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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杨小凯的两张面孔

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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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31日讯】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制度?老实说,敢想一想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多,别说回答了。两百多年前,有个人叫亚当.斯密,他在一本意外出名的小书《国富论》的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又有个人叫涂尔干,为了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而写了本《社会分工论》。他说,有机社会就是靠着分工合作维系起来的。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又有一个人再次捡起这个经典问题,他就是杨小凯

  杨小凯是个极为刻苦的人。而经济学是公认的体力活,所以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不刻苦,比如另一个出色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杨小凯就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天天如此,这样一算,他的生命密度要比许多不学无术的老教授,偷懒取巧的小博士高得多了。不过,小凯的的真正思想却不是看书看来的,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在监狱里想出来的。如果真要追溯他的精神导师和启蒙读物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与《资本论》。

  根据茅于轼,左小蕾等的回忆,杨小凯80年代初在武大教书时就开始讨论劳动分工了。他觉得主流经济学只讨论资源分配,而不讨论组织结构变迁,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就是这个思想,结结实实命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也成就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太复杂了,所以斯密看到的是财富增长的过程,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化过程,马克思看到的则是永不停止的阶级斗争。但要用阶级斗争来讨论社会,必须先得承认有暂时稳定的阶级,然后才能斗争。阶级斗争是动态的,但分析起来必须要有静态的阶级基础。同样的,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财富的增长,必须假定制度和组织结构暂时不变,这样财富的增加才有其正面的意义。

  杨小凯可不这么看,他天生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把发展与财富增长联系起来呢?为什么不看劳动分工水平呢?以前理个发就理个发了,现在衍生变化出几十种不同的服务,这不是比财富的增加更能说明发展的本质吗?主流经济学只盯着市场,却不关心构成市场的组织结构,在小凯看来,这正是本末颠倒了。

  众所周知,近代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思想之上,特别是60年代经过阿罗-德布鲁的工作,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在瓦尔拉看来,经济学的本质是许许多多个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一个拍卖人的指挥下交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虽然我们对市场结构知道得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足够了。

  30年代科斯写了篇文章,把交易费用的思想介绍给了经济学家。可虽然他揭示了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经济学家们一直把制度经济学作为市场理论的补充。毕竟,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经济学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要是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那么它的基础在哪里呢?

  制度经济学家都很狡猾,他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前前后后经历了瓦尔拉,马歇尔,庇古,霍太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等那么多代经济学家数十年的努力才构成的,跟他们硬拼有什么意思。所以诺斯,巴泽尔,张五常都不跟人家玩数学,制度经济学有自己的玩法,想当年亚当.斯密也不玩数学,都是李嘉图用剃刀简化斯密思想搞出来的。

  杨小凯不认这个道理。一方面,他在监狱里就自学了高等数学。80年代初,小凯在国内教书时主要研究的就是计量经济学,也出版了好几本“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之类的专著。杨小凯不怕数学,以他的脾气,注定了他要单挑历代几十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命运。

  小凯深入学习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后,也逐渐明白了这项工作的艰巨,人家搞了一百来年的东西,那么多智慧结晶投在里面了;现在你要白手起家,重新构造一套基于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微观理论。既然别开生面,独创一家,那么你杨小凯必须单枪匹马地同样贡献出这么多智慧结晶不可。

  他的工作被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倒真是个败招。一方面他想保持与主流经济学的暧昧关系,你看,我们两派经济学都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用的数学工具也都差不多,只不过你们强调资本积累,我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而已。但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别出心裁。虽然这套框架名字里也有“古典”这个词,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敌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容动摇。杨小凯在学术界受到冷遇,打压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小凯深知作一个掌门人之不易。他的对手,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的传播与发展倒是遵循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希克斯证明一些局部的关键定理,萨缪尔森加以完善,并撰写了通俗版教科书,最终由阿罗完成最底层的数学工作,接着就是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这套东西。可是杨小凯不行。他只有一个人(后来才慢慢形成很小的团队),他既要提供原创的思想,又要完成各个相关领域论文的推进;他既要撰写奠基性的专著,又要撰写普及型的通俗讲义;他既要在课堂上亲自阐发他的思想,又要全世界地演讲,希望能寻找到或者培育能和他一起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人。

  他竟然都做到了,这就是杨小凯!

  而这背后,就是他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和他五十五岁的生命。

  杨小凯自己也明白自己理论框架的缺陷,毕竟他不是超人。有很多人根本不愿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包括很多著名期刊的审稿人;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不看他的书就盲目崇拜他,冠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头衔。但小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所以他把跟斯坦福经济学教授Milgrom的通信挂到了自己网站上。

  Milgrom是博弈论“四人帮”之一,对拍卖理论,产业组织以及超模态博弈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认真读过杨小凯的工作的,所以他列举出三个观念上的批评。

  第一,经验研究支持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第二,契约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虽然并非建立在交易费用基础之上,目的却是为了弄清楚交易费用的根本性质。第三,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这几个问题,小凯倒不难化解,毕竟他在经济史上下了不少功夫,对组织形式变迁与资本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牢牢抓住交易费用-特别是学习费用的概念,指出大量经验研究结构上的缺陷。

  尽管杨小凯可以自信地回复来自经验研究的批评,但Milgrom从逻辑上的紧逼可能让他更头疼。Milgrom说,“一般性的竞争均衡定理都有凸性要求,在你的非凸性模型中,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一个不具内恰性的模型看上去也可以解释某些事实,但毕竟该定理的逻辑是建立在缺乏内恰性的前提之上的,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

  看得出来,这几句话对杨小凯的打击很大。杨小凯是不服气的,他从来都是这么不服气。90年代末开始,他与孙广振,文枚,周林等一起证明了很多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他们已经将这项工作大大推进了,虽然还不够完美,漏洞还很多,但他们毕竟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的对手可是站在一百多年历史无数杰出头脑之上的。

  一方面,超边际分析有着独特的魅力,它可以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的逻辑可以直接解释用来解释网络效应和知识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小凯的思路是反新古典经济学之道而行之。传统的做法是保证模型的凸性,即保证竞争性均衡存在,然后求最优效率。超边际的大胆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凸性约束,但这也就埋下了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的隐患,小凯坚信可以完全证明这个批评不成立。杨小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决心至死不动摇,正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他认为,他可以用数学做得和无数先辈大师一样出色,这也正是张五常为之扼腕痛惜之处吧。

  陈明说,大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看看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了学问。

  小凯在学问和生命中,都有一个关键的良师益友,那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萨克斯的旨趣与小凯颇为类似,一方面是学问中人,年纪轻轻就获得哈佛教授,有神童之誉;另一方面,积极入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高级顾问。他在玻利维亚主持改革,一夜成名,不过俄罗斯却成了他的滑铁卢,虽然他不肯承认。

  萨克斯对超边际理论在美国的推广功不可没,而杨小凯则在萨克斯的影响下重燃政治关怀,露出枭雄本色。前些年,杨小凯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讨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关系的宏文在网上甫一露面,就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他就被算作中国重要的宪政研究学者之一。后来,杨小凯的经济史笔记,文革回忆录也陆续在网上出现,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很多同人会奇怪,杨小凯不再努力经营超边际分析,去摆弄这些宪政,历史做什么,甚至花了大半年时间专门读宪政理论方面的经典。其实,小凯早已不会在意这些宪政,经济史能够为他带来的学术地位,他关心的是这些文章本身的作用,对中国的作用。

  小凯一生,只关心大问题,大学问。他能进入经济学,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意象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琐屑的学问,他执著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用它来重新阐释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思想。到了晚年,杨小凯虽然仍然笔耕不辍,但他显然已经不是很在乎这些学问了,他笃信基督,心系宪政,越来越返朴归真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给杨小凯带来鼎鼎大名和十年的牢狱之灾,二十多年过去了,杨小凯魂归天国,那么,中国又向何处去呢?

原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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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31 6: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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