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1日讯】中国有十二万律师，敢于接手人权案件只有十多二十位，高智晟律师是其中的最勇者，敢于触动维权运动中的最危险禁区，为法轮功受迫害两度上书中共领导人，为此受到停业的处罚。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维权的律师，这是可喜的现象，高智晟律师更是其中佼佼者，他已成了维护中国法治的良心和脊梁。
目前中国有律师十二万人，但敢于接手人权案件的律师仅有十多二十位，少得可怜。因为人权案件的对手直接是掌权者及其政府，向他们挑战风险很大，所以许多律师不敢接手。事实上，凡是接手的都遇到麻烦，甚至连自己的人权也会丧失，自身难保。
上海律师郑恩宠接手静安寺东八块拆迁案，被判刑三年，现在还关在牢里；北京律师朱久虎为了陕北民营油田案被囚四个月，不久之前才获释；上海律师郭国汀替异议人士清水君、杨天水、师涛、张林以及法轮功学员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吴爱中、张惠等辩护，被吊销执照，受居住监视，最后逃到加拿大；广州律师郭艳、唐荆陵因承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长案被官方雇用的歹徒殴打。现在轮到律师高智晟了，他因为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果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勒令停业一年。
当局找茬整人 手段卑劣
律师的职责本来就是维护法制，依法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共产党口头上高唱依法治国，实际上无法无天。法律在他们心目中只是统治工具，用来管治老百姓的，不是用来约束自己权力的。所以他们老是对法律任意使用，不是将它弃置一旁，就是横加扭曲，毫无第三者制约。宪法如此，刑法如此，连立法法也如此。法不够用的时候便随时制订出一些条例规章，甚至命令。党的决定和领导人的口头指示，永远比法律重要。
近年来法令多如牛毛，而共产党却越来越不讲法讲理。高律师只不过是向胡温上书，将他亲自调查所得有关法轮功学员受残暴迫害的实情奉告，希望主政的胡温停止这种迫害，改善同人民的关系。这完全是善意的下情上达，每个公民都有这种权利，更何况他是律师，对维护国家法治负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责任。如果胡温真的重视以法治国、以民为本，理应对这类上书欢迎之不暇，那有加以打压的道理。
谈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原是前朝江泽民干的罪孽，胡温如果聪明的话，大可终止此一孽行，即使不是明令终止，暗中终止也可，老百姓自然会知道好歹，由此嬴得的民心，远比胡温到贫民家中嘘寒问暖胜过千万倍。可惜胡温不仅没有抓好此一良机，反而跟着江泽民一鼻孔出气，延续兽性镇压，自招民愤。
虽然北京当局不满高律师的上书，曾由律管处向他口头提出警告，要他收回给胡温的公开信，但是于法于理又不敢公然以此公开信的罪名对高律师进行惩罚，于是故意找茬，在两点行政性的问题上落手，指他：（一）律师事务所搬迁没有申请改变登记；（二）在探郭飞雄监时给非本所律师提供法律手续。关于这两点指责，高律师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并无过错，事实上，这些鸡毛蒜皮的指责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高律师在维权案件上热心投入，己成了官方的眼中钉，现在又两次为法轮功问题上书，更触到中共最敏感的神经；一次是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孙文广教授等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暨吴国邦委员长，另一次是今年十月十九日单独上书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
高智晟闯禁区勇气非凡
高智晟说，当他给吴邦国写了公开信之后，他接到国内很多电话都说他不该写这封信，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在电话中对他说：“社会上存在不公，全国人都知道，那么多当大官的没有一个敢去讲，为什么就非得你一个平头百姓去讲！”真的，法轮功问题比普通维权问题更危险，它是中国维权运动中最可怕的禁区，谁碰到它谁就大祸临头，甚至有生命危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可以称得上伤天害理，迫害手段之凶残，史所未见。据海外法轮功消息报导，自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至今，被迫害至死者超过一千一百人，有数万人被囚、被劳改，顽固者被关进洗脑基地受到近乎凌迟的折磨。这般镇压，规模远远超过“六四”，其残暴性也远超过对付异议分子的镇压。像这么可怕的群体性迫害，国内舆论六年来始终噤若寒蝉。
高智晟给吴邦国的信，该算是国内第一次公开的揭露。此前，郭国汀律师曾于二○○四年七月开始接办法轮功案，第一桩是上海同济大学法轮功学员黄雄的失踪，此后他又接办了陈光辉、瞿延来、雷江涛、吴爱中、张惠等法轮功案，因此被吊销执照，受到监控，后得“加拿大律师人权监督”组织的营救，才能逃离中国。郭国汀的遭遇，高智晟完全清楚，但他仍要再向胡温上书，这种胆识，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得到。
高智晟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曾联名上书人大，提醒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改进，反倒更加变本加厉。权力走向反动的这种威胁，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提醒的！”这就是他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坚定了他的意志，下定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千磨万砺看透了这个体制
高智晟的人生经历非常崎岖。他出生在陕北贫瘠山区的贫穷家庭，从少就在饥饿中挣扎求生，上山采药、当煤矿童工、参军、走街串巷卖菜，全靠自学成材，考取律师资格。起初在新疆当律师，帮过好些穷人免费打官司，替两桩受误医的贫童赢得巨额赔偿。移居北京后，他成为著名的人权律师。接办过蔡卓华牧师非法印《圣经》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诬栽贪污案、网络作家郑贻春被控颠覆案、朱久虎律师为陕北油田官司被捕案、郭飞雄因太石村事件被关押案等等。他对铜川陈家山煤矿爆炸事件、河北青年聂树斌被错判处死事件、广州大学城圈地事件、番禺太石村事件，以及劳教制度、上访、拆迁、劳工权益、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限制警权、刑讯逼供、党权界限、司法独立等等问题，都写过批判文章，发表了独到意见。他为郑贻春案所写的《二审辩护意见》非常精彩，简直是一篇维护言论自由的檄文。
由于人生的经历，他深深地体会到这个被“解放”了的社会究竟是怎么一个样。他的律师生涯，更使他接触到无数受欺凌、受侮辱、受损害的个案，其中有的甚至在狱中被折磨致残疾和变成植物人的；他也接触到不少群体受迫害受镇压的事件 。因此 ，他看透了这个社会，尤其是其司法制度。他曾经一针见血地说道：“有谁像我们一样真切的认识到这个司法制度的本质？我们的当权者可以控制审判过程︰︰︰他可以随时叫审判员甚至法院院长到他的办公室来汇报工作。像这样的审判，对于权力的制约会有什么价值呢？整个党都不在法律的调整之列。在所有法律当中，党都不是法律主体，所以任何法律都管不着它，而它却要操纵整个审判过程。像这样一个司法制度能在社会中维持公平和正义吗？它能够真正的起到国家法制进步的作用吗？那很荒唐！”
对整个社会，他说：“中国的控制权力者（有时亦称“执政者”），挟权力对中国人的残暴，己有几千年的纪录。时至今日，仅有角色及称谓不同的变化。从施暴技术、公开度、持续性及受害者广众的角度看，今朝最甚。”
好在中国现在已有一批正义的知识分子不再麻木和沉默，其中有作家、诗人、学者，记者，特别是法学界人士，他们都能仗义执言；正义的律师更成了维权的先锋。
虽然，胡锦涛的上台，将统治的绳索拉得比任何时候都紧，正如高律师所说的“变本加厉 ”，但现代中国毕竟不同于往日封闭社会，交通、物流、资讯的发达，使得世界实际上己变成地球村。北京对高律师事务所的停业处分，消息不仅几分钟内在国内流传，海外传播得更快更广，它己引起普遍关注，这就形成一股支持的力量，使得国内的受镇压受整肃的人不再孤立。
转自《开放》十二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