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声中话春节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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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3日讯】从小就爱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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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央告母亲:“娘,别给我做新衣裳啦,省下那份钱买成鞭炮吧!”母亲对我的恳求一点也没有通融的意思,还奚落说:“真是你爹的好徒弟!”

父亲也爱燃放鞭炮,是大人们玩的那种“大两响”,粗细如擀饺皮的小擀面杖,半尺多长。还记得父亲左手把我揽在怀里,右手托着我的手臂,我的小手里捏著一条燃著的芝麻秆,凑近蹲在院中的“大两响”。一旦药捻嘶嘶地发火星,父亲并不跑开,抱着我一转脸,背对着发射中心,只听得“咚”一声巨响,院子被震得晃悠,耳朵嗡嗡叫。稍稍停顿,又“嘎”一声空中开花,响声传出八里地远。

进入腊月,我喜欢跟着父亲赶集市,我会在鞭炮摊子前磨蹭半天,父亲总会让我有收获,塞给我一包鞭炮,说:“这个藏好,别让你娘看见!”

我娘似乎对我们父子的小阴谋早有预料,在出门之前就说:“不要再买鞭炮了,那东西能当吃还是能当穿?”

鞭炮不能当吃也不能当穿,却给我比吃穿大得多的兴奋。

我们几个孩子试着把“钻天猴”发射到村边歇息的鸡群里,“钻天猴”冒着火星在鸡群里兹溜乱钻;那一贯骄横的大公鸡,像风葫芦似地满地打滚;母鸡们四下飞窜,老远地冲着我们咯嗒咯嗒叫。婶子大娘们探出头来冲着我们斥骂:“你们这帮缺德鬼,母鸡惊著了就不下蛋了!”

母鸡是不是下蛋或者下软蛋,是老娘们操心的事,咱可没那份闲心思。

我看了连环画田单摆火牛阵大破燕军,马上就来了灵感——我们几个孩子来到生产队场院,接近一条大黄牛。有人拿一把草站在牛头前引诱著,有人假惺惺地拍著牛脖子和它套近乎,假动作做足了,最后悄悄在它尾巴根子上拴上一挂小鞭炮,点着药捻,大家忽哨一声,跳到墙头上。鞭炮“啪啪”一响,那牛顿时大乱方寸,一反平时懒散憨态,四蹄生风,狂奔乱跳。直到鞭炮放完好一会,还口吐白沫,呼呼喘气。这时候我发觉牛的尾巴不光是悠悠荡荡地打苍蝇,原来还十分灵活。先是拚命挥舞想甩掉小鞭炮,后来又像人手一样不断抚摸著牛胯,我想,那地方怕是被鞭炮炸痛了。

也有的俏皮鬼把鞭炮带到学校,蔫不溜地在女同学脚下塞上一只。不过我是从来不做那种事的,倒不是怕老师罚站,原因在小女生本来胆小,你就是把她们吓得唧唧哇哇叫出鬼来,也不算什么本事,再说也没什么看头。

鞭炮诉说悲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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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节,父亲给我买的鞭炮最多,有六包。弟弟比我小两岁,鞭炮递减,也有三四包。父亲为自己买了几把大两响,还格外买了礼花。那礼花是用胶泥捏制,状如没把的茶壶,点燃后喷出两三丈高的火树,满院子的明亮闪烁,很为壮观。那一年五谷丰登全家乐,靠父亲硬抗著不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从合作化运动以来,包干动员父亲入社的党员就是本家的一个侄子,父亲训他说:“别人我看不透我还看不透你吗?平时好吃懒做,有个钱到集上喝一壶小酒,地里的庄稼苗都被草吃了,也懒得锄。再看你们曹社长,走南闯北本事不小,一上赌桌就下不来,一宿一宿地赌钱——现在你们一积极挑头,都弄个大官小官当当,由你们当队长、社长的,能搞好吗?”

最后,全村剩下两户贫农,一户下中农,一户上中农抗著不入社。在一个晚上,几十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忽然堵住家门,拉上牲口就走,父亲直著脖子叫喊:“俺不入社!俺不自愿!”可被一伙人堵在屋里动不了身,等到牲口没影了,才有人说,“对不起啦,叔!上级有指示,咱这两天就得把高级社办起来!”

父亲的火气更大了,你们越是这样,我就偏不入!牵走的驴子我豁出去不要了,再买一条,也要单干。父亲成了四家单干户的首领,他们经常聚在我家研讨农事。父亲说,今年雨水大,我们开河滩地吧!

河滩地是一望无际的沙滩,怕旱耐涝,通常收成不大。人们种沙滩地是碰运气,收不回种子来只当是行善,喂了鸟雀虫蚁了。偏偏1956年雨水特别充沛,沙滩地的豆子长势超过好田,收获季节忙不过来,请亲戚朋友七八个人帮忙,父亲不停地一车一车往回运豆子,家里的粮食大囤满小囤流。过年杀一口肥猪,还宰了一头牛。

那是这个小康农家最辉煌的时刻;那一年的春节,也是庆祝仪式最隆重的一个春节。几家单干户的风光,给农业社社员作了“很坏”的示范作用,人心不稳,要求退社的人越来越多。社长曹记德给社员们吃定心丸:“你们别眼馋单干户日子过得红火,他们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不能只看贼吃饭,不看贼挨打。”

果然,父亲的厄运开始了。

一入冬天,父亲老是被工作组传去参加“辩论会”,村上经常组织了队伍到我家门口转圈游行,锣鼓震天响。工作队老赵带头呼喊口号,开头还很温和,“社会主义好!”“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后来渐渐激烈,呼喊“走资本主义死路一条!”

街上出现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有一幅漫画很生动:画着父亲赶着一条瘦毛驴,气喘吁吁地和农业社的大拖拉机作拉力赛。父亲的前方一条弯曲狭窄小路,用箭头标著“资本主义”;拖拉机高大威武,雄赳赳地开向社会主义。漫画配有打油诗:

单干户,真可恶,背道而驰拉倒车。

父亲在辩论会上说:“我交足了公粮,我一户卖的余粮比你们一个小队还多,我错在哪里?”

会场马上响起口号压制父亲的发言,并让父亲站到板凳上,“提高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父亲刚上去,就被人一脚将板凳踢翻,扑通摔下来;另一个单干户叫金连的,和工作组顶撞几句,还被绳子吊在房梁上。

父亲气得大病一场,卧在床上起不来,左半边身子和右半边身子温度不一样,一只手凉、一只手烫。医生说,是心火太大,严重的会发展成半身不遂。可是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停顿。

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农业社派出一辆马车停在我家门口,当时父亲正因病卧床休息。但他们哪管这些,几个人把父亲架到车上,母亲见状,慌慌张张抱了床被褥 给父亲铺盖好。马车后面,工作组老赵领头呼著口号,一伙游行群众尾随押送到村口。父亲抱病被马车拖入监狱。

其余三家单干户,见政府真的动硬的了,纷纷入社。单干户吉造叔对母亲说:“看来胳臂拧不过大腿,嫂子,你也赶紧入了吧,把俺哥弄出来要紧。”当家的入狱,母亲失去主心骨,惶惶不知所措。一位好心的党员,指导着我,以我父亲的名义,用小学生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了入社申请书。

入社申请书

河北省正定县西里双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两年多来,使我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集体化的优越性,现在,本人自愿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望给予批准为盼。
申请人:孙黑翠 1958年 X 月 X日

申请书上递农业社之后,农业社派了几个党员干部,到我们家里把粮食、棉花、花生打包装袋,用车运走。几个人出出进进忙碌了半天,最后给我母亲留下一张收条,压在窗台上。街上看热闹的人不少,有的说:“瞧这单干户,家里粮食真他娘的海啦!”

我们加入农业社之后,家里一切财产都归农业社调遣。临过年,有的军烈属还没肉吃,找到社长要补助,社长就开了条子,让军属到我家来领肉。那时我家刚杀了一头肥猪,母亲就招呼我小叔叔用铡刀分开整片带骨肉。我叔叔正要憋足力按下铡刀,我灵感又来了,叫嚷:“老包铡陈世美啰!”小叔叔禁不住扑哧一笑泄了气,手一软差点栽个跟头。我母亲也被逗笑了——这是我父亲入狱后家里发出的唯一笑声。

随后小叔叔训我:“你这孩子就不知道个愁,天都塌了还顾得上油腔滑调!”

尽管母亲对农业社的指令百依百顺,父亲还是没放出来,母亲心急如焚、神不守舍。在做饭时,她经常忘掉拉风箱,抱着风箱杆嚎啕大哭,灶火都熄灭了。有一天早上,母亲哭过一阵,冷静下来对我说:“你爹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脾气太刚,认死理不打弯。你去社长家,替你爹服个软。就说,‘俺爹过去错了,你就看在俺们小一辈的没人照应,饶了他这一回吧。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让俺家过个囫囵年吧!’他不答应,你就给他跪下。”

我不想做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母亲就随手捞起掏灰扒子朝我背上打:“你爹算白养活你这小子啦!”

我被逼无奈,用袖口擦著泪走出去,母亲还在后面叫:“记住,见了社长叫爷爷!”

感谢老天,正好社长开会不在家,母亲给我编排的丢人现眼的活报剧没有演成。否则,我会羞辱一辈子。

1958年的春节,是我们家最凄惨的春节,父亲在监狱蹲著,我们也没鞭炮放。

无声无息饥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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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饥饿的阴影笼罩全国,农民们头顶上的那块阴影似乎是更加厚重,压迫的人们要死要活的。全部的春节庆典,简化到全家坐在一张桌前吃顿水饺。可是家里刮净瓮底,凑不够捏一顿水饺的面粉。母亲就用红薯面充数,红薯面看起来也挺白,煮熟了却变成咖啡色。一口锅里,飘着黑白分明的两种水饺,母亲手中的笊篱长了眼睛,给我和弟弟的碗里多盛白色的,他们盛黑色的。我看在眼里,酸在心里。就坚持自己捞水饺,也拣黑色的吃。团圆饭吃过,居然还剩下半碗白面水饺。

母亲招呼父亲:“孩子他爹,大过年的,你也吃几个白面的呀!”

“我尝过了,剩下的给孩子们留着吧!”父亲一面喝着饺子汤,一面很平淡地回答。

父亲当时反复琢磨的是,如何让这一家子平安活到下一年,哪里还有心思放鞭炮!再说,市场上也没有鞭炮卖。全村过年,都鸦雀无声,即使能吃上白面水饺的人家,像队长、支书、保管员这些人,也不会张张扬扬,他们怕引起公愤,遭社员骂。

人心死了,鞭炮声也绝了。

自己造鞭炮,造出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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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捉摸著自己造鞭炮。早两年我对父亲说,咱们买火药自己做大两响吧!父亲说:“我的好儿子,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哩,你弄上二斤火药在这儿一摆,咱家房顶得让你掀掉了。还记得你聋子大伯的事吧!”

聋子大伯本来不聋,抗战胜利后那年冬天,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一个地雷,就想着用里面的炸药放铁铳。他把地雷放在一张矮地桌上,人坐在炕沿上,两腿分开,地雷正处在两腿中间。在他拆卸引信的时候,轰隆一声爆炸了,地雷一分两半,向前飞的一半把墙打穿了箩筐大一个窟窿,向后飞的一半把炕炸塌了。大伯的脸被火烟喷得像黑锅底,裤子上的棉絮直冒火星……

街坊们闻声赶到,把炸晕的大伯抬到院里进行抢救。后来大伯说:“我明明刚才还在屋里,怎么一睁眼满天都是星星?”

大伯的耳膜震坏了,从此和他说话就得像吵架似地大声呼叫。父亲说:“你聋大伯命大,地雷在手上摁著,竟然没少胳臂没少腿。幸亏咱们八路军造的地雷不灵光,有的地雷炸得咧著嘴就是不开花。一次日本鬼子踩了高平村民兵的地雷,当场掀倒了两三个,其余大队人马”刷”地一下子全卧倒了。等到鬼子整队出发,被掀翻的两三个鬼子也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了。八路军兵工厂的人都是小炉匠出身,铸个生铁锅什么的还行,造的地雷外壳厚薄不匀,开不了花,没杀伤力,打了几年地雷战,也没炸死几个鬼子——”

父亲见我胆子越来越大,就经常用聋大伯的故事吓唬吓唬我。

1963年,大饥荒开始缓解,那个卖山东鞭炮的老头,几年不见,人们以为饿死了,想不到他还活得好好的。入腊月后,老头又出现在里双店集上摆鞭炮摊子。看样子,人们又想拣回几乎遗忘的春节。

那一年我们家有庆祝春节的充分理由,就是我考取了正定一中。正定一中是河北省排名第一第二的高中,历年大学升学率在80%以上,(在全国亦属罕见)能进入一中,意味着跳出了农村苦海。从我考上高中起,给我保媒的、说媳妇的、介绍对象的络绎不绝。家里一扫多年的晦气,有些吉庆气氛了。

我想有好几年没放鞭炮了,得玩点新鲜的。就旧话重提:自造鞭炮。我对父亲说,五毛钱只能买一把大两响,一斤火药也是五毛钱,不如买火药,由我去同学家学制炮杖。一斤火药可以造八把呢!母亲认为这是危险行当,不想答应。父亲说:“孩子大了,知道事情的轻重,愿意试试造炮杖,就试试吧!”

我收集了一摞旧课本,和火药包一起整整齐齐地用包袱裹好,左肩右胯地那么一背,满像戏台上的秀才赴京赶考。只不过我那行囊里的书本,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卷炮筒子的。

我步行到塔底村同学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学习制造炮杖手艺。塔底村有制造炮杖的传统,村里有卷炮筒的简单机器、装填火药的模具。我们边做边试放,很快掌握了火药燃烧的时间、泥钱隔离的厚度、炮筒的厚度及硬度等参数,做出了专业水平的大两响炮杖。在我这个“赶考秀才”回家时,已经“功成名就”,行囊里背着六把炮杖了。

春节除夕,村子里响起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上气不接下气,相比之下,我的自制大两响却声夺四邻。常言道:得意忘形就要乐极生悲。这一点也不假,大年初一就出了事故。

初一的早上,天濛濛亮我就又开始放鞭炮,结果连续出现升空后绝火的事情。“咚”一声起来了,侧着耳朵听第二响,却毫无动静。稍后,绝火炮“扑嚓”一声摔落到院子里。弟弟拣起落地的炮杖,一边蹦跳,一边唱:

“你家的炮,瞎胡闹,光有捻子没装药!”

这首歌本来是我们常在鞭炮摊贩前起哄唱的,只要小贩试验放的鞭炮绝火,或者响声不脆亮,小孩子们会齐声这样喊叫,逼得小贩只好继续点燃鞭炮,直到叫好为止。弟弟唱完一遍,又唱一遍。忽然“嘎”一声,第二响在他手里爆炸了。这支炮不是绝火,而是慢发火。

弟弟应声倒在院子里嚎叫,左脸被泥钱、火药碎粒打成一个个小血点,眼睛很快肿得挤成一条缝,什么也看不见。医生赶到后,掰开眼皮,用蒸馏水冲出不少泥土。天亮后,拜年的街坊邻居陆续赶来,他们很快发觉这一家子有点不对劲。

“屋里哪个孩子生病呀,一个劲地哼哼?”
“唉!别提了,老二刚让炮杖崩著,你看,这大过年的!”
“别着急,过了这一劫,你们家晦气放完,以后都走好运了。”

63年春节,带有乐极生悲的味道。

声无息饥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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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春节,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发出联合通知,要求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春节。革命化的内容包括:不访亲探友,坚持斗批改, 留在原单位闹革命。工、军宣队还加上一条不许放鞭炮。从63年我自制鞭炮炸伤弟弟后,我已经克制几年没玩这东西,经工宣队一提醒,心痒痒的非再过过瘾。我站在五楼楼梯天井处,点燃了鞭炮就扔下来。鞭炮大约坠到二楼爆炸。在楼里放鞭炮,共鸣效果强烈,声音显得格外宏亮,余音不绝,弄得满楼皆惊。校工军宣队认为这是向工人阶级领导挑战,召集各级领导开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他们把作案地点锁定在一二楼,调查不出结果来。我们班好些个同学也都知道是我作的怪,大家都装糊涂,折腾一阵,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精神状态,处于躁动不安而且对当局存有一种反叛心理。

鞭炮声声是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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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春节,我感受到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的变化:农民脸上有了一缕笑容;除夕的鞭炮响成一片,几乎一夜未停,而且鞭炮的品种繁多,闪光炮,彩色礼花,时时升起,将华北平原的夜空点缀得十分美丽。我站立在房顶上,环顾四周,只觉得自己被一种欢庆的气氛包围。母亲说:“这会儿的热闹劲,比得上过去红火年头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有一种发自内里的活力,不用电台鼓吹,不用报纸引导,农民从心底里自然流露出一种轻松情绪。在除夕晚上,借助天空连绵不断的鞭炮声,闪烁的彩色礼花,做了真情表达。

远在70年代中期,正定县成为长江以北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县。人民日报发社论:“祝贺正定县跨过长江”。电视台高调宣传,电影制片厂大拍记录片。为了拍好一个镜头,从公社书记到大队长,都忙得脚不沾地,指挥着拖拉机怎么个排列,姑娘们摆个什么队形——这种自上而下传播的喜讯,由官方操办的繁荣,只能给县级和公社级领导阶层带来兴奋,干部因此纷纷升官。相比之下,老百姓却显得很冷漠,他们没感到生活有什么实质变化。亩产提高,成本更高。农民春天贷款买化肥、种子、农药,买柴油交电费,秋天卖粮还贷款。收支相抵,所剩无几。农民辛苦一年,只是把国家贷款转化成国库的平价粮。70年代的正定人可以吃饱饭了,却没有摆脱贫困。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对“农业学大寨”说个不字,你只能从除夕夜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判断出老百姓不肯鼓掌。

到美国定居十几年了,对国内情况越来越生疏,听到各种消息,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有说农村富得流油,新房子不断出现。可我又听我妹妹说,她给人家砖窑拉小车,一天挣十元八元,刚够买一罐可乐。普遍的说法:农民钱多了,可是钱也更不值钱了。农民有一怕:怕生病,住几天医院,可能落个倾家荡产;有两愁:一愁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二愁儿子娶媳妇花费太大。改革初期松绑的轻松,又被沉重的苛捐杂税代替。农民依旧生活在社会下层,社会不公正现象有增无减,牢骚情绪又日渐严重。

对于这些,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到农村去,听一听除夕的鞭炮声。

我向胡锦涛、温家宝献策:在农村设立鞭炮声记录站,将鞭炮声音的强度和密度用分贝仪记录下来,由除夕晚上六点钟到初一早上八点,做积分运算,得到的数据,归一化以后,作为农民当年实际收入的指标。这比起由国家统计局造出来的数据精确、可靠得多。免得好端端的“胡温新政”,被下级蒙骗,重走毛泽东盲人骑瞎马的老路。何况花费并不多,只要从你们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预算里,拨出一个百分点就足够了。

农民呀农民,愿你们年年鞭炮隆隆庆春节!

1-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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