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最近几天，世界舆论（包括中国舆论）以不同的方式在宣告“今夜，我们是俄罗斯人！”–据俄罗斯媒体9月6日报导，最新统计数位显示，在俄北奥塞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死亡的人数目前确定为335；俄罗斯全国6日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就在世界的良心沈浸在这一悲剧之中的时候，中国9月5日突爆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事件：法新社北京六日电，中国大陆西南地区连日暴雨成灾（200年甚至500年一遇的洪灾），至今造成至少九十人死亡、七十七人失踪。其中四川省一地便至少有六十六人死亡，五十人失踪，而重庆则有二十四人丧生、二十七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多亿元人民币。–但是，“今夜”，没有人是“四川人”，也没有人是“巴蜀人”；因为，那里没有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和政治暴行，仅仅是“普通天灾”而已。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引用邓小平先生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场悲剧（风波）迟早是要来的。集中在四川、重庆等长江上游地区的这场洪灾是早晚要来的。撇开“天降丧乱”这一“纯自然因素”不谈，此次洪灾的原因可直接追问到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影响，以及西部大开发、西部贫困等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
据四川省政府救灾办5日下午5时30分统计，南充、巴中、广元等10个市、州已有44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达595.29万人，一度被洪水围困6.56万余人。其中死者与失踪者中以四川达州市居多，该市有四十一人死亡、三十人下落不明。这些灾难全都因暴雨导致山崩、山洪爆发以及土石流所造成。新浪网的消息说：重庆开县也是受灾重镇，9人死亡18人失踪，全城平均进水2米多；全县范围内电力、交通、通讯系统中断。人们应当记得，重庆开县2003年12月23日井喷事故遇难者多达234名，这是一个多难的城市。中新网在报导这次洪灾的时候，还“别有用心”地提到：“邓小平故里广安市此次也遭受了暴雨袭击，所幸无人员伤亡。”
提到邓小平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李鹏的用心如何，他指控邓是三峡工程的最高决策者，这应当是属实的，尽管他自己也难辞其咎。而此次特大洪灾地区集中在三峡库区周边地带，像开县这样的重灾区，还是三峡库区第一淹没大县。开县政府网站称：1992年长委会淹没实物调查统计，全县淹没面积58平方公里，其中受淹陆地46.17平方公里，淹没土地5.11万亩，涉及14个乡镇、112个村；淹没人口11.085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1337万人，非农业人口4.9515万人；淹没各类房屋422万多平方米；淹没工矿企业134家，固定资产原值4.32亿元；淹没公路256公里，大中桥梁40座，邮电通讯线454杆公里，广播线411杆公里。淹没的土地、人口、房屋分别占全库区的9.9%、14.13%、13.08%。–淹没后的主要影响：一是回水高程的影响；二是泥沙淤积、危岩滑坡、孤岛及环境污染的影响……
“回水高程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2004年4月29日，中国一些官方网站刊发了“权威专家热议三峡工程投运后长江防洪策略”的报导。这篇报导说：27日，30位水利系统内外权威专家在水利部科技委和长江委的组织下，又聚首武汉，热烈讨论三峡工程投运后长江防洪策略。“……三峡工程投运后长江防洪策略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非常重要的课题。三峡水库投运后，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以堤防为基础，三峡水库为骨干，辅以分蓄洪工程、其他支流水库、河道整治工程、水土保持以及非工程措施组成的综合防洪体系，防洪能力将随之显着提高，标志着长江中下游防洪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三峡水库投运后，加之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陆续建成运用，改变了长江中下游河道的来水来沙条件，致使干流河道冲淤特性、河势演变、江湖关系等也将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将影响到长江的防洪形势和生态环境。”这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报导，它揭示了三峡工程在防洪问题上存在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以邻为壑”的问题：三峡在防洪问题上只能部分地缓解中下游地区的灾情，但由于蓄水发电的需要，可能因提高“回水高程”而加剧上游地区的洪灾。
一些专家两年前就提出了三峡发电、航运等经济目标与防洪功能的冲突。署名帕特瑞夏.亚当（PatriciaAdams）、格瑞恩.瑞德（GrainneRyder）的一篇报告称：“三峡水库管理人员为了发电而调控水库水位时会面临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维持长江的正常通航，就需要在库区内保持高水位；而为了蓄洪的需要，又必须把库区水位降低以便准备接纳汛期的洪水。他们可能面临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提前收回发电成本、还要降低库区水位以便蓄洪。”去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电荒问题，因此蓄水发电可能就成了三峡工程首先要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该报告还披露：事实上，建设三峡大坝的最初构想是为了防洪，1954年的长江洪灾造成了三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于是毛泽东就誓言要加快上马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主要鼓吹者李鹏也和毛泽东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当中国发生洪灾，他就会出来反复地为这一工程说项。但是，海内外的批评都警告说，三峡电站的决策者们一直贬低更为经济有效的防洪减灾措施，从而大大地夸张了大坝的防洪功能。已退休的前水电部高级工程师陆钦侃认为，若谈到控制三峡下游长江的六条主要支流引起的水患，三峡大坝显然“毫无功用”；而在三峡上游的长江河道，“因为三峡水库的淤积和蓄洪的影响，三峡大坝将提高重庆段本来就很高的长江洪水水位，结果，四川的洪灾将更为严重”。
陆钦侃先生实际上极其准确地预告了此次特大洪灾的发生。本次洪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三峡大坝提高了重庆段本来就很高的长江洪水水位，“结果，四川的洪灾将更为严重”。这场洪灾也完全粉碎了李鹏以防洪理由为三峡工程所做的辩护。当然，三峡工程问题不是本次灾害唯一的凶手，另外一个人为因素就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破坏。上面转引的报告同时指出：引起长江洪灾的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以及长江中下游传统的分洪区内的湖泊面积因河床淤积、土地开垦和盲目发展而减少了1.3万平方公里。
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灾害以及环境破坏首要的原因是贫困。人民日报2001年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承认：三峡库区经济比较落后，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为2200元，三峡库区仅1600元。这里的城镇在基础设施方面也颇多空白。除重庆市市区有为数不多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外，沿江城镇无不“以江为壑”，把长江当作天然污水、垃圾处理厂。有专家指出：贫困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动因。长江上游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加重的原因主要有五：为粮食而陡坡毁林垦殖；为财政收入出卖木材而砍森林；群众为烧柴而砍森林；大量工程特别是矿山乱开乱采而破坏森林；过度放牧引起草山、草坡、草场退化、沙化。长江上游生态建设的难点就在于至今未能找到一条既脱贫又保护好环境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因此，各地既缺乏积极性，也缺乏财力（《三峡时报》）
2001年12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布会通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土流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该报告暗示，西部生态问题与西部大开发存在相关性，至少经济活动扩张是造成西部环境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截止1999年，包括四川、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水土流失面积为10436.9万公顷，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2.5%。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其中石漠化问题突出。截止1999年，西南地区五省（区、市）（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729.5万公顷，占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总面积的5.3%。而耕地总面积持续扩大，主要来自于对林地和草地的破坏。1986年到1999年，西部地区因草地开垦而增加的耕地面积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69.5%，因开垦林地或果园而增加的耕地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22.4%。与此同时，每年各地又有大量的耕地因产量低、成本高等原因而弃耕，加剧了土地的水蚀、风蚀。毁林毁草开荒、陡坡地开垦、耕地弃耕、粗放型的耕作方式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该报告还特别提到，水利工程建设引起水资源时空分布改变，泥沙淤积、河流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在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冰川退缩，雪线上升现象明显；天然湿地萎缩，湖泊盐碱化、甚至干枯，湿地自然调控能力降低。此外，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大，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截止1999年，西部地区（不含贵州、西藏）因矿产资源开发破坏的土地面积累计达181万公顷，其中林地破坏占16.3%，草地破坏占8.6%，耕地破坏占8.0%。西部地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根据有可比资料的9省、区（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计算表明，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同期GDP的13%。而实际上，间接和潜在的经济损失更大。
本文截稿的时候，巴蜀灾难仍在继续持续之中。虽然无法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只能看到“领导关怀”、“灾区稳定”这样的反人类资讯；但我仍愿意在这里向死难者致哀。“今夜”，我无法真正做一个“四川人”，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地体会死难者家属的绝望与悲痛，但我愿意努力把全部真相告诉更多人：巴蜀洪灾不仅是特大天灾，更可能是特大人祸–而且仅仅是特大人祸的开端。最后人们仍然会追问一个老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为普通死难者降半旗默哀，同时有领导人出面认罪并承担责任？
2004年9月6日
－－源自《议报》162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