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1日讯】编者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何家栋先生是现今中共体制内坚持理想，勇于反省的民主派代表人物之一，备受知识界尊重。此文介绍他追求真理永不放弃的坎坷一生。
耄耋之年的何家栋先生步履丝毫不显蹒跚，手上也还相当有力量，尽管脸上布满了老人斑，但气色红润，精神矍铄。如果不是老人相告，怎么也想不到何老正饱受眼疾之苦。何老罹患严重的白内障与青光眼，左眼全盲，右眼视力也仅剩零点三。何老是一位十分乐观豁达的老人。尽管他九死一生，被当局迫害得家破人亡，但情绪不见压抑，谈话妙趣横生，不时快乐大笑，有时甚至有几分童趣。
与日寇血拼留下残疾
一九三八年，日寇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蹂躏着中华大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年仅十五岁的何家栋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平汉工人铁路破坏队，开赴华北战场。他冒着 极大的危险，长年活跃在敌后，破坏日寇的铁路公路交通和通讯设备与线路，一年后升任指导员。 不久，他转到八路军南岭支队，担任小队长，从此开始了与日本鬼子面对面血拼的战斗生涯。一次战斗中，面对鬼子的优势兵力，为了不当俘虏，他被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落下残疾。直至今天座椅稍低，不用手扶便站不起来。之后，他转到文工团作宣传工作。
一九四○年，何家栋先生奉调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联络青年学生，将他们 送到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何老陪送十多名青年到冀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正赶上整风运动。他们被中共当作破坏分子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他被吊到房梁上严刑拷打，不论如何说明解释都没有用。他们全天给何家栋戴上背铐，很快双腕便血肉模糊，露出骨头。一个星期下来，何老被折磨得失去了人形。再坚持下去必然会毫无价值地失去生命，于是他采取权益之计，将自己在抗战初期破坏日寇通讯交通的故事，交代为准备到根据地来进行的活动。按照“坦白从宽”的精神，何老和同伴宋大雷（后任北京经济学院副院长，已 离休）被驱逐出根据地。两个年轻人不服气。他们去到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把问题说清楚，纠正了这起错案。此后，何老又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地下文委创办的中外出版社工作。他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共产党主张和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与书籍，被当局视为可疑分子。
共产党的牢比国民党黑得多狠得多
国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国民政府在全国展开清理隐患的大规模搜捕行动。何老不幸被捕。何老说：国民党对待嫌疑犯比共产党文明一点，没有证据，一般不动刑 具。在监狱期间，他不仅从没有挨打，甚至连手铐都没戴过。几个月后，何老这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毫发无损地重获自由。讲到这里，何老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的牢比国民党的牢黑得多，狠得多。”笔者从多种渠道知道，共产党人临刑前能够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江姐甚至能够在监狱中绣红旗。可新时代的江姐张志新却不仅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惨遭轮奸， 而且刑前被残忍地割断喉管。另一位女英雄黎九莲的悲惨命运与其不相上下。此前，笔者曾以为当局的法西斯化始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尤其肆虐于文革之中，没料想其野蛮残暴竟然是一以贯之的。
中共建政后，何老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夏，他被打为右派，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收入锐减，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多舛命运。 当时，何老是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负责人（编按：何家栋曾是文革前影响很大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及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的执笔者），在他的统筹安排下，出版社出版了刘宾雁先生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先生因此划为右派，作为编辑出版者，何老自然难逃厄运。本来何老应该与其他右派一起下放劳改，但由于出版社当时接到了《刘志丹》的书稿， 需要有人编审润色，于是决定何老留下来，负责这项工作。不想，两年后《刘志丹》成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罪证，何老立刻从右派分子升格为反党分子，处境越发艰难。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首都北京这么“伟大”的地方，自然不能再容忍何老这种“双料分子”继续生活于此。他被发配到山东省成武县。由于他的问题长期无法做出结论，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最终他不得不去种菜。
文革开始后，工人日报社造反派勒令何老回京接受批判。由于当时新揪出来一大批斗争对象，如全国总工会和报社的头头，何老这只“死老虎”反而成了陪衬，只是一般性地坐了多次“喷气式飞机”。不久，他便被发配到劳改队打扫厕所。对于早已打入阶级异己分子行列的何老，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造反派丧尽天良，扣下了他的工资，只给他少许生活费，依靠他抚养的一大家人顿时断了炊。由于他老母亲的力争，加之军代表的干预，最终才给他家属六口发放每月三十元生活费。这道坎总算过去了。
大儿子惨死二儿子愤然自杀
何老刚刚舒一口气，更大的打击却接踵而至。那个极端邪恶的年代，不仅“牛鬼蛇神”本人不被当人看，他们的子女也被划入另类。何老的妻子陈蓓原是工人日报记者，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他们的大儿子因为是右派子女，被造反派殴打成重伤，惨死在郑州医院里。其他孩子小学未毕业即不许上学，受尽欺凌。由于继续待在山东可能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何老于是叫他们赶快逃回老家避难。
然而灾难并没有就此停步。何老的二儿子过继给孩子天津的姨妈。那是一个富有正义 感、嫉恶如仇的年轻人。文革中，二儿子下放到内蒙建设兵团。由于他看不惯当地官僚飞扬跋扈、欺男霸女的作为，与他们发生矛盾。被发现是双右派的子女，不由分说，便将他关禁闭。孩子发现自己在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彻底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希望与信心，愤然服毒身亡。
一个少年时即投身共产党的老“革命”，在自己向往、忠诚的社会中，竟然遭遇一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天下难道还有比这 更具反讽力量的事情吗？！
何老说，尽管一直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究竟在那里，却始终不敢怀疑共产党和毛泽东，反而劝说自己：既然党毛主席说我错了，那一定是自己错了。是因为自己觉悟不高，必须加强学习。他非常真诚地反复检查自己的思想，劳动和批判之余，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对比现实，他更困惑了：因为凡是马克思批判的，中共都坚持。
这时林彪事件发生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他顿开茅塞，恍然大悟。 何老认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有错，所有的罪名都是诬陷，是欲加之罪。共产党和毛泽东完全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为了达到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老说，毛泽东为了利用林彪，便抬举他为自己的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其为接班人；利用完了便一脚将其踢开，污蔑他为野心家、阴谋家，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还赶不上固守君臣伦常的封建君主。
毛为了个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何老认为，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他说，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完全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他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他反对其他人担任国家主席，是因为害怕大权旁落。何老说，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把中国搞得连国家元首这种最起码的体面都没有了！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要国家消亡，政教合一，君师合一呀！
带着解放了的思想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何老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恩格斯很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类获得自由的学说。何老深有感慨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否则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邓力群宣扬的是妖魔化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坚持以自由为依归的人性化的马克思主义。
最大的痛苦是改革开放后，何老回到工人出版社，继续负责出版工作。不久，命运将他与刘宾雁再度联到一起。何老旗下的《开拓》杂志发表了刘宾雁先生的新作《第二种忠诚》。这部力作惹恼了高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潮汹涌地向他袭来。有好心人为他出主意：反正年龄已经到了，休息算了。于是何老打报告离休，总算躲过了一劫。
何老表示，自己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六四”。他说，尽管自己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二十多年间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但那时并不特别痛苦。当时的思想非常幼稚：虽然自己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个人没有了前途，但国家民族大有希望，因而始终坚信自己多少总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六四”虽然自己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但国家从此却没有了希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怎不令人悲痛万分！ 危机四伏的中国对胡锦涛等中共新一批领导人，何老用一句十分精辟地话总结说：让他们这些人背离传统是不可能的，但让这些人抗拒潮流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将在两股力量的较量中慢步前行，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何老希望政权能够和平转型，取得合法性。问题在于，社会还给他们留下多少时间。何老表示，现在社会已经出现原始化的现象，一旦经济不景气，国家权威势必崩塌，国家将会倒退回人人为敌的丛林社会，那时就会出现法西斯。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转自《开放》十二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