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 巴金老人终于仙逝了。
他的漫长的晚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是在沉默中度过的，甚至是在无意识中度过的，用他的话说：是在“为别人活着”。据说，他晚年不能讲话，甚至无力大便。“多寿多辱”。古人的这句话在巴金老人身上得到了印证。
他早年成名，晚年安享富贵尊荣，以年迈多病之身于百岁高龄仙逝，用我家乡的话说，应是“喜丧”，无须伤感，应该庆贺！
我一直认为，巴金先生是个真诚的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有才华的人。然而他生不逢时。那个特殊的时代，使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能尽展其才，使一个善良的人有了斑斑劣迹，使一个真诚的人变得虚伪圆滑……
这是巴金老人的悲剧，还是制度的悲剧、抑或时代的悲剧？
如今再看巴老的代表作《家》、《春》、《秋》，窃以为已经过时了，显得稚嫩与简单。但这毕竟是他的早期作品，在作品中显示出了他的创作天赋。如果正常的话，随著作家阅历的丰富与思想的深刻，他应该能够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然而，1949年以后的巴金，在创作上却乏善可陈。
这不能怪巴金。因为在创作上乏善可陈的，不仅仅是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他们又何尝写出过更成功的文学作品？
年轻时的巴老，文质彬彬，性情温和，敏于事而讷于言。
他是文艺界公认的“好人”。然而，1952年，，震惊文艺界的“胡风事件”，便将巴金这个“好人”扯了进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想做个独善其身的好人，谈何容易！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令全国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于是乎，几乎所有的名作家、名教授都参加了以“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人人表态，斯文扫地。巴金、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其实，真心诚意也好，被动消极也罢，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这样做。如今，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奢谈知识份子的“骨气”。在以摧毁知识份子骨气为主旨的疾风暴雨般的运动面前，作为“一介书生三尺微命”的知识份子，又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和本钱呢？在这个时候，谁有骨气，谁就首当其冲，正好为无坚不摧的“专政”铁拳提供了打击目标。
然而，在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纷纷写文章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唯独胡风没有表态。
1952年，舒芜率先向胡风发难，周扬、何其芳、林默涵等召开了批判胡风的座谈会，揭开了“胡风事件”的序幕。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胡风事件”迅速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郭沫若、何其芳、林默涵、绿原、鲁藜、贾植芳、王元化……纷纷写出大批判文章，一时间，中国的报纸好像是为胡风等几个人开办的——报上天天都有批判胡风的文章。对于大大小小的知识份子来说，写不写批判文章是个态度问题，如果不批胡风，那就意味着是胡风的同党，也就意味着即将锒铛入狱的下场。在此情况下，不管对胡风认识不认识，也不管了解不了解，一时间大报小报口诛笔伐，攻击谩骂铺天盖地。巴金虽然与胡风有着二十多年的交情，但是，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之时，巴金不得不作出选择。
也许是真心回应上面的战略部署，也许是为了自保、被动地表态，巴金发表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关于胡风的两件事》、《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等文章，声称要将胡风等人打入“深坟”。而且，巴金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判胡风的大会。恶劣的形势，竟使一个那麽温和的人，变得没有一丝温情。
毫无道理地批判老友胡风，在当时虽然保住了自己，但从此成了巴老心灵上永远的伤痛。1986年，即胡风死后的第二年，巴老写了《怀念胡风》（收在《随想录》），向胡风忏悔道歉。 他说:“去年（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梅志同志（胡风夫人）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还认得他吗？’我楞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脸上，我找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胡风了。……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巴老一直想当面向胡风道歉，然而，他终于没有道歉。是没有勇气还是自尊心作怪？巴老没明说。我推测巴老在心底已经向胡风道歉了，已经忏悔了。他之所以没有当面向胡风道歉，仍是由于他性格的原因。巴老曾在散文《忆》中忏悔道：“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他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文人，他早已习惯于逃避。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完全可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在一个使人变鬼的时代里，他无法成为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还如何忍心对他求全责备呢？
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巴老尽管在批胡风运动中得以自保，又因为积极参加“反右”而幸免于难，却还是没有逃脱“文革”炼狱，终于被关进了“牛棚”。此时的报纸上，《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等当初用来批判胡风的文章题目也无情地落到了他的头上，正所谓“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他糊里糊涂地成了“文革”的祭礼之一。因此他对文革深恶痛绝！“文革”过后，他大声疾呼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要让后人记住那段荒唐的岁月。他的这一提议，使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他的本性是个真诚的人，但是命运似乎又常与他开开玩笑，让这个真诚的人讲了许多不真诚的话。他对此也是痛心疾首。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开明时代里，他提倡“讲真话”。了了三个字，激起了多少人的共鸣啊！仅仅是“讲真话”而已，竟使他被誉为中国作家的“良心”，不知这是对他的褒扬还是对中国作家的讽刺！由此可见，仅仅是不说假话，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提倡“讲真话”，又该具备怎样的勇气和良知！
巴老在获得解放后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随想录》。这是他的随笔集和回忆录，虽然零零散散，虽然唠唠叨叨，但这毕竟是出自一个年愈古稀的老人之手，这毕竟是他对世人的贡献。他的某些随想，颇值得后人品味。
他的本性并不复杂，直到老年，他仍显得有些天真可爱。他对“文革”的反思，也仅仅限于“文革”本身。他在《再说创作自由》一文中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了文革10 年。”（《随想录·无题集》）胡风以及在“反右”中被打翻在地的五十万右派，此时似乎都淡出了他的视野。巴老啊巴老，这就是您要讲的真话？
其实，自从巴老提倡“讲真话”之后，他似乎又沉默了，没人知道他此后到底讲过什么“真话”。可能从此他便步入了多病的晚年。
巴金老人终于仙逝了。对于这样一位长寿老者，对于这样一位本性善良的好人，在他去世之时，是不应该来一番“春秋大义责备贤者”的。然而，巴老的去世，仍使我想了好多好多，于是想写下点什么，不是要悼念巴老，也不是要责备巴老，而是想借巴老之仙逝，使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能尽展其才？到底是什么使一个善良的人在人格上有了污点？到底是什么使一个真诚的人不敢讲真话？
逝者长已矣，愿巴老安息！生者长戚戚，愿我们反思！
──转自《天涯杂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