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艺术(一)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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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3日讯】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尽管战事频繁,可文化、科技依旧繁荣,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为后世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

文化

* 文学

散文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记的帝王的誓、命、训诰,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价值。《尚书》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其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

春秋时孔子编撰的《春秋》,是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通过极为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褒贬。《春秋》对于后世历史编写起到示范的作用。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质朴、精炼而形象生动,“诗味”浓郁,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中国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这本书不但有丰富的语言,记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曲折生动,极为活泼,而且叙述历史事件,特别是描写战争,都能绘声绘色,令人读了如同亲历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竭力称赞《左传》的叙事文,认为是“古今卓绝”的(《史通﹒杂说上》)。《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诗歌

民间歌谣在春秋、战国间是非常流行的。《左传》、《国语》和诸子书,就时常称引民间的歌谣。由于歌谣的流行和发展,战国时代的诗歌在文体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国风》是土风歌谣。“兮”字的有无是区别当时宫廷和民间歌辞的标准之一。在《国风》里常见用“兮”作语助词,《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中就很少见。原来“兮”字古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

到春秋、战国间,民间歌谣中出现了句法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已不像《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这时民间的歌咏往往是用音乐来伴奏的,在音乐伴奏中,唱着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是很能感动人的。荆轲从燕国出发入秦谋刺秦王时,路过易水,高渐离弹著一种叫做筑的竹制的弦乐器,荆轲歌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歌和高渐离所弹的筑的音调是相和的,据说先为“变征之声”(“变征”是一种悲哀的音调),大家听了都流泪涕泣;后又“为伉慨羽声”(“羽声”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音调),大家听了,都睁大眼睛,头发也好像竖立起来了(《战国策﹒燕策三》)。 这时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

据说楚顷襄王时,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钟鼓的声音刚停止,打桨的越人就一面打桨,一面歌唱,用越语唱出了三十二个字音的一首歌,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用楚语译出,成为这样一首楚辞:“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

诗歌的代表: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时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在《楚辞》中除了《离骚》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等篇。

* 文字

中国的古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识的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说文解字叙》)。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辵”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战国时代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

艺术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战国时代艺术的大量具体材料,得益于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益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 青铜器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都有待研究。但明显的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洁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

* 雕塑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显然具有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长沙出土的木俑和洛阳出土的胡女铜像,动态的表现是很微妙的。作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艺术品,是不平凡的尝试。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雕塑,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洛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跽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要跃入水中的蛙,这些作品表现动物的动作都很真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采用夸张的手法。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

* 绘画

《韩非子》记载了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画中的主要题材。楚国诗人屈原在所作的《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齐王客认为画人所熟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画。 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和辉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以及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

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 在工艺美术范围中,漆器工艺尤为突出。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轼,都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苎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 玉石

玉石工艺也有杰出的表现。洛阳金村出土的玉珮、玉璧及各种动物形玉饰,辉县出土的大玉璜、雕金镶玉嵌珠银带钩和玉鹦鹉,技术精绝为古代玉器工艺之冠。金村发现有玉石工艺的半制成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过程。但古代制玉的技术,对于我们仍是一个谜。战国时代玉器工艺中体现了图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规律。

* 服饰

东周男子服饰与西周服饰相差不多,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服装款式特点为右衽、窄袖,长至脚踝,腰间束带的较多,也有衣长与坐齐的。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但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一般“士”服是窄袖织纹衣。这种服装为矩领,领、袖、襟、裾均有缘饰,肩上有披肩,腰系绦带,并在右侧挂玉珮。

而春秋战国贵族冠帽与服饰与一般士人有所不同。他们头戴冠,两侧有组缨下垂系于颌下,脑后辫发上挽,包入冠内;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鞋。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玉人为戴冠、穿宽袖服装的官员。

春秋除胡服之外,还有一种服式,叫“深衣”。深衣不同于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连在一起的服装,这种服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论贵贱男女、文武职别,都可以穿着深衣。

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齐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征,这种服装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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