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垦:最后的晚餐

──《空山诗选》始末(四之一)
邓垦
【字号】    
   标签: tags:

【大纪元7月28日讯】1966年7月,“文革”运动已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由“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大搞打、砸、抢、烧“破四旧”的阶段。我在雅安,被单位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难保,“天兵天将”们又几次上门查书收书,随身带来的一箱书籍也已被收缴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陈墨却偏在此时突然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书,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艺书籍。其中有一本残破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北极风情话》,显然是一本禁书。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陈墨一生喜书,无奈家贫,藏书寥寥,忽地将其全部“家当”给我寄来,肯定处境比我更糟,但这样做于他是损,于我可是祸呀!我无计可施,只得将这包书付诸一炬。

转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国各地各路“造反大军”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的对象。一般平民百姓方从人人自危的厄运中找到一点扬眉吐气的机会。我妹到雅安来探望我,住在我的单位上,代我收到陈墨用一张废纸写来的信(托杨枫寄发),无头无尾,只有草草几个字:“姓邓的,把书还来!”我猜陈墨也被“运动”整疯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寄给了我,肯定几个月寝食难安,今天下大乱,再无后顾之懮,于是发令收回。但我却是“坑灰未冷”,书魂难招了。

我谅解陈墨,小小贫民一个,衣食无著,居无定所,尚成惊弓之鸟;名重一时、藏书丰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尽,怎对得起毛泽东发起的这场“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国武斗兴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发生了几场震惊全国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声中,雅安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我象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东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现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东郊租一间住房。我说:“成电墙外沙河边的松柏村许多农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几年成电占地后赔修给农民的砖瓦平房。房新树多环境不错。我陪你去问问。”租房很顺利。我们仅找了一家农妇就达成了租房协议:租房1间,约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陈墨预付了1个月的租金,我俩便将屋内、外打扫了一番,约定第2天就搬家俱来。

第2天,我早早地从成电后门到了松柏村,守着“铁将军”发呆。等到日上三竿,方见陈墨和一个小伙子汗流浃背地拉着架架车来了,车上捆着床、柜、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着空车离去后,我和陈墨开始收拾。床是一张西式床,这东西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衣柜带镜,非一般家庭之物;写字桌带抽屉,俨然有办公的派头;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内顿时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卧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现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对胡适先生开创中国新诗以来特别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新诗坛的详细资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如获至宝,立即相互传抄以供借鉴。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培训”,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时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蜃□。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东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野草》这批人一直是书卷气不足、绿林味太重,那是整个社会环境太恶劣和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造成的。

当时,“发配”到会东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时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辉、“发配”到喜德的张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阳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杨枫、冯里、万一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为我们日后搞《中国新诗选》、搞《空山诗选》、乃至搞《野草诗选》等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陈墨搞了1本《中国新诗大概选》,徐坯搞了1本《外国诗选》,我搞了3本《中国新诗选》,甚至将陈墨和我的诗以徐志摩、陈梦家的名义私塞了进去,鱼目居然混成了珍珠,使不少诗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当属蔡楚。他直到1980年3月才弄清楚《久别的微笑》诗作者不是陈梦家而是我。这些当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实在是苍天有眼、为了证明我辈在险恶的环境下是怎样“偷食”人类文明供果的!

如果说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义,那么我们认定的《最后的晚餐》,则是文学意义上的、对出卖文学的伪文人和践踏文学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 《空山诗选》是一个手抄孤本且内容多为当局所不容,故首先在成都的朋友间传观时,就严格限制外传;若需转抄一律使用作者认可的化名。朋友中间转抄得最多的是吴鸿、杨枫、罗鹤、熊焰等人。当时,陈墨尚在盐源,白水已返甘孜,张基仍滞喜德,阿宁、峦鸣、长虹长困荥经。这些友人飞鸿传书得知《空山诗选》已经搞出却不得一见,恨得牙痒痒的。阿宁来信说:“行行好,明年春节探亲,请务必将《空山诗选》带来让荥经诸友一睹为快。”我顾虑太多,不敢遵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