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 据《法新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在重庆召开的国际市长会议上透露，中国在未来15年内，将有两亿到三亿农民流入城市，城市化将是本世纪中国面临的一大任务。
就此，记者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和英国利物浦总商会英中贸易联络中心总裁吴克刚进行讨论。
记者：我想首先请教胡星斗教授，中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官方的统计，预计未来的十五年里大概有两亿到三亿的农民可能会迁入城市，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胡星斗：我认为整个中国都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目前我们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城市居民，当然按照户籍来计算，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还不到，但实际上可能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定居在大大小小的城市。
过去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走了一些弯路，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就地转移人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是不完全正确的。我认为现在中央所提出来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这样一条道路基本上是正确的。
记者：按照官方的说法，城市化的发展如何来应对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个大工程，吴克刚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吴克刚：人口的流动是必然的，因为人口的流动像刚才讲的，城市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后产品，那么随着新的工业生长点、新的工业城镇的发展，它必然吸引其他城市的人口向它流动。那么这个过程毕竟是它的一个重要过程，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政策来扶持比较平衡的、全国性的城镇的布点，使到这些人口流动有规律跟符合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使得这些流动人口，能够通过周期的流动以后，在新的城市或者是城镇穏定下来。现在中国的户口体制对这方面起到一些约束的作用，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当地的不穏定过程比较慢，我想这是中国城市化置后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胡教授对这还有什么补充吗？
胡星斗：刚才吴会长讲得很对，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实际是大大的落后于工业化，这个原因有好多方面。其中一个是户口的限制，还有政府保障方面的限制，财政体制的限制，基础设施各方面的限制，这些可能都造成了城市化的落后。
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公共财政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财政支出是非常不平衡的，而且可能有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的。这样就造成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他往往是居住在城市，所以这个财政支出可能也往往是投向某些少数的大城市，所以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
最后大量的人口都要涌进特大型的城市，而一些县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它缺少资金，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那些小城市、小城镇它可能没有人愿意留在那个地方。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中国一方面应当发展大中小城市，另一方面也要同时发展农村，不能留下贫困的农村。很多人他流落到城市，他们确实是被农村恶化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所逼迫的。他要生存，他要为子女的教育筹集款项，所以他不得不，哪怕是盲目的，他也要进入城市，这样使城市里头存在着大量流浪人员，大量的找不到工作的人员。要改变这个，要逐渐地使人民更加理性地进入城市，有序地逐渐地转移到大中小的城市，城市和农村应当更均衡、平衡地发展。
记者：您说到对城市的投资，这里有个数字想请问您一下，中国从19９８年到２００４年这六年里向城市投资约为两万亿元人民币，您对这数字怎么看呢？
胡星斗：按照我们国家的报纸一般的披露，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投向城市，看起来好像还有百分之一、二十可能投资在农村。但实际上它的统计是含混不清的，这个农村可能也包括县级，也包括乡级小城镇。而且投在农村的资金可能有很多实际上投到了比如说县里的主管农业的部门，甚至是县里的很多部门，可能疏散对农村的投资，真正用在农民身上，实际上是很少很少的。
记者：吴克刚先生，您对这有什么补充？
吴克刚：没有，我想胡教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想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发展城市化，不能局限于有点作为国家政策的，就是片面地发展大城市经济圈。因为在中国的西部也好东部也好，大的城市还是不多，你要形成一个大型的经济圈，需要时间，也要很大的投入。
那么是否考虑在东南沿海以外的地方采用别的模式，关注一下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当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国外也好，可以到一些比较偏远些的小城市或者小城镇进行投资，这样它才能够增加他们工业化过程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的积累，增加地方政府的投资，光靠中央财政是不可能发展城市化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