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胡锦涛与曾荫权打破旧思维﹐起用“港英余孽”曾荫权﹐果然非同凡响﹐收了“起死回生”之效。曾荫权建议以邀请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全体立法会议员访问广东﹐解开北京与香港民主派对峙的死结。胡锦涛在中国大陆鼓吹“和谐社会”无寸进﹐但是在香港至少已经加分。如果中共还搞“火线入党”的话﹐曾荫权有这个资格﹐因为表现比中国那些封疆大吏佳﹐也比香港那些土共好﹐要“保先”不如“增先”。或者吸收他加入“民主党派”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就对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有鼓舞作用。如果再其次﹐就加入中国的爱国教会﹐也可以为海外的教徒们树立一个“爱国爱教两不误”的榜样。
在取得治港的初步成果以后﹐曾荫权的施政报告再打响一炮。这份题目叫做“强政励治﹐福为民开”的报告书﹐用上浅绿的封面﹐并且引用宋朝改革大家王安石的一首诗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用意当然是自诩为改革家（曾曾自况为政治家被骂到臭头）。不知道是无知还是大胆﹐因为又绿又青的颜色不论公私都是非常敏感的颜色﹐以私来说就是“绿帽子”﹔以公来说﹐那是台独民进党的颜色﹐即使是地球上的绿党﹐中共也很感冒。
但是排除形式﹐从内容来看﹐的确曾荫权在力图排除董建华的积弊。八年了﹐这八年的黑暗日子﹐稍露曙光﹐叫香港市民不雀跃一下都难﹐曾荫权人气怎能不升﹖
曾荫权这个报告与董建华做出以下的区别﹕
第一﹐扼要。扼要者﹐以一个半小时代替董建华的两三个小时﹐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喜讯。董建华的辞职理由中就表示他的脚痛使他无法长时间站在台上做报告。曾荫权做报告后也对传媒透露他有痛风症﹐但想来这不是扼要的理由﹐否则就不必考虑两年后的连任了。
第二﹐务实。曾荫权毫不掩饰的说他摒弃“浮夸”﹐矛头直指董建华。的确﹐董建华中药港﹑汽车修理中心﹐乃至“超曼哈顿”的豪言壮语不见了﹐曾荫权的两年任期也只能谈一些基建项目﹐以及吸引人才的政策等。当然也有若干基建项目。
第三﹐班子。这是曾荫权的第一要务﹐也是连任的保证。因此他悄悄废除了董建华的“高官问责制”﹐政务司司长恢复原来的职能﹐重回港英时代的公务员制度。而报告后宣布行政会议名单﹐也有当年行政局的色彩﹐甚至还有一位民主派人士入局。而董建华原先一些花俏组织将视情况决定去留。
虽然这个报告获得一些好评﹐但是也有不少欠缺之处﹕
第一﹐回避相当多市民所关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例如○七○八年的特首与立法会选举被北京否定后香港该走怎样的路﹖显然曾荫权把它推给政务司即将推出的政改报告﹐不想让施政报告卷入政治旋涡中。然而施政报告东一个政治﹐西一个政治﹐以突出他的“政治家”形象﹐却避开政治改革﹐有难言的苦衷吗﹖
第二﹐淡化官商勾结。官商勾结是市民相当关心的问题﹐除了董建华时代形迹太露﹐曾荫权上台时大财团的积极介入和扮演的角色都使市民不安﹐西九龙文娱区还待考验。因此曾荫权在这一部分就有意淡化﹐避免引起人们太多的联想。
第三﹐好消息欠奉。施政报告前传说有好消息﹐一个是减税﹐一个是来自中国的政策。但是都没有。减税太刻意讨好市民﹐曾荫权民望够了﹐目前经济状况也还可以﹐所以这个“绝技”留到必要时刻。至于中国政策﹐例如第三阶段CEPA扩大免税的香港商品﹐扩大人民币业务等等。为何中方不借此“挺曾”﹐也许也不想把好牌全部出光﹐何况还要再考验一下曾荫权。
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上﹐曾荫权更发挥能言善辩的本色大窒质疑的议员﹐对摇摇摆摆的自由党议员最不客气的冷嘲热讽﹐对民主派也不客气﹐看来对土共最温柔﹐这完全符合他应有的政治立场。有的话含有机锋﹐例如面对民主派议员刘慧卿希望曾荫权向立法会报告他经常到中国大陆做些什么﹐曾荫权有些老羞成怒的回答﹐指民主派也常与外国驻香港领事接触。显然暗示他是“爱国”而民主派“卖国”﹐为此刘慧卿驳斥两者完全不同﹐因为北京代表权力﹐可以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但是外国领事只是公关性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权力决定香港事务。“文汇报”竟因此发表社评抨击刘慧卿﹗
有论者认为曾荫权有末代港督的风格﹐甚至大赞之。例如有一位倾向民主派的学者竟认为曾荫权的施政蓝图“师承彭定康超越彭定康”﹐这未免太过誉也。彭定康是世界级的政治家﹐曾荫权才刚出炉呢。
面对曾荫权的“中兴”﹐民主派的处境更加艰辛。其实﹐在董建华时代﹐民主派的处境就不佳﹐但是因为董建华太过无能﹐才使民主派“番生”。民主派的最大困难是“西瓜偎大边”效应﹐政客﹑媒体都会逐渐亲共﹔九七前已经如此﹐九七后更是名正言顺了。其次就是经费的困难﹐就如同中共禁止台商支持绿营那样﹐由于港商更依赖中国的商机﹐又在“一国”的政治框架之内﹐所以已经没有大商贾敢在金钱上支持民主派﹐民主派只能靠街头募捐一元﹑十元的筹集﹐最近更因为民望下跌﹐筹款更困难。例如没有钱组织旅行﹑餐会等拉拢选民的活动。“务实”的选民看重这些活动﹐理念只能吸引部分选民﹐在这情况下民望下跌也不奇怪。有的议员只能充份“榨取”政府规定内的补贴“挪用”到其他项目运用﹐虽然没有落到自己口袋﹐但也可能触犯法律而被廉政公署调查﹐形成“丑闻”﹐再经过亲共媒体炒作﹐进一步打击民望。
除此之外﹐民主派最大的问题是在九七后就不知该如何为自己定位。套一句文革的术语﹐就是缺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一国”之下如何反共﹐反共就是反独裁专制制度﹔也就是既要同中共接触﹐同特区政府接触﹐却又要坚持反独裁﹑反专制的立场。在这过程﹐也看到一些缺乏理念的政治人物﹐在“招安”下难掩亢奋的表现﹐不知是缺乏定力﹐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坚持理念的﹐又缺乏新意﹐只能用老一套方式抗争﹐因此市民的支持也削弱了。因此如何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对香港民主派的大考验。
但是香港民主派也不必因此就非常悲观。首先还是要看到成绩。固然五十万人大游行不能全部归功于民主派﹐因为江泽民和董建华的功劳更大﹐但是民主派的牵头和组织作用是不容抹煞的。中共弃董扶曾﹐难道没有民主派的成绩和功劳吗﹖因此民主派必须继续善尽反对派的角色，不断寻找特区政府的缺失提出批评和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是不可放弃普选的目标﹐以及经济活动中防止出现官商勾结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
问题还在民主派不能吃六四的老本﹐不能吃五十万游行的老本﹐根据中共的理论﹐要“不断革命”﹐要“与时俱进”﹐因此要不断分析形势﹐突破框框﹐提出新的策略﹐提出新的目标。固然曾荫权要听命于共产党﹐但对他的政策还应该与对董建华及香港土共有区别。对他的“自主性”还应该给予适当鼓励﹐“又联合﹐又斗争”﹐当然联合与斗争不是平分秋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目标是“逼曾自主”﹐不能完全听命于中共﹐不能完全听命于财团。中共要利用曾荫权分化民主派﹐民主派也要防止曾荫权与土共勾结而回到董建华时代﹐所以必须有灵活的做法。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个鸟笼﹐“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但是相对中国的“一国一制”﹐空间还是大一些。因此不妨参考国内的民主派与维权人士在坚持自己理念原则下如何开展“合法”斗争的﹐香港的“基本法”空间比中国大﹐司法也比中国独立﹐擦边球也好打一些。
这些年来中国地方势力抬头﹐胡锦涛与温家宝权威已经不再。既然如此﹐香港也应该乘这个东风。“港英余孽”的上台﹐难道不也是中央权势削弱的一个迹象呢﹖香港难道不能争取到更大的自治呢﹖固然﹐正如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所言﹐民主派陷入圈套之中﹐就是北京的介入愈来愈深﹐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北京什么都管。但这也是预料之内﹐因此民主派要考虑在如何抵制特首成为北京傀儡的时候﹐也鼓励特首的高度自治﹐甚至帮助他高度自治。但是要非常的清醒﹐在“适当”合作时﹐不要被同化﹐被吃掉。香港如果能真正的高度自治﹐也将鼓励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自治﹐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铺出一条新路。
新形势下的香港民主派将从新洗牌﹐从中孕育新的领袖﹔也许是旧领袖的转型﹐也许是全新的面貌﹐看谁能脱颖而出﹗（争鸣2005年 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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