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8日讯】六、民权运动
15．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在独立的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麻塞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径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美国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这是殖民时期非常罕见的一次黑奴的合法抗争。为什么是罕见的呢？
因为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尔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不仅是说他们来到新大陆，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还因为当时的非洲不同部落的语言非常复杂。直到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仍有相当多的黑人讲一种起源于二十几种西非语言的叫“古拉赫”的语言。你可以因此想象，两三百年前的黑人语言状况是多么混乱和无奈。黑奴相互之间都常常无法交谈，他们只能通过逐步学一些英语，来进行黑人本身之间的简单交流。
他们更无法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是沦为一种陌生文化的工具。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开始都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大多数黑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他们许多人的原来文化中，奴隶状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洲的部落战争也经常使战俘成为奴隶。种种原因使得黑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逃亡和反抗都只是个别现象，而逆来顺受却被迫成为主流。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麻塞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麻塞诸塞的早期请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是在更多白人的反省之下进行的。
这种人民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经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才有了今天的进步成果。这一过程并没有在历史书上得到反映。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都没有发出类似黑人的声音，黑人的声音尽管微不足道，但是它所包含的力量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战士使用的刀枪棍棒，也不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所能同日而语的。我想，中国有千百年的文明史，在人性的进化道路上，肯定不至于连黑人都不如吧，只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没有反映？
英国签字同意美国独立，是在1783年。在此三年之前的1780年，也就是那些黑人向英总督送出申诉书的仅仅六年之后，哈佛大学所在的麻塞诸塞，在地方宪法中就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款“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具有明确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依据这些权利他们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自由。”
美国的诞生，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人，不再仅仅陷于谋生的劳顿，他们开始问自己，当初他们为什么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究竟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一代一代的新人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你可以遇到生活状况还相对较差，却心境平和的移民；你也会遇到境遇相对更好，却怨声载道的移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当初来到这块土地，所寻求的东西就是不同的。
独立之前的那些殖民地移民，终于意识到，长期以来统治他们的英国王朝，忽略了他们的基本需求。这个需求清楚地写在他们要求独立的旗帜上，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目标反省，实际上又是一次人类对自己的基本问题，即“人性”的思考。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所用的英语名称，实际上是“美国革命”这样一个词。换句话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看在处理自由平等问题上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是不是平等的，自由的口号是糊弄英国人的表面文章，或是为了赶走英国人而制定的一个策略，还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真正理想，对于自由问题的态度，成了一块试金石。如果允许“人人生而平等”的最高原则，和侵犯少数人权利，即殖民者自由权利的现状共存，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荒诞。不论是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思想主流来说，还是对于殖民地国家的思想主流来说，这都是一个躲避不了的历史沈屙。因此我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新的国家，其本身的存亡，尚在生死一线的战场上。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一面对英国开战，一面反而有悖常理地在向自己开刀。独立战争只是一半为了独立，而另一半革命的物件就落到了自己头上。
独立必竟是紧迫和任务，自身革命才只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如果在独立风暴中被淹没，不能生存和发展起来，那么，即使获得了独立，也还是没有希望的。
由此看来，美国黑人历史上争取民权的斗争，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压迫黑人历史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是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压迫和反抗的斗争史。如果是那样，黑人根本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不是一场道义上和物质上力量均衡的对抗，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物质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道义上，穷人也不可能将人类历史过程割断。不可能跨越这一过程直接进入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穷人不可能因为穷就能获得道义上的任何优越感，穷人在道义上也不可能超越上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谁也不能违背的。也就是说，贫穷落后的群体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他们的伟大力量只有和社会上层力量和社会进步主流思想相一致的时候，才可能暴发出来，形成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黑人在短短的一二百年的时间从原始的蒙昧阶段发展成为推动美国进步的巨大政治力量正说明这一点。这和我们历史书中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相去甚远。要说误差也太大了点。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在西方人自己内心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殖民者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思想和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当地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历史并不是他们一开始的起点就是贪婪残忍，缺少道德，而是处在一个道德无法抵御包括“王朝利益”在内的欲望浪潮冲击的阶段。这并不说明人道的失败，正相反，最终对人道的坚持终于战胜了人类贪欲的一面，是自我革命推动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脚步。
当这种自省进程不仅发生在对方，而且发生在被压迫者内心的时候，革命胜利才指日可待。进步必须是双方的。
在殖民历史上压迫和被压迫双方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维系着他们，这些不同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反对压迫的人们。就是对人性的最起码的理解。在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历史上，这些人成为自由社会的基础。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是讲述了一桩著名的案子――阿姆斯达案。那些进行自我革命的人们，其中包括为黑人辩护的美国律师，为了一桩和美国也和自己毫无关系的贩卖黑奴的案件，他们挺身而出。绝不放过。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黑人，在150年前的美国，几乎和今天一样，在宪法的基本设计下，相关的各部门，自动有条不紊地进入了固定程式，几乎一步都不会错。
当一个社会进入一种违法状态的时候，说明有可能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去换来一场社会变革，这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基于人性立场漫漫醒悟扭转并不是一种幻想。美国历史上为了争取黑人自由平等权利，律师们不断尝试用司法挑战的方式，推动奴隶问题的解决。
一群白人律师，为了一群和自己非亲非故、毫不相干的黑人投入了营救黑人的活动中。他们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团队，在宪法的保护下，他们建立起许多的民间团体，相互都有密切联系。许多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没有私人利益，没有报酬的公益司法挑战中。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私人捐款，他们写文章介绍这个案子，寻求支援，募集捐款，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这些黑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隶制的权力，来自于自然法、国际法，自由与人道的呼声。立刻应有捐款寄到。这些捐款除了支援这场诉讼，还包括黑人在狱中的生活必须品。他们组成了一个营救委员会，用了很大的精力吸引民众关心这些黑人的命运。他们需要克服很大有困难，由于言语问题，他们根本无法和这些黑人沟通。听不懂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他们甚至专门请来了一个语言学教授用手语和他们交谈。遍访各地，寻找能听懂他们言语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黑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有追求自由的权力。尽管当时把奴隶视为自己的财产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但是，律师们在法庭上宣布，这些黑人他们不是奴隶，他们是被绑架的非洲的自由居民，他们的生命是自由的。这个可怜的昨天还是任人宰割的奴隶，?Z蟋蘋荃n静恢烂拦ZH且桓鍪裁囱牡胤剑壑涑闪嗣拦ZP桓黾矣骰.?q拇媸降娜宋铩Ｕ庑┖谌嘶共豢赡苊靼资裁词欠.衩望玥舋瞨|裁凑庑┌兹艘镏ZU约海课裁此Z蟋属O姓庋陌兹伺笥选５撬Z褛晡爬豆X故堑谝淮温冻隽诵θ荨Ｂ墒γ且参薹ㄏ蛩Z谎赜素Z宄Z亏I涞降资鞘裁垂叵怠?/SPAN>
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基于他们坚定的宗教立场，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才会产生这种无私而持久的抗争和热情。
《独立宣言》起草人杰佛逊再次表达了建国者们所共同拥有的基本思想，在开篇就重申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并表达了这一批美国建国者们对英王在北美殖民地推行奴隶制的愤怒。
由此我们看出，处在“压迫者”的历史地位，他们能够站在对方的境地，试图离开自己的环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完全无法理解的被奴役方的立场上，质问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1955年，在美国的蒙格马丽市，一位名叫罗沙•帕克的黑人妇女，下班后疲惫地坐上公共汽车，她绝对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也不打算做什么英雄，她只是很累，想马上回家。按照当地的法律，公共汽车是以“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实行种族隔离，因为白人多数有自己的车，公共汽车上黑人多。只有白人坐位区有空位，她就坐在了那里。后来有白人上车，司机请她离开，她坐在那里没有动，并且坚持到最后。她并没有挑战法律的预谋，她只是想坐着休息一下。司机叫了警察，周围的黑人她没有人为她打抱不平。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警察不执法，那么警察就触犯了法律。
这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来到南方，他从小在一种宗教氛围中长大，在北方受到良好的教育，吸取了北方白人文化的理性思想的精华。在他的带领下，黑人开始了为期381天的罢乘活动。黑人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斗争策略，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人性自尊。奇迹般地表现出了坚韧的忍耐力。没有形成对社会的任何破坏和威胁。马丁•路德•金要求黑人要具有“基督徒的爱”。并遵从宪法和不违法。争取自己宪法赋于的权利。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黑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书写历史。长达10年氖奔洹Ｋ婧螅终箍恕叭胱痹硕蛘庖换奶频姆.訄蚨穈?/SPAN>
如今，我们看到美国从国会到议员，从大学教授到公司总裁，到处都有黑人的身影，他们用一百年的苦难容忍和对人性人道，平等自由思想的坚持，终于不再是弱者。
16．新文化运动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也是亚洲最早提出保护人权的国家之一。从康有为《大同书》推崇“天赋人权”，人权理念就公开行之于中国，从那时到今天，知其可贵的中国人在追求人权道路上已走了一个多世纪。在袁世凯复辟封建帝王梦失败后，知识界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有压抑人权、漠视人权的一面，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国民人权意识进行启蒙，政界中孙中山先生也提出新生的共和国今后是否安全必须看民权是否发达，这一论断。孙中山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性。什么是人民的国家呢?孙中山曰：“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什么是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呢?孙中山答道：“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中山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人民必须享有此四大权利，即“必具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很显然孙中山是把社会能否真正进步，与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很可惜，他的这些明智的论断，也未能使他找出一个周全的政治方略。他提出的用革命党对国民的进行民主训练的“训政”（当然，孙中山的训政是有时限的），为后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开了绿灯。
但国民党以党治代法治的训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因此，胡适先生写了《人权与约法》代表主流知识界对“训政”侵犯人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公民丧失了政治自由，财产、生命权根本无法保障。著名教授罗隆基先生也写了《论人权》要求政府按英国《大宪章》的方式与国民签署保障人权的契约。
17．“五．四”运动
《新华日报》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热情洋溢的写道：“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环。……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位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
18．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以皇权为象征的君主政体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君主政体的观念支撑的“道统”并未彻底动摇。这个道统便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对一元化权力的根深蒂固的崇拜，对分权与自治后中央权力受到制约的恐惧，未减反增。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基本没有自治、分治与共治的概念，所信奉的仍然是中央政权的一元领导，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从清廷到袁世凯、孙中山都是这一道统的最忠实的追随者，而不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恩怨与仇恨。辛亥之后，持中央集权大一统论的人士认为，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省，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央政府无能，国家已陷于半殖民地、极度绝望的地步，所以惟有用武力统一，铲除那些主张联邦与自治的社会力量，建立强有力集权的中央政府，国家才有希望。事实上，通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1949年之后，国家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
在君主国与共和国的争论消失之后，问题是承袭过去的中央集权大一统，还是另辟蹊径走崭新的联邦建国之路？在二十年代，用武力统一已不是唯一救国的途径，而联省自治就是当年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中国的另一可行选择。在辛亥革命解决了从君主立宪向共和政体的转变之后，中国出现了统一的、但多中心的社会，也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联邦主义局面。
早在清末民初，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就主张在中国走与美国类似的联邦主义道路。辛亥革命时，呼声日涨。南京革命临时政府也明白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袁世凯与孙中山，甚至北洋军政府对地方自治均有所承诺或至少在口头上容忍。
无论孙文还是袁世凯，他们当时所领导的事实上都是一个多中心民主政治秩序。由于王权旧制度的坍塌、新政权在一开始被迫的容忍，民主在这一短暂的权力真空中勃发出生机，于是在1920～1925年间出现了一股反对国民党武力统一、主张实行“自治省联邦”的运动。
19．联省自治
辛亥革命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代表人物袁世凯、孙中山从未放弃以武力达到一统。孙文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了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对孙氏而言，军政、训政是当务之急，宪政则遥遥无期。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明显带有中央集权主义倾向，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统一。陈炯明则是联省自治派中彻底的联邦主义者，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实行的那种联邦主义政体。导致在辛亥革命中并 肩走过来的陈炯明与孙中山最后分道扬镳的关键因素正是两人在对待各省自治和是否用武力实现统一上的根本分岐。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或“自治省联邦”的思想，与孙中山认为的革命时期迫切需要的“军政”、“训政”的思想格格不入。由于陈炯明拒绝用武力统一中国，两人的决裂也就在所难免了。直至今日，武力仍然被看作是从实现到维持一统的根本手段。
20．“反右”
在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统出现了几十年的断层。1949年毛泽东把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宣布为“美国的第五纵队”，经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拔白旗”、文革，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已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了。
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上亿人遭受政治迫害、侮辱和歧视，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幅度拉开的情况下，知识份子中有人深刻反省、幡然悔悟。顾准成为代表人物。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
1949年以后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当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于“三面红旗”──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下，“科学真理”便很难继续作为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于是，就需要编造神话，煽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退而乞灵于传统的“天命论”。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