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学:《路 漫 漫》 (之六)

严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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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秋的台风季节刚过去,革命委员会又刮起了强大的红色风暴。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抓进变相的集中营。专政工具们以革命的名义,大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我刚出差在上海,从电话里我得知:打办人员抄了我们工厂,拉去生产原料,使我们企业停产倒闭。我清楚这是县工交局长蔡继卓对我们的报复。我不能沉默了,唐吉珂德对风车的宣战,即是我此时心境的写照。我从上海打电报给县政府,列举蔡继卓的种种罪行。电波的传递,如爆开的炸弹,在海门和黄岩的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动用了一切专政的工具,向我围歼过来。

实际上我还在上海时就被人秘密监视了,待我上了浙江403客轮,就有“打办”的宗达贤跟踪,对我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第二天中午,轮船到达海门港时,椒江码头戒备森严,站满了戴红袖章的专政人员。在宗达贤的指挥下,十数名专政人员由王梅林主任率领从码头冲上轮船,他们和暗中钉梢的监视人员一起,捆绑并拘捕了我。尽管挣扎著拒捕,但仍被制伏,前呼后拥地押进了海门公安局。我成了要犯,他们一腿把我蹬进了拘留室。这十几平方米小屋,里边已关押了几十个犯人。一扇小门,挂着斤把重的大锁,视窗的铁栅上绕满了铁丝网,仅留下个小洞,作为外边向我们传递食物、水的唯一通道。

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剥夺了自由,好象觉得拘留我,还应该给一张《拘留证》之类的东西。我对着经过窗外的黄岩县公安局(特派海门)局长林大兴发问:“林局长,关我在此,为什么没给《拘留证》。“林局长锁起眉心立即反问:“你是谁?”,我说了姓名后,林局长恶狠狠地说:“你就是严正学,我要先关你四十天!”局长,公民揭发当官的违法,犯那一条王法。反对旗手江青的革命路线,扰乱革命队伍,你用国际明码电报,攻击革命领导干部蔡继卓贪污、奸淫知青……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不认罪伏法。“蔡继卓确实有贪污、腐化的罪行,我不能揭发吗?”,听我还敢反驳,林大兴咬牙切齿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你再说就是破坏农出大寨,是现行反革命!”官官相护,在长官意志代替一切的时候,我的行为必将遭到严厉的制裁。(四人帮倒台后,工交局长蔡继卓因贪污,奸淫知青判刑8年。)

夜幕降临,东半球又陷入了漆黑的世界,我开始了生平第一夜牢狱的生活。拘留室里关押的都是红色风暴打击的对象。没有什么大罪名,所以心大家的情并不沉重,因为百无聊赖,只能在这小天地里,轮流讲各种故事来打发这漫漫的长夜。

蹲监狱最重要的是学会打发时间,我把研究看守当作消遣,对他们评头论足。这二个钟头轮流换班的共七、八个看守,其中最坏的是被称为S的老东西。一次送饭的时间,我故意在废纸里包了一把鼻涕,从视窗偷偷的丢下去。老S一个箭步窜过来,以为是传递情况的纸条,一把抓在手中,却弄得满手掌是粘呼呼的,狱友们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这一夜,老S存心要整治我们,我们一讲故事,他就拼命敲门训斥,我们则捂著鼻子装了腔对他喊话:“喂喂!老S,门敲破我们可都跑了,你可要坐牢吃官司的。”他停下刚转身离去,我们又天南地北地海讲。第二天是星期天,老S决定惩罚我们,他改变早晨放风的惯例,不让“犯人”出来洗脸、刷牙,也不让抬出粪桶。他不理睬我们的请求,我们冲着他抗议:“老S,电影里的法西斯,还给犯人放风。你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牢里的粪桶满了,无法‘吐故纳新’,你不给放风,又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宣布全体绝食。”

一盒盒饭菜排列在窗外的长桌子上,早上的,中午的,没有一个人去吃它。几个好心的看守来劝我们,老S则出外搬来了区党委汤义方,又喊来局长林大兴。对着他们一阵嘀咕之后,我被点名出去。牢门一开,我就径直向院子里的厕所奔去。我不理睬党书记的训话,并告诉局长:“我肚子痛,憋不住了,得先方便,才能听书记的训斥!”。汤义方、林大兴无可奈何地等著,一刻钟,二刻钟,林局长不停地在天井转着圈子,三刻钟又过去了……汤拍亳了桌子,林停下方步频频叫着我的名字。我系著裤带低着头急忙忙从厕所往外走,局长吼叫道:“不用系裤带了,连同鞋带一起交出来,你升级了!”老S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关进后院的真正监狱。

拘留室后面边,跨过二道上锁的铁门,里边是六间小小的小号牢房,7字型地占据黑洞洞的空间。

我的天,所谓监狱,活像口棺材。四边是条石叠的墙,直立会碰到水泥顶板,一扇用角铁焊接的铁门,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绝。这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已横卧著六个人,角落里还停放着粪桶。他们存心整治我,把我硬推进关人最多的一号,倒连累了里边的六个人犯。当日该号在押的犯人有林大刚、叶祥林、豆腐太子、泮锡忠等六人……女号也关着几个人,都是被红色风暴刮进监狱的,林为厂里采购从上海回来,走出码头,就被专政人员拉去游街的行列挂牌示众,后边拷打着钛锣的是女号王彩娥。

林先生比我年长几岁,只听说他父亲林如青为共产党出生入死卖过命,资助中共地下党浙东三五支队、几次营救被通揖追捕的中共要员下海逃命,抗美援朝期间还损黄金给共产党买飞机大炮,后来被救的徐德、陈兰桃等成了中共高官,可林如青即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未让辩解就枪毙了。那年头,权力代表一切,连乡下的农会主席开开口都能杀人,不知劳苦功高的林如青会犯下什么官祸?三十七岁被押上刑场、饮弹而亡、死不冥目,丢下寡妻和八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如今的林大刚,仍在“世仇分子”之列,让你游街是“给出路”,示众倒成了“抬举你”。到后来(1986年),胡耀邦拨乱正反,林如青又成为功高盖世的起义英雄,说是错杀,被追认革命烈士那是后话。说:“皇天有眼、感激涕淋”还大早,因为林大刚一家至今没得到抚恤,充公的财物房屋仍是党产被拒绝发还。

女监的王彩招是王通顺的妹妹,也是我初中同学娄友恭的女人。颇有姿色的她,还总把头从小铁窗伸出来。监狱是“闲人莫入”的地方,但这里不是。午饭后,区党委汤义方的公子汤军背一捍鸟枪进来了,他对着天井里喳喳寻食的一堆麻雀开了一枪,麻雀轰地一声全飞光了。我们因此低声调侃:“鸟骑歪了!”,汤军闻声大骂:“监狱坯!”,不断地用枪托砸著铁门,他见王彩招的头未来不及缩回去,一个箭步跑过去揪住王的头发,就左右开弓煽耳光。王哭喊著,越是哀求,越遭疯狂发泄。犯人看得心发怵,高喊著:“不许打人!”“打人犯法!”。但法在他老子手中,这个“小高干”仍边揍边吼:“你告得了我吗?”……我压着满腔的怒火,轻声对他说:“汤军,你妈文革初被当作‘梅花党’就关这里!”,看他不息手仍肆无忌惮,揍得王嘴鼻都是血,于是一声怒吼:“你打的是你妈!汤军,”,汤的手是松开了,竟立即举起鸟枪向监号瞄淮,犯人们四下窜逃躲成一堆时,员警王彩娥来了,拉着汤军说:“是好人打坏人!看,弄赃了手。“小高干”边走边往墙上著擦血手,退了场。王员警本该早来干预这血醒的虐囚,据说是因为王彩招(犯人)曾对王彩娥(员警)说:“我们一样,都是女人,就是‘招’和‘娥’的区别!”,如今总算被打得长了记性!

折腾了半天,夜幕已徐徐降临。晚饭后,我把剩下的饭菜和著开水搅拌,然后从狱门的小铁窗往下倒;其他六个犯人就跟着喊起来,并对莫名其妙跑来的值班员警王彩娥说:“新来的犯人要死了,又吐,又拉还抽著筋,要是传染病什么的,我们可就跟着完了。”看守和员警不愿深更半夜送我去医院急诊,就主动提出让我搬到隔壁牢房的建议,我说:“也许就是水土不服,我换换环境就会好的。”

监狱,是“共产主义”的天下。相同的命运、使我们在物质上从来不分你我,长时间的孤独,需要交流,推心置腹的倾诉,什么秘不告人的隐私都不复存在了。闷得发慌时,就高声地喊、唱、闹。今天,我成了六面碰壁的人,面壁而坐,首先看到的是狱墙上题的一首打油诗:

“狱门响一声,
心里砰砰惊,
要想心安宁,
做鬼勿做人。”

我苦思冥想,只见狱壁上种种漏痕,水迹血印都浮现起来。这里有绝望狱友留下的抓挖痕,也有发狂狱友头碰狱壁时洒下的片片血迹和血手印…… 一只绿头大苍蝇飞过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的目光随着它旋转,最后在狱壁上停了下来。苍蝇和血迹的组合,变成了昂首挺胸的红综烈马,苍蝇爬动好像是烈马的眼珠转动起来。此刻,整个牢房颤抖起来,我见到一群桀傲不驯狂奔的马。

强烈的表现欲望使我捡起砖屑、木炭拼命刻画着,同时抓起那瓶写交待用的墨水,往墙上乱泼乱倒……。同牢狱友阿忠以为我发疯了,使劲地抱住我的双手,我只好用头发在墙上刷并用脚在狱壁上乱蹬乱踢。我不能让这闪现的灵感息灭,我那狂放不羁的内心世界正被唤起。我凭一颗动荡不安的灵魂,以动荡不安的经历,去表现这同样动荡不安的世界。谁再能遏止我强烈冲动的情绪,我把人世间的苦难,我的悲哀和不幸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渲泄在这斑斑驳驳的狱壁上。在这里艺术是一种表现,一种内心感情的发泄,这里只有本能的欲望和快感,没有功利、没有目的、也没有别人的欣赏和贬斥。我的画是我心灵的视像—- 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精神世界。我以荒诞的画面去表现同样荒诞的社会!让怵目惊心的点线面去表现同样怵目惊心的现实!

艺术本来是宗教和宗教式的信仰危机后的一种精神寄托。现在看来,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而是认真执着地去追求实在很痛苦。在艺术土地上耕耘、播种,没有“春华秋实”,亦不能指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艺术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它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寄托、灵魂的归宿,并为人类社会的变迁留下淡淡的痕迹。世界是个迷,没有必要再去作简单的褒和贬,何必机械地分辩善恶是非。面对暖昧难解的人生,在哲学也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在宗教和各种主义成为虚伪和空想的年代,艺术即是唯一能够慰藉人类灵魂的地方。绘画应该是画家真实感情的轨迹,是画家内心的律动。艺术家是最不会安份守已的人,他们捡起艺术这块石头,抛进平静的水面,让生活激起波澜,使麻木的芸芸众生复苏。记得有人说:“古代艺术是大师们创造的,现代艺术是一群疯子—- 一群介乎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之间的人创造的。”

又过了一天,我的牢房中又关进一个因贪污和强奸罪入狱的人。此人捕前是葭止镇委书记,叫朱普根。入狱后他整天闷不出声,不吃不喝低垂的脑门耷拉在裤膛上。傍晚的时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一只手不住地在胸口比划着,念念有词道:“我是共产党!怎么让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监狱?我,怎么能和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关在一起……”。我们这间牢房确实关过一名将处极刑的人犯,他从杭州解押下来,手镣脚铐地在我们监里住了一夜。这一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因此,我们之间不能互相询问,在他进监时看守说他是押回温州正法的死囚,但他泰然的神态,确实使我们敬佩。

而眼前这猪公嗷嗷直叫真叫人厌烦。阿忠过去煽了他两巴掌,让他知道我们是好人,而他才是坏蛋!接着又蹬了他一脚,让这个“共产党“跪地请罪。我告诉他:“我们哀伤是因为我们被剥夺了自由,而你,只是痛惜失去了特权。”好在第二天“共产党”被上送黄岩蒲草田监狱,不然真不知道如何和这头公猪一起挨日子。

“秋后问斩”是中国刑罚的传统。到了那一天,杀头的、陪杀头的、还有那些不杀头的都得拉到街上去亮相。犯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尚使还有阿Q式的人物,还能吊起嗓子喊著“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话去挨子弹。到如今刑罚又有了新的发展,譬如,枪毙前给喂上个铁毛桃,或者,上下牙被用铁丝拴住或在头颈上栓上细尼龙绳,甚至干脆割开犯人的气管,任凭你有天大的冤枉也喊不出声音来。还有,是我们这批还轮不到杀头的,还得绑着去陪枪决!有经验的狱友告诉我们:每年这个时候,总有这么一批人会遭殃的,我心里更加明白:专制的党书记、生杀在握的政法委还有贪渎腐败的工交局长蔡继卓是不会忘记在这种场合惩罚我。

这二天放风时,我看到水沟边采水的蜜蜂,原来又是瓦松开花的季节,大批工蜂正在海门采集瓦松花越冬。我让狱友们每人捉上二、三只,养在纸折成的笼子里。到了批斗示众那一天早晨,狱友们都学着用蜜蜂在自己或眼睑或人中部位蛰一下。待到军警将我们五花大帮后拉出监狱,在提上刑车时才发现我们一个个都歪脸凸嘴,颜面肿大。公安局长林大兴嗷嗷地骂着,但他弄不清我们怎么都变成象像刚用过大刑似的,喊来区党委汤义方、陈广洲,又请来书记杨华明,怕押到刑场示众,会适得其反。终于决定把我们推下刑车,押回牢房,就这样我们逃脱了强化专政的一次制裁。(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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