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的思想在古老、陈腐的中国搅起了漫天风云，无论是誉是毁，康有为这个名字确实震撼了那个年代朝野内外的读书人。刹那便是永恒，即使康有为的思想有多少不足、缺陷和不切实际，他在思想史的意义都是巨大的。萧公权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人，以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传世，他的《康有为思想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他是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几千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座标上进行审视的，其次他把康有为思想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衡量，从而他完成了对康一生思想的全面清理，在萧公权之后，研究康有为思想空间确实已经不大。这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句诗：“崔灏题诗在上头”。
康有为生当时代转换之际，睁眼看见了世界变化的趋势，以一介书生，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皇帝，试图抓住年轻而梦想未泯的皇帝实现他变法的宏愿，他组学会、办报刊，奔走呼号，促成变法的舆论。他确实太急了，只争朝夕，等不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后世的批评或许都没有错，但诚如萧公权的判断，如果康有为按部就班、老成持重、一味求稳，那也就不会有戊戌变法那一幕了。康的急噪、急迫和急于求成中包含了他的满腔热情，这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人物中是少见的。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往往是稳健有余而冲劲不足，康却是一个雄心万丈或者野心勃勃的读书人，从他的“以儒变法”到“以儒为教”，他楞是要在盛行千年的儒学中找到变法的依据。《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出，不少人视为洪水猛兽，要求禁书毁版的有之，破口大骂的有之，其实康内心从无颠覆儒家学说的企图，他只是要借此为自己的变法鸣锣开道，他最终还是要在儒学的怀抱里寻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他自命不凡，俨然孔子转世，以“圣人”自居，他的思想能力要高于他的行动能力，他留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也比政治史上要大。
政治上的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后便已不足道，他在海外发动的那些力不从心的保皇行动，他在华侨中的筹集经费之举当时就招物议，他身上的光环也逐渐暗淡。但他思想的翅膀没有被折断，他多年后才行世的《大同书》早在1902年就已完成，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所有思考，不管是荒唐的还是合理的、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思想上的康有为，其影响将一直持续到1927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后。我相信，萧公权的研究不只是要说清楚康有为曾经的思想，那些是是非非，目的还是要有意于后世，不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在前人止步的地方，也许正是后人新的起点。
走进百多年前幽暗的长夜中，那些曾经月朗风清的日子，伴随着激情和热血的日子，尽管昙花一现，尽管连接着菜市口的血光,却没有人能够否认，康有为的变法梦当中寄托着一个老大民族跨入近代文明的梦。在康的一生中，他设计的变法蓝图无疑是为近代历史留下的最大思想遗产，在我看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建构乌托邦的《大同书》,萧公权以大量篇幅阐释康氏就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出的一系列理想，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个冷静的学人内心的激动，毕竟那里面包含了太多中国人迈向近代门槛时的愿望、热情和眼泪，康有为是那个时代重要的代言人。漂浮在半空中的乌托邦最终还是乌托邦，思想只有落在大地上才能发芽、才能生根。
萧公权对康始终怀有同情之理解，却并不回避康的缺点，众所周知康有为不是那种言行如一的人，他一面大讲男女平等，一面三妻四妾，他虚构的思想蓝图是属于未来世界的，而在现实世界，他只是一个讲究饮食男女的凡夫俗子，他不能像说的那样做，他的思想难道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吗？也许在思想史家萧公权看来，思想的归思想，现存世界的归现存世界。我们可以不同意萧氏的书生之见，萧提供的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座标，衡量一个人思想的毕竟还有其他的座标，没有什么东西能高于活的人生、活的历史，才华、思想与做人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尽管康有为从来都不是戊戌变法的唯一主角，历史已经肯定那个拿出了变法蓝图，并参与推动了变法进程的康有为，然而对他在流亡岁月中的作为、对他在民国诞生后的选择，都还可以从头细说，褒贬是非，这一切并非是无关紧要的，有时候甚至比他写在纸上的那些思想更紧要，或许这是萧公权在书斋中所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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