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在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的日子里，我想起黎秉宁同学三访胡耀邦的往事。
黎秉宁是燕大新闻系49级同学。他父亲原是位国民党军官，因不满蒋介石黑暗统治提前退休。他姑妈是雷洁琼，时任燕大社会系教授。1949年8月，在雷先生和革命大潮影响下，黎秉宁和他哥哥乘船绕过国民党的封锁，赶在开学前到燕京大学报到，并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黎秉宁为人热情、正直、率真，思想活泼，有啥说啥，常有惊人之语，因此拥有“灵感”的雅号。1953年，他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积极，但随着左的路线不断升温，他的阶级出身就成了使用的障碍。例如，要求加入青年团，因所谓出身成分复杂，长期未获批准，直到汇报到团中央，在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亲自过问下，才获得解决。60年代初，他被调往内蒙古呼和浩特。他妻子徐德懋（燕大新闻系50级）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编辑，也被调往呼市一所小学任教。 “文革”开始了，他积极响应号召，向“走资派”开火。等烽烟稍稍落定，他的出身成了对立面打击的目标，本派也不敢保他，在被七斗八斗之后，更被开除了公职。
1973年，他生活无着，满腹悲愤，来到北京告状。那时“四人帮”统治，何处是伸冤的地方？老同学李禹兴（新闻系49级）告诉他一个消息，中央批准胡耀邦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养病来了，家住灯市西口富强胡同。黎秉宁顿时产生“灵感”：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我原是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我和他应属“老同事”，何不找他想想办法？
某日清晨，他径直去了耀邦家，敲门，应门者问：“你找胡耀邦有什么事？”黎答：“我跟他是老同事，来看看他。”当即被请进客厅。客厅不大，很凌乱，桌上、地上、沙发上遍是书报，只见胡耀邦正坐在一小圆桌旁吃早饭，见黎进门，问：“你是谁呀？怎么不认识？”黎答：“我原是《中国青年》编辑，听过您好多次报告，我可早认识您了！” 胡耀邦就请他在小圆桌对面坐下，让家人端来一付碗筷，说：“你来这么早，还没吃早饭吧，来！咱俩一块吃。”黎也不推让，和胡耀邦面对面吃起来。秉宁至今记得这顿早餐非常简单：一碗白粥、二片烤馒头、一碟咸菜和油炸花生米。二人边吃边聊。黎讲了自己被开除公职，生活无着。胡耀邦问：“你参加造反了吧？”黎答：“我参加了，很积极的。” 胡耀邦问：“你参加派斗了吧？”黎答：“我是本单位一派组织的头头，在另一派掌权后，我就被开除了。” 胡耀邦宽厚地笑道：“你们都是响应号召嘛！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参加运动呢？”黎说：“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当权派吃足了苦头，造反派也吃了不少苦，几年了，一直是乱纷纷的，以后怎么办呢？”胡耀邦说：“现在是大家都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随后，他详细问黎在内蒙的所见所闻，黎本是爱说的人，蒙老领导问询，就绘声绘色地讲了当地武斗、大规模逮捕‘内蒙党’人、工厂停工、人民生活困苦等许多情况。胡耀邦仔细地听，沉思默想，一言不发。
正说话间，只见胡克实同志端着杯茶进来。克实在团中央是胡耀邦的副手，也已从 “五七干校”回返北京。他家住胡耀邦后院，两院之间有一小夹道，可以随便来往。胡耀邦见克实进来，就说：“克实啊，我给你引见一位你的老部下。”原来，克实在团中央分管《中国青年》工作，正是黎的上级，对黎秉宁这个名字似有记忆，听说他被开除了公职，愤慨地说：“人家从香港回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现在连饭都吃不上，这太不像话！不符合政策！不对头！”一连串同情的话，让黎秉宁感动得直要掉泪。胡耀邦安慰他道：“你放心，莫看我和你一样没有工作，还戴着顶（走资派）帽子，但我想，困难总是能克服的。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吧。”他和克实扳着指头算，内蒙有哪几个干部已经“解放”，他们各分管什么工作？为人怎样？
反复商量后，胡耀邦口说，克实执笔，当即写了一信给内蒙革委会某同志，两人都在信上签了名，把信交给秉宁说：“你带这信去直接找他，我们相信这同志能帮你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秉宁连声道谢，随后告辞。胡耀邦亲自送他到门口，又嘱咐道：“你还是要做思想准备，现在有的同志怕沾我的关系，可能会推托，不帮助你解决问题，那也别着急，你先去找他试试，如若不灵，再来找我，我和克实另想办法。若是解决了问题，你也要告诉我，让我知道，也好放心。”
黎秉宁惦念妻儿，急匆匆赶回呼和浩特，第二天就到内蒙革委会送信。由于以前是批斗对象，一到革委会门前就心慌，但没想到，信一送进去，立即有请，领导人亲自接见，迅即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秉宁深深感受到，无论“四人帮”一伙如何丑化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
过些日子，黎秉宁出差到京，又在一个清晨造访耀邦，胡耀邦仍请他一起吃早饭，听他汇报恢复工作的过程，很是高兴，并鼓励他好好工作；又问内蒙情况，他告之：“比较以前平静多了，很多人变了样似的，不想再造反，不想再闹了”。胡耀邦沉思半响，说：“人心思定啊！”
秉宁第三次到胡耀邦家是一年以后，他扛了一口袋地瓜（土豆）到胡耀邦家。家人说：“耀邦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了，忙得日夜不照面。”黎未见到耀邦也顶高兴，他要家人转达他祝胡耀邦同志工作顺利，马到成功；还说：“这是我在呼市家门口空地上自个种的地瓜，刚收的，送给耀邦同志尝尝鲜。”家人说：“耀邦同志是从来不收礼品的。”秉宁说：“地瓜算什么礼品？若要说是送礼，那耀邦先请我吃了早餐，我们是礼尚往来。”
秉宁在北京期间，又听到胡耀邦在中科院搞整顿的许多小故事，很多方面都大有起色，大得人心。秉宁高高兴兴地回到呼市。没想到，过不多时，“四人帮”又掀起“反复辟”的妖风，胡耀邦主持制定的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被当作全国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
由于某种缘故，“文革”后期出现一个新政策，允许海外归来的人回返出身地。秉宁带着妻子女儿去了香港。
“文革”结束，胡耀邦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平反了如山的冤案，对拨乱反正作出巨大贡献。秉宁欢欣鼓舞，曾写信给我说：“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旗帜下，中国一定能实现伟大的复兴。”他准备回北京工作。但是，后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很多人想不通，黎秉宁也想不通，他去了美国，受聘在一家养老院任院长。 1999年4月，燕大返校节，黎秉宁来北京和同学们欢聚，他给我讲了三访胡耀邦的经历，在他平缓的叙述中，流露出对耀邦同志的无限敬重，无比深情；而透过他的亲历，我深切感受到耀邦同志在那样困难的氛围下，始终跳动着的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他观察国事，思考未来。他对人民的关爱，无私而真诚，在看似平凡的一言一行中，显示伟大革命家、政治家的胸怀，让人们永生难忘，永远回忆。
──原载《议报》第22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