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7.1大游行，再以五十多万的惊人数位刷新纪录。今年的游行，一无二十三条可反，二无沙士疫情的悲愤，三有中国政府一年来的多项经济优惠，已经没有去年民愤迸爆的多条政策错劣的导火线，中国政府一定怨愤莫名：经贸紧密安排的好处都给了，“中央与民主派没有矛盾”的好话都说尽了，释法而压抑普选“国家是为了香港好”的一片好心也都掏出来了，香港人为什么还是不给面子？为什么？
第一：港人已经不甘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一年之后的另一次7.1游行，是向民主自由的精神价值高层次的迈进。去年的大游行是不满施政低劣、经济破败，但今年的大游行却真正以民主自由为争求的物件。去年大游行的“倒董”主要是经济衰退、温饱权不足的民情反弹，今年大游行却是情绪完全沉淀后的人权抗争。喊不喊“还政于民”，区区口号尚在其次，去年的游行因经济危机而激发，今年却完全是因政治权利的压抑而奋起，此一质变，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更加忧心。
其次，一年以来，特区政府的施政质素并无寸进。去年三月，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初度呈辞，特首挽留，在挽留的信中，董建华说要全力责成财政司司长推行“经济转型”。又过去了一年多，不必期望“经济转型”可以完成，至少也应该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如颁布知识型经济的一些投资优惠政策。
然而一年以来，六百万香港人看到的是“西九龙文娱计划”又在蜕变成另一个地产专案，一些次等地产商因为利益分沾不果，把一腔不忿转化成对港人普选诉求的谩骂，甚而翻脸对董建华的丑诋。以地产为主的工商界，毫无“经济转型”的意欲，再度恃财生骄，走出前台与港人为敌，特区政府不但无法驾御，而且处处偏袒呵护。中国的“自由行”等优惠又只能暂缓消费服务行业一时之困，于经济转型毫无帮助。
第三，中国与特区政府对民愤局势的反应依然缓慢。人大“释法”，本来就已经泰山压顶，既已“释法”，只应平衡扩充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维持五十对五十的比例，就应该抢先主动，推出“鸟笼政权”的新方案。功能组别应该如何改革？应该增加什么职业的组别？鸡鸭禽贩要不要有一席？的士司机应不应该从运输业分拆？夜总会要不要和酒楼分家？特区政府早应该争夺民意论争的方向，抢先抛出方案，而不是慢慢“咨询”，好让电台名嘴、传媒、民间有新的论争领域，即使要吵，也顺中方意欲的方向吵，而不是费时旷日，又培养“还政于民”、“坚持○七○八普选”的诉求希望。
在“释法”之后，特区政府如果承接中方的旨意，自行设定功能组别和特首选举方式应怎样改革的议程（Setitsownagenda）今天即使再有人示威，标语也不相同。
7.1大游行，一之为甚，其当可再，是香港民主意识的提升，对九月选情又注入了不可预知的变数活力。更重要的是港人的民主诉求已经变成“结构性”的民意抗争，而不再是一时的意气，派糖果没有用了，因为香港人长大了。
然而，中国需要制订一套对港的全新政策思维，抛弃君臣、父子的传统思维包袱，视香港人为博弈的伙伴对手，放下身段，宽容异见，但这正是一党专政的终极盲点。
（原载苹果日报/凌锋推荐）(7/4/2004)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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