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特稿）香港立法会将于本月举行第三抬举。外界关注的焦点是民主派能否夺得三十席或以上。但有人指出，单从香港立法会的发展史来看，本抬举是立法会走向民主化的一次跃进，值得重视。
香港立法会将于本月12日举行第三抬举，将选出六十名议员，其中三十人透过地方直选产生，其余透过功能组别选举选出。
立法会是香港的立法机关，从英国殖民统治到中国大陆接管香港，这都没有变。在殖民时代，当时称为立法局的立法会，主要功能是立法、审议政府的拨款、聆听公众投诉和辩论总督一年一度提交的施政报告。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在英国殖民管治下，立法局像一个橡皮图章。在八十年代初期，立法局议员有五十四人，其中的二十七人为代表官方的议员，包括总督和各主要官员，其余为非官守议员，全部由英国政府指示英女皇或总督委任，没有一位是由民选产生。
八十年代初期，即英国还没有与中国大陆商讨香港前途问题时，当时香港没有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作为立法机关的立法局，可以说是由总督一手操控，这是英国治理殖民地的一贯手法──行政主导。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伦敦与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英国才开始逐步为立法局引入民主因素。一九八五年9月26日，立法局举行了首次的选举，选出二十四名议员。但当时的民选议员并非由普选产生，而是由九个功能组别和十二个选举团推选出来。选举团是由区议会和市政局等议员所组成。由于当时的区议员已是由地方普选产生，所以，首届立法局民选议员仍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英国于一九八五年为立法局小试牛刀、引进选举后，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扩大立法局的民主内涵。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更加速了英国在港落实民主的步伐。
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的制度有了重大改变，选举团制度全部取消，改由直选代替，选出十八名直选议员。同期间，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也从十四位增加到二十一位；立法局于一九九五年9月举行的选举，议员总数增加到六十人，其中三十人来自功能组别选举，二十名由地方普选产生，十名由区议会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总督已不再担任主席，改由议员们互相推选。
根据中国与英国的协议，原先九五年选出的立法局议员可以留任过度“九七”，直到四年任期结束为止。但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港推出的政制改革方案，让伦敦和北京闹翻，最后北京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直到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由英国主导的最后一届立法局，于九七年6月30日凌晨告终。
香港主权转移后，北京方面并未因为另起炉灶而放弃了基本法对立法会选举方式的承诺。九八年5月24日，香港特区举行首届立法会选举，但因为衔接问题，任期只有两年。
二零零零年的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地方直选议员由“九七”前的二十人增加到二十四人；功能组别议员仍然是三十人，其余六席由区议员组成的选委会选出。
今年9月12日的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地方直选又有寸进，增加到三十席，其余三十席由功能组别选出；选委会六席从此走入历史。
分析家认为，从英国殖民统治到特区的成立，香港立法机关的民主成分确实逐步增加了；如果与过去比较，12日选出的立法会，可以说是历来民主成分最高的一届。但如果以西方的民主角度来看，它又相去甚远。
首先，本届立法会仍然有三十席由功能组别产生；而所谓的功能组别，主要是由各行业的成员、公司或团体代表投票，以选出各个行业的代表进入立法会。民主派认为，这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普选精神。
再者，尽管第三届立法会的民主成分增加了，但整体而言，香港仍还未实施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主党是立法会的最大党派，也不能以执政党身份或与其他党派组成内阁，直接管治香港。事实上，目前特区的管治权，完全掌握在未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手上。
分析家普遍认为，“九七”后，香港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用了港英政府时代的模式，譬如行政长官等同总督，行政会议等同行政局，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香港的最高决策机构。
基于以上原因，“九七”后民主派一直讥讽香港的政治体制和选举为“鸟笼政治”。首届立法会选举，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民主派曾讨论应否参与这种“鸟笼政治”的选举，后来他们最终参选，认为只要参与建制内的游戏规则，才能逐步改善制度上的缺陷。
这几年来，民主党一方面要求全面普选立法会六十个议席，另一方面要求普选行政长官或实施政党政治。去年7月1日爆发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民主党伙同其他民主派人士力促二零零七年的行政长官和零八年的立法会推行普选，结果被北京方面否决。但民主派并未因此气馁，他们继续参与本届立法会选举，并期待夺得过半数议席，以便对政府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
事实上，随着立法会的民主成分扩大，议员们已可以透过立法和审议政府拨款的权力，对政府加以监督。可以说，目前的行政长官已受到立法会一定程度的制肘，不像八、九十年代的总督，可以任意操控立法局。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民主派夺得本届立法会半数议席，可以完全左右政府的施政。
客观上，本届立法会的民主成分确实提高了，民主派通过立法和审议政府拨款的权力，拥有对政府历来最大的监管功能，往往迫使政府不得不在某些政策上作出妥协和让步。一些分析家指出，北京方面否决零八年立法会普选，相信与这方面的忧虑有关。
目前的情况是：立法会的民主成分确实有所增加，而且它已不能再走回头路了；而民主派也试图透过立法会发挥更大的管治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北京方面却试图限制民主力量的扩张，不让他们参与行政部门的管治行列，这股力量正在冲突磨合中。
未来北京方面是继续封杀民主派的要求？或者进一步扩大立法会，甚至行政长官的民主内涵？将对立法会和整个香港的政治发展带来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