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九十一.两种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有利于世界主义的实现。离开民主主义作为基础﹐民族主义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能为人造福的﹐只能被用以维持特权群体﹑寡头集团的利益。什么样的主义能成为普遍的世界主义呢﹖只有符合全人类人性内在需要的和符合全人类共同准则的主义才能成为世界主义的精髓。根据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内在需求看﹐只有民主主义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需要与共同的本性。因此遵守民主主义规则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没有原则性冲突的﹐反之极权专制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都是反人类的反民主的﹐因而是有巨大危害的。

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世界主义者也必然是民主主义者。因为二者都以爱人类为目标为归宿﹐不同的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爱人类﹐往往自爱本国国民的民权民生始﹐而世界主义者则一开始便报定爱整个人类。二者的核心精神皆是人类主义﹔即尊人﹑爱人﹑渴望人类的整体幸福﹐唯一的小差异是前者由部分走向整个﹐而后者一开始从理论上就以人类整体为指南。事实上世界主义尽管理论上起点是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实践步骤仍必须自人类的某个部分的幸福入手。这样看二者本旨上程序上都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就与它们有本旨上的矛盾了﹐中共所鼓动的民族主义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它打的是民族的旗号﹐而其目的是要维护中共权贵的利益。

二000年二月

九十二.民主制度的仁慈和专制制度的残暴

晚读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首年的政局与社会情况变动的简介﹐感慨万分。

八0年以前﹐前总统执政﹐国泰民安﹐人均年收入达二千美元﹐这是因为那时期的政府亲美而廉洁﹐就是说那时期的政府与民主阵营和民主政治同一阵营﹐其政治行为多受民主机制制约。

八0年四月十二日夜晚﹐多伊中士带十六个士兵夜袭总统府﹐惨杀当政总统托尔伯特﹐取得政权。此人腐政暴政互为表里﹐直闹得利比利亚民穷财尽﹐动荡混乱﹐人民饱受痛苦。九0年被推翻﹐罪有应得﹗

多伊靠惨暴的暗杀手段﹐夺取民选政府手中的权力﹐这本身便是强盗行为﹐执政后又实行匪盗式流氓政治。理应一开始就遭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全力反对。然而国际社会的进步阵营没有全力攻击之﹐以致多伊这样的流氓无赖竟统治国家十年﹐不能不说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的一大失责和一大失误﹗这十年间利比里亚的人民是何等的饱受压迫﹑敲榨和虐杀﹗

根据全人类的理性﹐根据全人类历史的事实证明﹐以和平的民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政府必全力以赴为民服务﹐以谋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已任﹐如果它无能如此而稍有腐败行为﹐人民便会行使重新更换政府的权利。

相反以恐怖﹑政变﹑暗杀等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府﹐如果它在稳定局势之后﹐不愿实行公开的符合正义法则的民选﹐继续把持政权﹐那么它必然走向彻底的独裁专制制度﹐进而走向彻底的恐怖统治和政治腐败。最终落到人民头上的苦果﹐则必然是生而固有的民权遭受剥夺﹐劳动及其产品遭受抢劫并遭受随心所欲的挥霍﹐稍为举行一些争取自由民权的活动或稍表现一点民主自由的愿望﹐便会遭到惨酷的镇压。

这两种不同的转移政府权力的方式自然造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结果﹕民选制生产自由﹑民主﹑平等﹑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极权制生产特权﹑奴役﹑贫穷﹑落后﹑不平等﹑不公正和整个社会的民贫国弱。现代世界﹐稍为有点知识基础的人﹐只要他没有放弃良知﹐都会承认这个泾渭分明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既然人类的实践已证明且人类的理性已认清了这样的事实﹐那么全人类就应同心协力﹐推广和扩展民选制度﹐限制和消灭非民选制度。这就要求民主阵营对多伊式的政权以及形形色色的匪盗流氓型的无赖政权实施积极的大胆的果断的有力地扼制和围攻。

全人类能否尽快进入永久性的普遍和平以及永久性的世界大同﹐完全取决于自今而后的一二百年里﹐符合宇宙正义法则﹐符合人间理性的﹐符合全人类所有成员利益的自由民主文明制度﹐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二000年二月

九十三.伟大的艾森豪威尔

此次﹐读《艾豪威尔传》﹐实属平生首次。这是可悲的。从前一直想找此类书﹐皆未获﹐固然与客观因素有关﹐但自己学之无方当难避其责。此次所读的虽非权威本﹐这本书最大的弱点是原则性问题上总是站在落后的立场上。但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艾氏生平的大概。艾氏的童年是平民子弟的童年﹐尽管也遇到贫困﹐但本世纪初阿比伦的儿童的生活比我少年时中国的农民子弟以及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子弟的生活水准要好得多﹐最起码他们有充足的粮食﹑蔬菜﹑有适量的玩具﹐并上得起中学﹑大学。

艾克将军的父母是伟大的父母。他的父亲诚实﹑勤劳﹐他的母亲忠实﹑俭朴﹐都有文化而且笃信宗教﹐他们给后辈的教育是言传身教。有这样的双亲值得引以为骄傲。阿比伦普通的居民养育了一个为保卫人类的自由民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儿子﹐这是何等的伟大﹗

艾森豪尔先生毕业于西点军校﹐有几点值得注意﹕他体格强健﹐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具备相当的组织能力。西点军校是一所伟大的军校﹐它所确立的高尚的理想﹐它所实行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它们设置的课程不断的科学化﹐为人类的正义事业和文明进步培育了数以万计的德才体智兼具的优秀军官。这些些军官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战场﹐为维护人类的自由民主的权利﹐为维护人类的尊严与正义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艾将军就是其突出的一位。

艾将军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比如菲律宾危险时﹐向美国决策阶层建设建立太平战略反攻基地－－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在北非“火炬”战役中坚持快速攻击突尼斯﹐“霸王”计划实施以后﹐坚持“铁砧”行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等等﹐都表明他对局势的判断异常准确﹐他的战略性进攻非常务实而有效。另外他的自制力﹐尤其是他的容人力﹑协调的能力﹐都是惊人的。

他手下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蒙哥马利﹐这是一位傲慢十足但反应迟钝﹐根本不懂得战机为何物的军官﹐他确实应该对“霸王”登陆后的诸多失误负责﹐此人远不如亚历山大可亲可爱。另一人是巴顿将军﹐此人虽修养上稍差﹐但勇敢善战﹐能根据战场上瞬间万变的情况﹐调整军事行动﹐捕捉任何有利的战机。蒙哥马利似乎是个埋头按教科书理论指挥作战的军官﹔而巴顿是甩掉书本﹐抬头随时根据战场敌我态势而调整攻防的人。蒙氏呆板异常﹐巴氏灵活异常。巴顿若遇到孙子必成好友。孙子曰﹕“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官指挥作战时不要死守教条﹐而要灵活机动。

突尼斯战役中﹐ 隆美尔在法伊德山口自东向西发动突袭战﹐进攻艾氏麾下的A战斗群﹐只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进攻与撤退﹐造成盟军伤五千余﹐坦克损失百余辆。艾氏原批示部下自侧翼攻占山口﹐切断德军退路﹐以包抄式的围攻﹐完成反突击歼敌任务﹐无奈部下不从﹐遂使隆美尔成为漏网之鱼﹐从容撤退。在北非﹑突尼斯﹐盟军是占优势的。在法伊德山口的西面﹐本应当布一个口袋阵﹐以阵地兵力与机动兵力相结合﹐诱使隆美尔钻进包围伏击圈﹐然后以优势的空地炮火歼灭之。既没有这样的准备﹐后来隆美尔突入山口﹐攻击山口以西的盟军﹐战线已长之时﹐盟军若能迅速截断山口﹐合围德军﹐也能反败为胜﹐无奈思想与行动不能统一﹐坐失良机﹐白流五千美国官兵的鲜血。轻易使美国五千余对父母﹐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战争是这样的残酷﹐指挥官的一个小小的痳痹大意或判断失误﹐就会使后方千万父母永远丧失自己的儿子。

希特勒的阿登反击战的战略战术上部分的成功﹐原因仍是盟军在侦察上﹑情报上﹑防守上﹑判断上的失误造成的。如果不是苏军在东方发动猛攻迫使希特勒将主力抽调东线﹐阿登反击战将继续保持猛烈的势头﹐盟军将继续损失更多的防线﹑战斗人员﹑武器和物资。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样的历史英雄在反法西斯极权主义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但是我们更应当记住是数以千百万计的普通的官兵的鲜血摧毁了敌人的防线﹐赢得了保卫民主﹑自由的胜利。

民众永远是历史的推动者。

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是在六0年上半年以疾病为由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尼克松代理总统职务﹐就可能在当年秋季的总统大选中给尼克松以竞选的优势﹐要是尼克松当选总统﹐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内政外交会更为出色。尼克松赋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与坚决的价值观念。

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反极权主义的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也在于二战后他们仍然高举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旗帜﹐并在欧洲﹑在中东﹑在亚洲完成了许多实际上的防务。他们重新武装德国就是英明之举。有人反对此举﹐殊不知武装战后的德国就是武装民主的德国﹐这只会有利于人类的自由民主文明的发展﹐只会对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生产更强有力的遏制与抗衡。可惜的是他在东北亚问题上未能大刀阔斧。

在东北亚问题上﹐当时美国政府未能接受李承晚的方案﹐可以说是历史一大失误。西方当时害怕大刀阔斧解决东北亚问题会引起苏联直接卷入﹐其实是个不全面的预测﹐当时应将斯大林在世日子考虑进去﹐应该看到大陆中共力量的有限性﹐应该看到帮助中华民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对重建远东秩序的有益性。结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的是过于现实的因而也等于迁就对手﹐姑息养奸的办法。西方国家决策阶层的哪怕是小小的失误﹐也会使第三世界困境中的亿万人民蒙受长久的苦难。

二战以后远东局势的不尽人意﹐当时美国决策当局是有责任的。二战时﹐美国人民为什么要鼓励自己的子弟到太平洋战区﹐到欧洲战区﹐到中国战区的流血牺牲呢﹖为了是保卫人类的自由民主﹐也为了保护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协助远东人民选择好的社会类型﹐安排好内外事务﹐是与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这方面﹐杜勒斯﹑麦克阿瑟都表现了超凡的远见与谋略。

今日黄昏时分﹐雨住而天微晴﹐清爽之气﹐弥满六合﹐大好野景﹐引人常观。最近南北韩﹑日韩﹑美韩谋求和谈﹐我以为最终的效果不会理想﹐因为金正日的政权性质决定了西方阵营的任何和平努力最终都不能产生预期效果。

二000年四月

九十四.辜鸿铭的民主观

关于为学为道之问题。我以为至四十岁为学为主的日暂告一个段落﹐为道为主的生活方式当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主流。

为学就是增加知识﹐为道就是领悟真知并实践真知。

为学只是人生的准备﹑手段﹐为道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归宿。

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先秦）教育的目的“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大学》中尤其强调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是高级教育的最终目的”（《辜鸿铭文集》下P329）。

很显然辜先生看到了先秦儒家原旨派（亦即大同派﹐大同派亦即民权民生派）的教育思想包含了为学与为道的统一。“明明德”是为学﹐“在新民”是为道。“在止于至善”是“为学”与“为道”都应求达最佳的境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提倡为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道。

《大学》将建设文明的自我和美好的社会规定为学子的人生全部课题﹐或者说在儒家民权派看来﹐求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类成员的文明化和人类社会的文明化。“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只是文明人的准备阶段﹐其目的是建设文明的自我（“修身”）和建设美好文明的人类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

晚上坐于窗外纳凉﹐山野寂静无声﹐淡雾横浮山上。百米那片曾无数次慰藉我心的绿林﹐于夜幕中悄悄输来馨香。聊天无不涉及到人类的命运﹐战争与和平﹐开发与生态﹐水旱与水利建设﹐社会改新与国民命运。

之后复沉思增加知识﹐实践真理﹐同建设文明自我建设美好社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至八﹑九点﹐清风猛来﹐瞬时闷热散尽。上床后阅读《辜鸿铭文集》。

再次感受到辜先生的博大与赤子之心。他是热爱民主的﹐不过对不成熟的民主激烈地怒其不足而已。他引用了孟子的“得之丘民而为天子”为证﹐说“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有了民主思想。它同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是何等相似﹗由是观之。在真正的民主状况下计票投票﹐其人民必须是农夫﹑耕者等庶民阶级﹐而不是居住在大都会中的奢侈腐化的商人﹑银行家﹑财主等资本阶级。”（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P314）“丘民”就是居住在穷乡僻野的普通劳动者。孟子的意思很明显﹕得到普通劳动者同意或拥护的人才算作是真元首。孟子此话以现代惯用语表达则为﹕由普选而产生的最高领导才称得上国家真元首。

由此可知。孟子辜子都对所有非经普选制产生的即所有未经人民普遍认可的国家领导﹐根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大多数未经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都是伪劣产品﹐因而都是人民与文明的公害。

二000年五月

九十五.儒家全面的进步观

复读辜先生文集后感到他对西方部分汉学家否认儒家有“进步”观念是完全有理的。

不过我觉得儒家的进步观是一种全面进步观﹐即强调个人﹑社会﹑历史都应求取进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是提倡个人进步﹔以大同社会为目标是提倡社会进步﹔指出历史必经“据乱世”至“升平世”至“太平世”﹐说明儒家坚持历史是进步的。

儒家的进步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多少仁人志士终生孜孜不倦弃旧图新﹐为中华之进步作出了贡献﹔多少次人民革命以“大同”精神为旗帜﹐掀起了震撼社会的正义波澜﹔多少个思想家强调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因而给人们以伟大的希望﹐鼓舞了许多人为历史的进步而不惜流血牺牲。

二000年五月

九十六.爱是人类早期的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驱力

再读《宪政主义与中国》﹐深感辜先生对人类初期社会组织的形成的人道原因的简述﹐合情合理。

他说﹕“如同人们穿衣最初并非出于物质的和功利目的﹑而是出于道德需要一样﹐被称之为国家的人类社会﹐也同样有其道德根源。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在原始社会早期﹐一个男子遇到一个女子。……激于天然的爱的,从而结为夫妻。……这样婚姻的庄严与神圣就成为道德准则﹐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一旦男女关系置于道德准则的统治之下﹐那么家庭就产生了。由家庭继而形成封建国家﹐那种封建时代早期的宗族国（Family state）。因此﹐我们看到所有人类社会﹐无论是家族还是国家﹐它的起源﹑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不是利益﹐而是爱﹐即人类的亲情。由这种爱与人类的亲情﹐生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君子之道。”

我想人类早期结成家庭与社会的根因中﹐必定有友爱互助的成分。需要友爱是人的天性﹐因为人类不能孤立地存在﹔需要互助也是源出于人性深处的天然趋势﹐因为互助是给予爱的一种最佳的行为。既然友爱与互助是人性天然的需要﹐单个的人又无从得到它们﹐那么人类便必然在群体中寻找它们﹐因而也就创造了家庭与社会﹐来满足每个人友爱与互助的需要。

由此观之﹐人类初期发展群体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主要的推动力来源于人性深处对友爱与互助的渴望。当然我们不否认人类早期结成社会的动因中包含有物利的驱力﹐但是友爱与互助是保障人类物质利益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友爱与互助不但能满足人类本性中生而固有的感情需要﹐也同样有助于满足人类普遍的物质需要。这样看人类亲情在早期人类构建原始社会文明中的确是原驱力﹐是基石﹐只是社会的逐步发展﹐到了阶级社会时﹐这种亲情原则遭到了邪恶的统治阶级的背弃与践踏。

然而因为整个人类的良知不可灭绝性﹐因为大多人的天性中生而固有的友爱和互助的需要﹐必然广泛存在﹔因为没有普遍的友爱与互助社会便易陷入持久的混乱和解体﹐所以中世纪末期﹐以提倡友爱互助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勃然兴起﹐最终人类在更高的水平上复兴友爱与互助的行为﹐并建立了一种根源于友爱与互助﹑保护友爱与互助的社会体制－－现代民主文明。

当社会的体制与运行能循着并满足人性需要时﹐它就能兴旺繁荣﹑健康富足。这是历史已证实了的。或者说最初人类社会循着人性的内在需要﹐建立满足友爱与互助需要的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所以原始社会人类虽然遇着简陋的物质生活（然而由于上古时候人少地多自然资源丰富﹐这种简陋的生活并不是匮乏的生活﹐一般情况下﹐很少有饥寒交迫的日月）﹐但人之间亲情浓厚﹐互爱互助﹐互尊互敬﹐整个社会充满祥和和安康的气氛。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亚细亚式的东方极权主义社会﹐由于当道者抛弃了互爱与互助这个符合人性需要的道德原则代之互害与互斗的原则﹐于是社会时常陷入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混体﹐多数人的天赋需要遭到封杀﹐普遍的相互坑害大大地破坏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裂﹑解体﹑民生凋弊﹑生民涂炭或停滞不前﹐成为违背了友爱与互助法则的社会的常态。

到了现代民主文明时期的社会﹐诸多人道的社会在更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准上建立了满足人类友爱与互助需要的并能使之普遍地高质现实化的民权体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格﹑自由﹑权利﹑合理的愿望都受到高度的尊重﹐人们普遍地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因而普遍地安居乐业﹑富足文明。这种建立在普遍善的意愿之上的社会又鼓励了并庇护了善的普遍发展。

可见社会遵循友爱与互助的原则是多么重要。在当今没有做到这样社会﹐首先要推行和解与合作的做法﹐以此化解由来以久的因体制造的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隔阂与仇恨﹐然后在此基础是﹐各阶级各阶层合作﹐共建民主社会﹐以便来自人性深处的需要能得到最好的满足。

二000年五月

九十七.伟大的精神文明是本源性动力

尼采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让我的人格的全部力量化为光和烈焰﹗这在我看来是仁人志士的唯一责任。

对一个民族而言﹐物质的相对贫乏并不可怕﹐因为这可以迅速改变﹔环境的肮脏并不可怕﹐因为这可以在清扫之下化为乌有﹔但是若它的众多的成员精神遭到污染以致于麻木不仁﹑丧失了仁慈与理性的品质﹐那才是最可怕的瘟疫。但是光和烈焰的火种不会灭绝﹐那些愿充当光和烈焰角色的人不会停止奋斗﹐他们将带领大众走出精神困境。

一个民族欲达复兴伟业﹐有一个前提昌不可回避的﹐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多数民众首先要获得精神上的复兴﹐即摆脱自己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重新回归到崇尚并信奉仁慈与理性的轨道上来。有了仁慈﹑相互间就会产生更多的关心与互助﹐并共同憎恨危害多数人幸福的邪恶势力﹔有了理性﹐人们便能普遍地认识到是非的区别﹐认识邪恶势力的非理性行为是民众广受不幸的根因﹐最后必然普遍地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幸福﹐必须挺身而起﹐与贪污腐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如果没有全民族的精神复兴﹐一个民族即使依靠刮民聚敛而来的财富制造出虚假繁荣﹐其结果必是该民族的资源愈加耗竭﹐物质财富将以陷入危机为终局。或者说物质文明只是手段﹑材料﹐如果没有精神文明作为后盾﹑作为归宿﹐那么表面性的物质泡沫繁荣最终必陷于子虚乌有。

具备伟大精神文明的民族才堪称伟大的民族﹐才能创造出伟大的物质文明﹗@

二000年五月十七日

注﹕就在此后的半个月﹐经历了十年牢狱之后﹐我回到了社会。

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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