则是对当局和主流学者们进行道德指责,结果往往是招致当局对自己的迫害。也有一些优秀学者,不受虚名的诱惑,也不把道德批判等同于探索真理。不过,这样的学者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诚实的思考和工作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也难为外部世界所知。在扭曲的价值判断影响下,青年一代深受各种“明星”学者虚浮学风的影响,而不知独立思考的价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少留学海外的大陆学子也加入到了大陆沽名钓誉的学术市场中,对青年发生了极坏的影响。

杨小凯不仅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大胆创新,而且,他对大陆面临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杨小凯一生从未放弃中国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抱负,但是,他远远超越了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虽然他从不隐瞒自己反对专制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但是,他也从不满足于对专制政体的道德批判。作为一个学者,他想知道,专制国家为什么会在竞争中输给民主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近年更苦苦地探求西方走向宪政的奥秘,希望从中得到的启示,有助中国摆脱专制。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劫难不已,正是因为缺少杨小凯的这种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发扬的最大障碍是自负。了解杨小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但杨小凯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克服了中国知识份子自负的顽症。这不仅表现在杨小凯严格遵从西方学界严谨的治学规则和作风,更难得的是,他对自己一生因无知的自负而发生的行为,正式忏悔。他感悟到了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也许永远不能懂得的道理:自负是理性和思想自由的大敌。

当然,如果杨小凯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没有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高度认可和尊重,他的思想也许不大会对势利的中国人发生太大影响。而杨小凯之死,无疑放大了这一影响。这对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我相信,杨小凯会想到,这是上帝别有深意的安排。上帝希望通过他把思想自由的火炬传给中国的新一代。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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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27 9: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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