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0日讯】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难题
一、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于经济自由的扩展
二、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
三、政治改革在中国是如何进入“休眠”状态的？
四、中国的难题：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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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并陷入暂时性困境之后，出现了一轮对中国改革模式的 “成功经验”自恋自夸、自吹自擂、孤芳自赏、自我表扬的热潮。比较典型的经验总结大概有两项，其一是所谓“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其二是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两项“经验”被当作中国之所以保持社会基本稳定、获得经济高速成长，而前苏联和东欧之所以社会剧烈动荡、经济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将这两项所谓“改革经验”贯彻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便助长了“能不改的绝对不改、能慢改的绝不快改、能小改的绝不大改”的保守心态，尤其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往往强调必须以市场体制成熟、物质条件具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高度稳定作为真正启动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于是，政治体制改革陷入一个怪圈回圈：只有在市场经济成熟、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政治改革的进程，回避或消解政治改革给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的转型，上述市场经济成熟、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和谐稳定的预设前提又根本不可能实现。那麽，这无异于说，对于既得利益阶层而言，只有政治体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稳定、最安全、最正确的选择。
然而，所谓“渐进”与“激进”，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所谓“政治体制”与宏观的国家经济制度，也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那麽，“渐进必然优于激进”、“经改必须先于政改”的说法，乃是似是而非的有害之论。比如，将东欧公开化、法治化的私有化过程称为“激进改革”，而将中国偷梁换柱、偷天换日的静悄悄的私有化称为“渐进改革”，将前苏联国家公开化的民族矛盾、政治分歧归罪于政治变革，反而将政治高压掩盖起来的社会冲突视之为“稳定”，这样的描述无异于障眼法和自欺欺人的骗术。
将中国政治改革的拖延和迟滞当作“成功经验”，是错误的和荒谬的。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度过暂时性的政经危机，重新获得稳定、安全和发展之后，我们再来反观中国的改革历史，直面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难题，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到，正是政治改革的迟缓造成了中国现行体制内外强大的张力，使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受到严峻的考验，并且加剧了社会分化、利益冲突、阶层对立的形势，许多重大的矛盾和突出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归结起来，都或多或少与政治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一方面，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优越性”已不复存在，但旧模式的固有毛病还远未根绝；另一方面，我们离成熟的市场体制还相距甚远，但原始、野蛮、权钱勾结的“坏的市场经济”却为祸日深。列举一些对当前中国造成最多困扰的老、大、难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特性：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与解决的难度，与民主化不足，与不能提供公平、平等的制度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的腐败人数之多、腐败行为之广、腐败程度之深、腐败规模之巨，几乎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这一深入中国政经制度之骨髓的痼疾，远不是常规的反腐倡廉措施如党纪政纪、撤职枪毙所能解决，更远远不能用“美国也有腐败”和“取得阶段性成果”来自慰了事。
其实，无需任何高深的分析，中国所有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所有久拖不决无法破解的难题，全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都多多少少可以归因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迟滞。25年来，凡是中国解决得比较快比较好的问题，几乎都是不涉及现行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凡是必须通过改变现行政治体制才能够获得解决的问题，最终都因为政治改革的缺席而成为老大难问题。中国已经无可回避、无从选择，再不真心实意地解决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市场“开放”仍可扩大规模，但“改革”就确实难以为继。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增长，执政当局对于处理经济事务的信心比较大，更养成了以经济手段应对其他一切事务的习惯。不错，20多年的经济成长堪称“中国奇迹”，撇开水分和泡沫不说，中国经济仍然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以为这样的发展可以用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民主建设问题、人权和法治问题，以为发展出来的“中产阶级”必然在政治舞台上闪亮登场，以为经济改革必然会为政治改革创造条件并自动导引出政治改革，以为因赚钱而提高了的“国民素质”和改变了的“国情”就能适应将来的新型政治体制，大约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在制度的改造面前，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还“硬”得起来吗？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