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学:《路 漫 漫》 (之八)

严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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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窒息了三十个春秋的中国,星星的作品,震撼灵魂!特别是汪克平的许多木雕,其中《沉默》表现的正是中国人做人的现状,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2004年3月,我在美国参加纽约《汪克平艺术作品展览》的开幕酒会。在曼哈顿“SOHO”,欲匆匆从纽约离美回国的我和急匆匆从巴黎赶到纽约的汪克平,是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第二次握手!世事和人生恍如隔世,像是在阴阳界上,感概万千。

我是1980年代通过我神交四十多年的友人李永存介绍认识了星星画家,并欲参加星星的再次展览,作品《悖》亦已邮寄永存,可惜后来展事未成。

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的李永存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我们同时在六十年代求学于中央美院附中和浙江美院附中。1962年,难遣心中迷茫的他发信来浙美附中征友,同感迷茫的我回信后,从此,我们就成了探索人生和艺术的挚友。永存是《星星画展》的创办者之一,笔名为“薄云”,薄云还特地引荐我和女儿颖鸿(我和女儿同来北京住永存家,颖鸿十三岁)去了黄锐的家,黄锐的画室设在院子中一间建搭的小棚屋中,门很矮,我只能屈首而进……

后黄锐东渡扶搡。二十五年后,黄锐从日本回北京,参加设在望京“798在窒息了三十个春秋的中国,星星的作品,震撼灵魂!特别是汪克平的许多木雕,其中《沉默》表现的正是中国人做人的现状,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2004年3月,我在美国参加纽约《汪克平艺术作品展览》的开幕酒会。在曼哈顿“SOHO”,欲匆匆从纽约离美回国的我和急匆匆从巴黎赶到纽约的汪克平,是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第二次握手!世事和人生恍如隔世,像是在阴阳界上,感概万千。的《现代艺术展》,黄锐的作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被黄锐放大后面目清晰。“共产党宣言”让整整一个世纪的人膜拜,曾成为全人类颠扑不灭的“真理”。100多年来,多少青年浴血奋斗,为其抛头颅洒尽热血,终于建立起一个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共产专制、独裁和血醒统治。1989年“6.4”血案后,共产神活不攻自破,成了被诅咒的邪教,一夜之间,苏东波社会主义王朝像多米诺骨牌倒塌,给共产党宣言划上了分号。如今黄锐在共产统治的心脏—–北京,展出至今仍颠扑不破《共产党宣言》。但我更愿欣赏徐冰的《天书》,它在让人费解的同时,让人悟出道不破、点不明的邪恶。

1982年暑,女儿严颖鸿成为恢复高考后浙美附中录取第一届新生,父女两代人竟成了仅相隔一届(二十年)的学友。

世事变迁确让人难以捉摸!此时,第五个现代化已被镇压,民刊遭全面取缔!随魏京生、刘青入狱之后,一大批志士仁人遭打压和抓捕,被关进了监狱。民主的小阳春遭蹂躏……抬着、举著“小平您好!”的纵队,登时土崩瓦解,邓小平从圣人的顶峰跌落,不论是“白猫、黑猫”,还是“矮子摸著石子”,邓成了政治改革的侏儒!政治改革从此一蹶不振,邓小平埋下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贪污腐败“齐头并进”的祸根,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后话是罄竹难书……

知识份子的犬儒心态,让我解剖一只“爬虫”以一斑而见全豹。

当时的海门区自称为特区,叫椒江市。椒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美术协会副会长。那一年正遇到总书记胡耀邦要去他当年号召建立青年垦荒队的大阵岛视察。台州,古蛮夷之地,历史上传说南宋小康王避祸逃难曾经海门;胡耀邦视察,就成了千年以来第二位“真龙天子”荣登台州。

椒江市政府由副市长曹雪招、陈晓玉带队,立即率领文协、美协人员前遣去布置准奋迎驾。值此之时,布展急需人手,于是就推荐一位叫缪岳贤的美工来大陈岛布置展事。家住赞杨村的缪岳贤,其祖父、父亲是开明地主;土改时,即一夜之间全被枪杀。缪因此被共产党打入另册,划成为“世仇分子”。就差没给戴上高帽子游斗的缪,是全心身体验了中共专制、独裁和暴戾,身心交瘁、艰难困苦的生存经历却让他习惯于奴颜卑倔、逢迎官权。在大陈岛的数个月里,缪终于找到了投靠的主子,从借用、留用、转正到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进了党报,并做了喉舌,挤成了名符其实的既得利益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缪君从被压迫者嬗变成压迫者的过程中,在他晋身为中共的文化官员时,“屁股决定脑袋!”,缪成了市委宣传部的“探头”,搜索汇报作者思想和创作动态,从取消美协《龙年展览》到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现代派,缪君充当中共的文化打手。有朝一日,解密共产党当政时期的档案,查阅专政机关的“特情动态”。会让人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么多如缪君的“人”是提供有关自己周围同事和朋友的详细情报,实际上在出卖自己良心和灵魂,成了中共的密探。

梁启超先生解剖过两种奴隶:身奴与心奴。他说:“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甘心做神坛的祭品。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一无是处,他都能找到赞美的一万个理由。他还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他们把道穿严酷现实的警世之言当作疯语,把赞颂黑暗世界的阿谀之语当作高论。”

夹紧尾巴、禁若寒蝉地做了25年右派的曲啸,一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讨回公道,而是到处称颂:“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么能怨恨母亲?”终于受赏而富贵,飞黄腾达了。

萨依德说过,知识份子就是对权力说出真话的人。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犬儒心态泛滥的中国,依然故我,我仍是时代的叛逆。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发龙威。“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杀气腾腾而来,鲜血淋淋而去。“乱世用重典”成为周期性的运动,中共在实体法上主要表现为大批量增设罪名、大幅度加重刑罚和大规模增加死刑:从1983年开始“严打”到1997年刑法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通过了24个《决定》和《补充规定》,增设罪名数十种,死刑罪名从28个增至74个。共产党大开杀介!
‘??br>“严打”如火如萘,共产党草菅人命。

夏雨潇潇、雷电隆隆,睡梦中我被一阵嘭!嘭!的敲门声惊醒。“严打!夜半抓人……”我对惊坐而起的春柳脱口而说,一阵紧接一阵嘭!嘭!嘭!如五雷轰顶。

惶惶然下楼去开门,阿德娘跌进门槛,我赶紧扶她起身就座,但她身体下垂竟跪倒在地,匍匐著对着门外黑色天穹叩著一个又一个的响头。嗖嗖阴风中,一个劈雷着地,闪雷中,我们才看清阿德娘的前额是血肉麻糊,这是她连日来叩求佛祖神灵,在地上砸出来的。她烧千柱香,讨万家米叩拜青天、祈求上苍保佑她儿子张方德兔遭枪决的恶运。

“共产党要把我儿子枪毙!我阿德没有罪呀!”“我知道你儿子没罪,天漆黑,没有青天,你拜也没用!”阿德娘用沙哑的喉音哭诉著,而我只能如此地劝慰而已。“严老师呀,我阿德怎么说枪毙就枪毙呀!印刷厂里‘布告’都排好了,苍天、佛祖呀,你救我儿子一命,我阿德儿没有罪呀……” “……”

“阿德呀,8月18娘要送你上路去,呀!你娘是心碎身也死呀……”春柳给她倒了杯热水拉着她说:“阿德娘,大家都知道阿德没有死罪……”阿德娘从胸口掏出皱巴巴的《判决书》和《上诉状》又声声哭泣著:“我送遍了公安、检察、法院……我找遍了人大、政协、信访办……找到政法委……他们把我和老嵌(阿德哥)都抓了,关进监狱……阿德要枪毙了,他们才放我出来收尸……我只有死路一条……陪我冤枉儿……到阎王殿……告状去申冕……我死不冥目呀!”对着一个母亲的凄泣,只能陪着默默掉泪,我们无可奈何也!

阿德娘和她儿子张方德都是我们丝毯厂的工友,……阿德与我同在一个工作室,只因为他和陈方云等一起打了群架,撞在这杀人有指标的节骨眼上,抓了,关了,立即公判,谁能相信他们竟立即被判成了死罪!眼下,阿德娘听说我要去杭州出差送丝毯的画稿,才夜半敲门,求我为她送状申冕。在这以任何形式为犯罪辩护都会有可能构成犯罪的非常时期,再加上几十年政治运动的经验,理智告诉我不应卷入这场充满杀机的是非纠葛之中。

这一夜,我们没有再合眼,我们无法拒绝怀着最后一丝希望的母亲的请求。

第二天,我找到时为椒江法院刑庭庭长的陈忠亮,陈原是支边新疆的知青,和我有一面之交。陈对我说:“张方德定了死刑,上诉是没有用的。椒江是‘严打’的试点,省高院王一平亲自蹲点办案,包括黄明亮的案,王院长说:‘什么杈船、杈船(椒江方言,意指玩女人)都给我毙了!’一下子,黄明亮、王冬友、老罕等五、六人就等著挨子弹了。张方德的案要上诉也只能送台州地区法院,我收下替你转上去,但绝对没用。至于送省高院,我得告诉你,这是越级上告,是违法控告,弄不好,还有罪!现在正在‘严打’的风口上,你得三思而行。”

第三天是星期六,我到达杭州武林门车站,已是3时左右,女儿严颖鸿尊嘱已在出站口等待,她陪我赶到六公园边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豫预,我们就迈进了接案室,立即交上《上诉状》和《判决书》。接状的法官奇怪地瞪着眼,这个非常时期,有人还敢上告!于是就励声追问:“什么单位来的,和罪犯是什么关系!”让我出示证件,并要登记在卷。但法官立即把《上诉状》和《判决书》丢出来,扔到地上,并吼著:“你这是越级,省高院不受理!”

在我俯身检回诉状之时,顿获灵感,我可以说:“诉状是在火车站检的,法院不收,我就张贴招领!”值此下班之时,我决定拦车冒死递状,于是,我和颖鸿都站到对面外文书店前等待观望着。

那时,我判断坐轿车的肯定是大官(当时的一般机关都没轿车)没有错。凭直觉,我看准一个脸膛方正的人,立即拉起颖鸿的手奔他而去,等门口岗哨发现欲拦阻时,我们已把诉状交到了这个官人的手中,把编造的谎言对他说了。看来非常时期中,连大官人也不敢贸然接状,在我要“张贴招领!”的压力下,这个官员领我进了传达室,他让在场的一法官给我做笔录,我再一次重复谎言,记到最后,他们问我的单位,要我签名摁手印?坏了,我若掏出工作证,正好印证我说的全是编的,因为我工作单位和判决书上死刑犯张方德是一个单位,赶紧塘塞,我说:“我没工作”,然后指著颖鸿胸口的校徽说:“我是到浙江美院附中看我女儿来的。”

胆颤心惊地退出省高院传达室,跑到六公园,我的胸口还突突地蹦跳得利害。怕有跟踪的,我佯装缚鞋带,把头从胯下向后看望,确认平安无事后,才乘上8路车,赶回南山路。我怕省高院会找到美院来,就和女儿走到班主任顾彩珍家,顾老师和其先生(画家)叶尚青听后直摇头,叶老师叹息著吐出一句话:“共产党又开杀介了!”自幼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后曾为美院党组成员、泮天寿秘书的叶尚青先生的肺腑之言尤使我感概。

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或许是这份上诉书真起了作用……临刑前一天,法院刑庭庭长陈忠亮专程去临海等高院下达执行令,张方德被免于一死,改判无期。十八年后,张方德刑满释放,面对当年我们为他修造在奶奄岭上的墓穴,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生与死就这一步之差!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好友陈方云被插上斩牌、五花大绑公判前吞食馒头的情景……陈方云罪不当殊,谁能承担这滥杀无辜的骂名!

世事无常,往往由坏事转为好事,而又由好事转为坏事。十年浩劫,崇尚乃至迷信暴力和镇压,使统治者杀人无度;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中国人,无任何权利意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阴影仍笼罩在善良的人们的心头。对我的这一举动,人们不理解,于是“严正学捕了,他为罪犯请命!犯人跑了,严被抓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镇反、肃反、大饥馑、文革滥杀……人吃人政治运动,使我亦成了“惊弓之鸟”,终于迫使我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道路——-向南方逃亡。诚惶诚恐的我记起了“文革”期间浙江美院王流秋教授,因不堪忍受批斗之苦乘竹筏顺澜沧江企图越境外逃的往事。凭著自己一身好水性,我计划凫水顺江而下漂出国门。

乘汽车,转火车,几经辗转到达昆明。从昆明乘长途班车经思茅,好不容易到达美丽的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载歌载舞的傣女,美丽的傣寨,还有那动人心弦的泼水节,我都无心欣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亡,逃亡……沿着澜沧江的原始森林攀援,跨越层峦叠嶂的横断山脉,在西南群山中寻找出路。

不知熬过了多少长夜,那不堪忍受的热带原始森林蚊叮虫咬,熬过了难忍的饥渴和灼热,我终于来到了橄栏坝。在橄栏坝,我跳入了澜沧江。确信自己能适应澜沧江湍急的流水后,我徒步经猛养在基洛人的村寨过了一宿,然后朝猛醒走去,从猛醒又漂了一段水路最后到达猛罕,从猛罕往前就是长长的国界河。当年的王教授就是在这里被逮住送入监狱的。此刻,我前途未卜!脚下的澜沧江,吼叫着,翻滚著,带着上游血红的泥浆直泻而去,在这血色的黄昏我要纵入这血的河流让江水带着我漂向远方。正在想时,我被傣族的民兵请入生产队的队部,村干部验明正身后,我被当作旅游者释放。我只得改道从猛罕回到自治州首府景洪,然后再乘手挟拖拉机到达大猛龙镇,再取小道到达猛米。

几经辗转,我终于到达了日思夜想的中缅边境。用中缅两国文字镌刻的56号界碑,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就在脚下,“自由”在望!

此刻我的两只脚同时踩着两个国家的土地。回首北望,除了延绵不断的山脉,还有生养我的故乡;而脚下就是“自由”的大道。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那不堪回首的人生啊,一切都遥远了,过去了,模糊了……那澜沧江的惊涛骇浪;那原始森林的阴森恐怖,一切都已消失。三十多年浪迹天涯的生活,多少次迷梦游弋在伶仃洋里被鲨鱼追逐;又多少次梦见自己在迷魂谷里和狼虎搏斗……一百年前的梵高同样的穷困潦倒,为生存而疯狂,终于贫病至死,而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位渴望生活的画家。也许我只有逃离故土,远走异国他乡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

可另一个声音却在反驳说:逃避人生,逃避现实你是懦夫;你追寻的不过是另一世界的物质和享受。却失去了一个画家艺术创作的酵母和土壤,而你的艺术也将从此而夭折和消亡……

此刻我真希望有边防军的子弹从背后射来,穿透我的胸膛!让我在这毫无痛苦、毫无恐惧而又充满对自由的幻想中死去……然而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而我的眼前却出现了批判电影《苦恋》中的镜头。转过身来,我像影片中的主角,一面狂奔,一面狂呼:“我爱我的祖国!祖国,你爱我吗!”

我要生存下去!我要用画画来证实我的存在!我要用我的画笔作为我生命的体验去痛苦、去欢笑,去呐喊……让我在世俗的偏见下,用我的艺术去表现一代人的迷惘,因为我同样渴望生活……(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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