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 第二件大事﹕“土地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岌岌可危。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全面武装暴动。毛泽东负责湖南农民暴动﹐任前委（前方委员会）书记。他在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暴动”失败后﹐率残部千余人﹐逃窜到湘赣交界的崇山峻岭。
“马日事变”后﹐由于地主士绅对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及至举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竟公然出台鼓励烧杀的政策。于是﹐暴动中烧屋杀人﹐蔚然成风。例如﹕1927年年底鄂东北的黄安暴动﹐在中共的唆使下﹐进行“烧杀地主比赛”﹐看谁烧得多﹐杀得多﹐便有奖赏。湘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在暴动时高呼“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沿途疯狂烧杀一个多月﹐把许多乡镇放火烧掉﹐郴州县城烧得一片焦土。
中共中央的极左政策﹑党员干部的怂恿鼓动以及农民自发的复仇心理﹐使烧屋杀人﹐走上极端﹐十分暴烈。农民们在暴动中杀尽地主家的男人后﹐将财产抢劫一空﹐老弱妇孺赶出家门﹐田契﹑借条﹑房屋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过后﹐逃脱的地主带领国民党军队杀回老家﹐血腥报复必定加倍。农村中这种“冤冤相报”在恶性循环中﹐不断升级。
这种循环仇杀﹐重现了古代农民战争的残酷历史场景﹕湖南平江前﹑后暴动三次﹐杀地主烧房屋之后﹐“猪牛鸡鸭衣服棉絮”等均洗劫一空﹐甚至抢劫后烧掉集镇商店﹐以至“油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无处可买”。广东农运大王彭湃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地主士绅报复起来﹐绝对不比一般农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中共以“烧杀政策”和“土地革命”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将他们捆绑在中共的战车上。当部队人数越来越多时﹐给养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过去在城市闹革命﹐有源源不断的卢布支持﹐现在上山为匪﹐没指望了。军官和士兵﹐包括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领导人﹐天天要吃饭﹐不可能长期饿肚子﹔枪炮子弹﹑各种军需﹐都要用钱去购买。在无情的财政压力下﹐喊尽漂亮口号的中共﹐暴露了狰狞面目﹐用枪杆子逼着商会摊派﹐胁迫富家捐款。情势紧急时﹐甚至抢劫银行﹐进行绑票勒索﹐与土匪毫无二致。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不到200万﹐每年税赋有限﹐你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
毛泽东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深知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原来﹐从1927年窜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军粮军饷。这是最重要﹑最快捷﹑最现实的经济来源。所谓“土豪”﹐就是被共产党逼得组织武装保卫本乡本土的大地主。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土豪”通通杀掉﹐夺取其财富充作军粮军饷。“赤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击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这些土匪行径﹐引起地主和富裕人家的强力武装抵抗﹐双方烧杀﹐愈演愈烈。
当年烧杀最严重的地区﹐不是“赤区”﹐也不是“白区”﹐而是“赤白交界区”。在这种所谓“阴阳地界”﹐当彼此烧杀恶化到极点时﹐便形成长﹑宽数十里的无人地带。当年﹐在湘鄂西边境﹐有三十里宽的长条形地带不见人烟。而且﹐这种绝灭人烟的地带﹐随着国共双方势力的消长而漂移﹑扩大﹑延伸﹐连带附近地区的经济都陷入长期萧条的窘境。出现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状﹐善良的人们难道还会相信“中共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宣传吗﹖
农民进行烧杀后﹐地主报复将农民家人杀尽﹐房屋烧掉﹐于是﹐这个农民变成无家可归者﹐心中少了挂念﹐从此便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拼命造反﹐盼望有朝一日再杀回去。另一方面﹐地主士绅恣意烧杀后﹐也心知肚明漏网逃脱的农民必将报复﹐便组织团防武装千方百计防范﹐一旦形势变化﹐稍有风吹草动﹐赶紧逃之夭夭。从此﹐他们也就从政治上﹑经济上﹐死心塌地支持国民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文化优良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长幼尊卑﹐秩序井然。邻里之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一直是祥和﹑安宁的。特别是那些慷慨的财主﹐怜贫惜老﹐救济穷人﹐修桥补路﹐助教兴学……千百年来一直是农村中善良和仁慈的源泉﹐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当年人们笃信神佛﹐广为传播的佛教﹑道教﹐都是宣扬人性善良的﹐要求大家做好事﹐要有爱心﹐要谦虚﹑礼让﹐同情老弱病残……忽然间﹐共产党“阶级斗争”邪说横冲直撞﹐挑起贫富之间的极端仇杀﹐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交替﹐搅得乌烟瘴气﹐鬼哭狼嚎﹐使农村变成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当年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那个年代﹐家里有钱送子弟读到中学以上学历的﹐不是大地主豪绅﹐便是大官僚大商人。这些青年加入共产党后﹐被“阶级斗争”思想毒化﹐一个个邪灵附体﹐特别狂热﹐执行上级指示﹐宁“左”勿“右”﹐往往比上级的政策更左。
地方豪族后裔﹑父亲为武秀才﹑教会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材生﹑共产党员何长工﹐回国后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出任县团防局局长。在农民运动中﹐利用职务之便﹐杀了300余士绅﹐地方上赠以“大暴徒”之恶名。
夏曦是留苏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对1930年代苏联的“肃反”有亲身体验﹐相当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派他去领导“湘鄂西边区”。这位“钦差大臣”到达苏区之后﹐立即效仿苏联建立“政治保卫局”﹐并亲自主持工作﹐特别强调党内斗争和审查干部。为了确立党的控制﹐大规模杀戮潜在的反对派﹐许多干部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处死。夏曦后来到了洪湖﹐与地方党领袖发生争执﹐他立即组织“肃反委员会”﹐审查全体党员﹐大抓“反革命分子”。贺龙后来回忆说﹐夏曦杀了几个月﹐一共杀死一万多人﹐洪湖的县﹑区干部﹐差不多都杀光了﹔红军也被杀掉一万左右﹐杀了几十个红军连长。这位表面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下手之狠毒﹐绝不留情。他看着柳直荀被拖到斗争台上乱棍暴打得喊救命﹐这时﹐只要他站出来说一句话﹐柳便可得救。但他却闭着嘴一言不发﹐眼睁睁地地看着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被活活打死。
从1931年起﹐国民党不断发动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争一次比一次惨烈。到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计划在一年内扩充兵员15万。当时苏区人口不超过200万﹐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勉强“扩红”11万﹐致使农村中出现看不到青壮年男人的现象。但由于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任务﹐便采取强迫的方式﹐见一个﹐抓一个﹐抓去当兵（与国民党“抓壮丁”一模一样）。结果红军部队中﹐许多士兵一有机会﹐便设法“开小差”。
除“扩红”之外﹐“反围剿”更需加强对农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动员﹐中共先是“借粮”﹑随后又“征派劳役”﹐“发行公债”……根据战争总需求的预算额度﹐一一摊派到各县﹑各区﹑乡﹐强迫基层干部拼死完成任务。由于“课征”任务太重﹐超出贫苦农民的承受能力﹐基层干部便施展千奇百怪的动员方式﹐好话说尽之后﹐继之以欺骗﹔软硬兼施的欺骗不奏效﹐便露出狰狞面目﹐使用暴力强抢恶要。任务仍然完不成﹐便派高级干部组织“突击队”﹐下基层去强制执行“课征”。无奈大多数贫苦农民家中已经“课征”得一干二净﹐仍然无法完成任务。由于军情紧急﹐便对干部使用“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的“惩罚主义”﹐甚至上纲上线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随便给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地枪决﹐一大批地方干部因此被杀……苏区出现了所谓“过度动员”现象。兵源﹑财力﹑物力匮乏﹐干部﹑群众离心离德﹐无论前方部分将士如何英勇﹐都难以抵挡国民党五﹑六十万大军排山倒海之势的“第五次围剿”。
当年﹐国民党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策略﹐准备一步一步缩小包围圈﹐将中共中央及红军一网打尽。这一绝密军事计划﹐在执行中不幸被中共埋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获悉﹐派人连夜突破几道封锁线﹐送到周恩来手中。趁国军包围圈尚未合龙之前﹐中共率红军连夜紧急“突围”﹐放弃苏区﹐慌不择路﹐往西逃窜。
第五次“反围剿”中发生的“过度动员”﹐完全暴露了中共军阀割据的本质﹐哪里还有半点“为贫苦农民谋福利”的影子﹗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真是幸福极了。但是﹐了解上述历史真相后﹐你就知道当年苏区农民有多苦。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中共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用这种虚假的“使用权”欺骗农民﹐将其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然后借口“反围剿”需要﹐把他们榨取得罄空。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却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
1934年10月﹐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当年﹐苏区青年壮男人全部投入战争﹐被斩尽杀绝﹔命大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共产党走了。除了战争中死亡的人﹐国共双方究竟杀了多少人﹖两党都讳莫如深﹐史无记载。人们只能从人口统计数字﹐来想像当年战争之残酷和惨烈。1927年统计﹐江西省人口有两千多万。1934年10月﹐中共和红军逃走后﹐1936年再进行统计﹐人口只剩下一千多万。八年战乱﹐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整整减少一千万﹐到底战死﹑杀死﹑饿死﹑逃亡多少人﹖无法统计。
人民啊人民﹐苦难的人民（主要是农民）﹗暴君魔头﹑“英雄豪杰”们制造的苦难﹐都由你们献出鲜血来承担﹐来洗刷﹐屠伯们却逍遥法外﹐将他们的罪恶无声无息掩盖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30年代“土地革命”﹐带给苏区农民的恶果。
第三件大事﹕“解放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西安事变”﹐挽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为了骗取国民党的信任与合作﹐让国民党不再剿共﹐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承认他是领导抗日的统帅﹔承诺放弃“土地革命”﹐不实行“耕者有其田”﹐只进行减租减息。也就是说﹐中共承诺不杀地主﹐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只要求他们减轻农民的负担……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按照部队编制发给给养﹑枪支弹药和其它装备。换言之﹐就是国民党出钱帮共产党养军队。既然接受了改编﹐接受了军饷钱粮﹐八路军和新四军理应服从国民政府及其统帅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调遣﹐开赴前线﹐奋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毛泽东深谋远虑﹐他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要听蒋介石的命令﹐尽量躲避日军锋芒﹐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千方百计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例如﹐1936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即命令红军“东征”——“东渡黄河﹐去打日本鬼子﹗”实际上﹐通过斥侯（侦察兵）毛泽东早已知道当时黄河之东没有什么日本军队。于是﹐红军大张旗鼓东渡黄河﹐呐喊几声﹐虚晃一枪﹐然后发动河东贫苦青壮年农民参军﹐扩编部队一万多人﹐“凯旋”延安。
一开始﹐中共内部一些有民族危亡感的高官﹐对毛泽东不抗日的消极态度﹐很不理解。特别是性格豪爽﹑真心抗日的身在华北前线的彭大将军﹐1940年8月8日﹐竟在未收到中央回电的情况下﹐擅自下达命令﹐发动对日军的“百团大战”﹐在多条战线同时出击。彭德怀的请示电报是7月22日呈送延安毛泽东的﹐为什么迟迟不见毛批复呢﹖因为毛泽东要保存实力﹐不愿拿中共的主力部队与日本人拼。但他口头上也大喊“抗日”﹐不好直接出面反对﹐便故意拖延﹐不予回复﹐让彭德怀猜谜语﹐体会领袖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如果彭德怀自己作决定去打﹐打赢了﹐是“党的领导好”﹔坏了事﹐则拿彭是问。倒是蒋介石深明大义﹐于9月4日向朱德﹑彭德怀发来“嘉奖电”。在这种情况下﹐延安不得不于9月18日在纪念“9.18”事变9周年大会上﹐顺便“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过去小看了八路军。于是﹐抽调精锐部队向华北地区大举反扑﹐进行残酷的“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中共根据地一度缩小了三分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中共总结华北抗战会议上﹐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百团大战”的实际受益者是蒋介石﹐“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真心抗日﹑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将军只好深刻检讨﹐以求自保。
在毛泽东保存和扩大实力的指导思想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哪里会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与调遣呢﹖他们不但不服从调遣﹐反而时时钻空子﹐不断挑舋﹐屡屡与国民党的部队发生“磨擦”。1941年1月﹐国民党忍无可忍﹐终于在安徽南部将不听命令的新四军一举击溃﹐俘获包括军长叶挺在内的9000多官兵。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却发表周恩来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肆作反面宣传。不明就里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书呆子﹐都跟着“左派文人”起哄﹐大骂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在历史教科书中欺骗人民﹐称这次事件为“皖南事变”。
八路军和新四军一贯不抗日﹐不服从指挥﹐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在1940年10月﹐停止财政拨款﹐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此举立竿见影﹐中共“边区政府”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共一方面开展所谓“大生产运动”自救﹐表面上像《南泥湾》那首歌一样唱得好听﹐要把陕北变成江南。实际上﹐研究一下陕北开荒和粮食产量的数字﹐就可以看出破绽﹕
1939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00公斤﹐平均亩产约15.4公斤﹔
1940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0000公斤﹐平均亩产约17公斤。
对比后来“大跃进”年代亩产10万斤﹐产量怎么这么少﹖收获量与播下的种子重量差不多。原来﹐开荒的土地并没有全部用来种粮食﹐由任弼时﹑王震﹑南汉宸等人领导﹐大面积种植“肥皂”。——“肥皂”是工厂生产的﹐哪能种得出来呢﹖原来种的是罂粟﹐制成鸦片烟﹐诡称“肥皂”（又称“土特产”﹑“特品”﹑“特货”）﹐偷偷运出根据地﹐通过贩毒黑社会集团﹐从地下渠道销售给国统区﹑日占区的千千万万同胞吸食﹐换回中共急需的军用﹑医药等物资。当有正义感的干部﹑战士对此提出意见时﹐毛泽东说﹕“虽然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但要向人民﹑干部讲清楚﹐政治局一致支持……在目前的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作用。”主持鸦片贸易的中共头目邓发说﹕“过去﹐我们一串串大车将盐和碱运出去﹐回来时一个钱袋还是瘪瘪的﹐没装满﹔现在﹐送出去一袋‘肥皂’﹐就能够带回满满一大车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枪炮子弹﹐回头再用这些枪炮子弹收拾他们﹗真是花得来。”——中共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种植鸦片毒害人民换取自己的生存。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中共的另一手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做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征粮……后来有回忆录写道﹕“老百姓‘自愿’把家中的粮食交上来﹐宁愿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真是暴露丑闻的绝妙好辞﹗与此同时﹐大幅度增加税赋﹐农民税负一下子增加十多倍﹐暴露了中共需索无穷的狰狞面目。为了躲避“猛如虎”的苛政﹐农民纷纷逃出“解放区”﹐宁愿到“国统区”去当地主的长工。大胆农民甚至诅咒﹕“毛泽东天打雷劈﹗”
“八年抗战”结束时﹐养精蓄锐的中共﹐从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两﹑三万人马﹐扩展到1945年的200-300万军队。后来﹐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在飞扬跋扈﹑信口开河之中﹐毛泽东又说漏了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投降一年﹐共产党的实力确实可以增强不少﹔至于国家受多大损失﹐老百姓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中共向来喜欢夸大自己“功勣”﹐我们可以到他们自己编写的“抗日功劳簿”上去查一查﹐抗日战争时期﹐除已知的“平型关大捷”（实际是与日军非正规军的后勤辎重部队作战）和“百团大战”之外﹐还发动过哪些战役﹖牺牲了哪些高级将领﹖死伤了多少八路军战士﹖……中共自吹自擂的“抗日功劳簿”上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中共疯狂抢占日占区﹐不断扩大地盘﹐为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取政权﹐积极准备内战。
毛泽东一方面在报纸﹑电台上﹐厉声指责国民党准备打内战﹐抢占“舆论制高点”﹔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备战。他“棋高一着”﹐认定“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军﹑支前﹐是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手段”发动农民。用什么“手段”才能发动最讲究眼前现实利益的贫苦农民呢﹖只有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得到“实惠”﹐贫苦农民才会感恩戴德﹐参军﹑支前。
毛泽东为什么认定“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军﹐是内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呢﹖城市里的年轻人﹐难道不可以应征入伍吗﹖
那时候战乱频仍﹐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般来说﹐城里人比较富裕﹐即使是城市贫民﹐也不大愿意让自己的子弟去当兵“堵枪眼”。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农村非常贫穷﹐许多贫苦农民糠菜半年粮﹐没有饱饭吃﹐当兵则可以吃饱饭。因此﹐当年民间称部队为“粮子”﹐部队进村叫“粮子来了”﹐贫苦青年农民去当兵叫做“吃粮去”。
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发动与国民党的内战﹐是“热兵器”时代轻﹑重机关枪普遍应用之后﹐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死人最多的战争﹐因为中共使用的是“人海战术”。
中共的战略战术是﹐遭遇敌军﹐没有十足把握打胜仗的时候就跑﹐回避敌军锋芒﹔一旦遇到机会﹐便用五﹑六倍﹐甚至十倍的兵力把敌军层层包围起来﹐要求全部歼灭敌军。但是﹐形成包围圈之后﹐并不马上打﹐而是围而不打。拖延时间的目的是﹕一方面加深敌军恐慌﹐挫其锐气﹐动摇其军心﹐消耗其物资储备﹔另一方面﹐充分做好“我军”的战前准备工作。
发动内战之前﹐中共将“八路军”﹑“新四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招收新兵入伍,要戴上大红花，彂动群众敲锣打鼓欢送。进入训练营地之后﹐党员干部和部队首长﹐要反反复复向头脑简单﹑不识字（个别识字也不多）的新兵灌输“为什么要打仗﹖”的歪把道理。当时中共“解放军”中有几首新兵必须学会﹑天天唱的歌曲﹐其中一首歌的歌词颇具代表性﹕
“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来打仗﹖
为了爹﹐为了娘﹐
为了穷人得解放……”
利用人类最纯朴的父﹑母深情﹐来动员士兵为共产党夺权卖命。
经过灌输﹑洗脑和速成军事训练后﹐新兵编入减员的部队并随部队开赴战场。大战之前﹐按照惯例先进行动员﹐开小组会﹐班﹑排会﹐连队动员大会……小会大会﹐层层发动﹐深入细致地做好每一个战士的思想工作。会上每个士兵都要“忆苦思甜”﹐回忆和诉说过去“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生活怎么怎么苦﹔共产党来了之后﹐打倒地主分了田地﹐才过上幸福日子……即使最不愿意开口说话的腼腆战士﹐也要照干部讲的话重复一﹑两句。只要这个战士红着脸照念两句﹐即使念得结结巴巴﹐班﹑排长马上予以表扬﹐充分肯定。让战士们都知道﹕“说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说与不说﹐是态度问题”。
这样一来﹐就发现几个能说会道的战士和他们生动的故事﹐然后对这些战士进行个别辅导和训练﹐经过演习和加强表演效果后﹐让他们在挂满红旗﹑贴满标语﹑严肃而又有上级首长参加的战前誓师大会上登台演说。这些积极分子战士﹐演说时个个表情真挚﹐慷慨激昂﹐说到动情之处﹐义愤填膺﹐声泪俱下……于是就有人带领呼喊口号﹐一呼百应﹐全场吼声如雷﹐形成特别激动人心的气氛和极其热烈火爆的场面。在这种群氓相竞﹑群情激愤的场面下﹐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会丧失自主思维能力﹐跟着喊叫﹐产生无法抑制的激动。于是﹐战士们纷纷抢着登台向首长表决心﹐写“决心书”﹑“请战书”﹑割破手指写“血书”﹑向父母﹑家属写“遗书”……纷纷表示不怕牺牲﹐要冲锋在前﹐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要在战场上立功﹐争取“火线入党”……连队党支部掌握着所有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要求人人写决心书﹐没有一个不写的﹔即使不会写字﹐也要请别人写好﹐盖上自己的手模。再加上给战士家里挂“光荣军属”牌子﹐给家乡父老寄“立功奖状”﹐许诺“火线提干”……“空头支票”似的“褒奖”手段用尽。于是﹐指挥员和战士们的斗志被激发了﹐整个部队就像要爆炸一样那么热烈﹐只等战斗命令下达﹐积蓄的能量就会疯狂地喷薄而出﹗
火爆而又热烈誓师大会散会后﹐又大鱼大肉大吃大喝一顿。回到宿营地﹐大部分懵懵懂懂的年轻战士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兴高采烈﹐有说有笑……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可以看到有那么几个老成的战士脸色铁青﹐两眼发直﹐低头不语……这几个人心里明白﹐在明天的战斗中﹐死亡即将降临﹗就寝后﹐半夜里还听到有人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思念父母﹑老婆﹑孩子﹐传来低低的掩泣声……
毛泽东和中共丧失人性﹐丧尽天良﹐残酷地把“解放军”战士物化了﹐把他们看作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工具﹐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捆绑式”的全面控制﹐使他们成为整架夺取政权机器上一颗颗驯服的螺丝钉﹐裹胁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死亡﹗
尽管几位战士私下里心情沉重﹐但在人前﹐特别是在党员﹑排长﹑连长面前﹐还是打起精神﹐乌黑的脸膛上强装出勉强的笑容。而且﹐一旦上了战场﹐人人都遵守诺言﹐冲锋在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久经沙场的林彪等战争魔王研制出一种所谓“三三制”的战术﹐控制战场上所有战士只能勇往直前﹐绝对不准后退半步。“三三制”是三个战士（其中至少有一个党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形成一个小三角形﹔三个战斗小组﹐又形成一个大三角形……战场上听到吹响冲锋号﹐所有战士都得冒死往前冲……只要回头看一眼﹐就会被后面的党员一枪击毙。
中共军事家深深懂得﹐在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是决不容许回头看的。回头看就是怕死心理的反应﹐就可能往后逃跑。只要有一个人往后逃跑﹐就可能带动三﹑五个人往后逃跑﹔三﹑五个人往后逃跑﹐就会带动一群人往后逃跑……产生连锁反应﹐兵败如山倒……所以﹐上战场之前﹐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只能向前﹐绝对不能回头看﹐回头看就是死路一条。但这个信息的传递﹐不是大会上首长作报告说的﹐笑容满面“慈祥”的首长哪里会说这样的混胀话呢﹖而是让一﹑两个牛高马大﹑脾气火爆的党员战士﹐在与战士们闲谈时﹐故意大声吼道﹕“他妈的﹐哪个孬种回头看一眼﹐老子一枪毙了他﹗”临战之前，层层传逹“战场纪律”：“重伤不哭叫（怕影向军心），軽伤不下火线，违纪就地正法！” 因此﹐战士们都心知肚明﹐回头看是死路一条﹐死了叫“叛徒”﹔不如往前冲﹐死了还“光荣”﹐是“烈士”……所以﹐中共的军队﹐无论是红军﹐还是“解放军”﹐内战时都无比勇敢﹐不顾一切﹐疯狂地前仆后继﹐顶着密集的机枪子弹﹐一批一批﹐践踏着战友的尸体往前冲﹔自己倒地变成尸体后﹐又承载着一批批战友往前冲……有军事评论文章说﹕只要参加了中共部队﹐就是进了屠宰场﹐到时候﹐自然有输送带把你送进绞肉机……一次冲锋没打死﹐二次﹐三次……总有一次﹐便“光荣”了。子弹长了眼睛没打中﹑命大活下来的﹐极少极少。
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尽量回避日军锋芒﹐没有打过硬仗。打内战则不同﹐除了“运动战”之外﹐多数时候要打“攻坚战”﹐“歼灭战”﹐需要主动进攻。把敌军层层包围起来﹐到一定时候﹐就得发起总攻。军部首长在作战计划中制定的“总攻时刻”﹐是非常严肃的如山军令﹐绝对不能违反。到时候﹐不管敌军的明碉暗堡是否全部扫除﹐只要冲锋号一吹响﹐所有战士都要从战壕里跳出来﹐往前冲。四面八方﹐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喊杀冲天……战士们排山倒海地扑向敌军阵地……这就是中共著名的“人海战术”。
电影里面演过这样的场面﹐但多数是“我军”漫山遍野扑过去﹐敌军惨败﹐“我军”胜利﹐倒下去的人很少……只有《董存瑞》这部电影﹐因为需要激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决心﹐才闪过几组“解放军”战士在敌军碉堡里机枪的扫射下﹐一片片倒下去的真实镜头……也只有在眼看着战友们一批一批倒下﹐为了挽救后续战友的生命﹐才能瞬间产生牺牲自我“舍身炸碉堡”﹑“用胸膛堵机枪眼（黄继光）”的“特级战斗英雄”。
国民党部队的两位机枪手﹐曾坦言他们在“人海战术”中主动放下武器的经过。
一位当机枪手的“解放战士”（原在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又参加“解放军”的战士）﹐评为战斗英雄后在庆功会上发言说﹕“我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机枪手﹐打仗时也很勇敢﹐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但那时当英雄有罪﹐因为我用机枪扫射的是我们的部队。‘解放军’排山倒海冲过来﹐我用机枪撂倒一片﹐又涌上来一片﹔又撂倒一片……打死无数的人﹐打得我双手发软﹐但还是咬紧牙关打。我有罪﹐被我打死的农民弟兄太多太多。最后那次﹐打得机枪管都发红了。我心里想﹐我这是干什么﹖不能再杀人了﹐便把机枪一撂﹐枪管马上折弯了……就这样被俘过来﹐成了‘解放战士’……”
另一位国民党部队的机枪手﹐被俘后经过教育﹐“觉悟”没有提高﹐回老家当农民去了。他后来对朋友说﹕“我是有罪的人﹐当年杀人太多。共军冲锋号一吹﹐黑压压一大片如山如蚁般地涌过来。我用机枪横着扫﹐像倒堤一样﹐倒了一堵﹐又涌上来一堵。我又直着打﹐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打出一条笔直的‘通道’﹐但只要一歇火﹐两边的人群立即如潮水般的挤过来﹐一瞬间‘通道’就合龙了……最后我想我不能这样杀人了﹐我的良心命令我放下机枪﹐举手投降。后来﹐共产党劝我加入‘解放军’﹐无论他们怎么劝﹐我不想再当杀人的刽子手﹐于是就回了老家……”
这位读过几年老书的机枪手还说﹕“共产党只要打胜仗﹐从来不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官。我们中国古代岳飞等名将﹐非常注重‘爱兵如子’﹐但共产党根本不把士兵当人。打仗时﹐既有明碉堡﹐也有暗碉堡。他们把明碉堡炸掉后﹐火力侦察发现不了暗碉堡﹐便驱赶一批士兵冲上来﹐暗碉堡的机枪撂倒这一片人﹐被发现炸掉后﹐再驱赶另一批士兵冲锋﹐去发现另一座暗碉堡……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两位国民党的机枪手为什么被俘﹖他们是被“人海战术”吓懵了﹐良心发现﹐不愿这样杀人﹐才放下枪械﹐举手投降。“人海战术”对敌军的心理威慑﹑意志削弱和战斗力的瓦解﹐可见一斑。
一般兵书认为﹐进攻方和防守方的人员伤亡比例﹐在3:1—9:1之间。中共从来不公布历次战争中真实的伤亡人数﹐所有已公布的数字﹐不是有目的地夸大﹐就是有目的地缩小。据有关军事专家估算﹐在1947-1949年内战中采用“人海战术”﹐由于是在平原开阔地带打仗﹐没有地形掩护﹐伤亡人数可能超过“攻防伤亡比”的上项。毛泽东曾经承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是引用古代兵书的说法﹐他没有说实话。三年内战﹐中共夸耀消灭蒋介石800多万军队﹐自损多少﹖只有天知道﹗按下项3:1计算﹐也是数以千万计。“辽沈”﹑“平津”﹑“淮海”三次大决战后﹐“解放军”南下时﹐士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不计其数﹔所有下级军官都已打光﹐竟然找不到充任连长﹑排长的合适人选……只好临时胡乱凑合一些仅仅参加过一次战斗的士兵﹐去带兵和训练新兵。
至于“支前”主要是﹕榨取农民的粮食﹑棉花﹑食油﹑肉蛋﹑菜蔬等农产品供应前线﹔让老弱妇孺紧急赶制军衣﹑军鞋﹑军被等大量军需品﹔再就是运输﹐要将枪炮弹药﹑各种军需品﹑吃﹑穿等生活用品﹐日日夜夜火速运送到前线﹔在火线还要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这些繁重的﹑有危险性的“苦力活”﹐都要动员分了田地的贫苦农民承担。
“人海战术”死人无数﹐需要发动亿万贫苦农民参军﹐才有源源不断的炮灰供应前线。所以﹐毛泽东认定﹕只有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军﹐才是内战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读完那些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文稿﹐人们对毛泽东“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是打入国民党高层间谍提供情报后的决策）﹐惊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但是﹐当人们了解上述“人海战术”的真相后﹐才知道“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站立在“用千万农民战士白骨堆成的高山”之巅﹗
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套用这饱含血泪的诗句﹐将“一党登台亿骨枯”赠送给中共﹐实不为过。通过“惨绝人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三年“解放战争”﹐用数以千万计青壮年农民战士的血肉之躯铺路﹐中共终于把国民党蒋介石赶下了海﹐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窃据中国大陆﹐建立了共产王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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