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凄丑”的故事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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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9日讯】创作一个悲切感人的故事,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唤起人类良知,是另一类的艺术美,人们称之为“凄美”。我说的故事不是我创作的,而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经历,其凄凉有余,美感一点也没有。相反,却显得十分丑陋,所以我称之为“凄丑”的故事。

1960年初,饥饿袭击神州大地,虽然我的老家河北正定是石家庄地区最富饶的县份之一,却也不能幸免其难。即使在金秋季节,也会看到有人捧了一块生北瓜大嚼;能溜到玉米地里啃上几穗嫩玉米已经是不坏的运气了,被护秋民兵逮住是要劳改的。

村口有民兵巡逻,社员收工回家是要搜身的,他们翻了你的筐篓又捏你的衣裤。一些有经验的民兵,只要冲着老娘们的裤腰裆瞅一眼,就会恶狠狠地命令:“把你夹带的东西掏出来。”

那是一个遍地是贼的年月——大队长偷库,小队长偷场,老爷们背个大粪筐,老娘们缝个大裤裆。

夏天秋天怎么说也能混过去,冬末春初最不好熬。一个开除公职在村里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饿得奄奄一息。他过去的一位朋友来探望,进门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一包黑糖冲了一碗糖水,这黑糖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的春节供应指标,朋友省下作为礼品带来。右派分子咕咚咕咚喝过了黑糖水,憋足劲才吐出一句话: “这糖水,真甜呀!”然后就咽气了。

另外一位老实巴交的社员,阶级成分不好,胆子又小,不敢偷公社的庄稼。吃代食品(糠菜的社会主义代名词)把个浮肿病拖到了晚期,他的最后愿望是喝一碗玉米面粥。他的老婆跑了不少家才借来一碗玉米面,熬成粥后,已经灌不进嘴里去了。这位忠厚的汉子死时不仅两袖清风,连肚子里也是满腹空气,算是做人“廉洁”到家了。

说那时候人人是贼也许打击面稍微宽了些,一些古板的右派分子、胆小怕事的地主富农,不愿或者不敢拉下脸来做贼,只能靠吃食堂饭生活,他们挨饿病死的机会就大了。

大队干部和护秋民兵的日子要好得多,经常悄悄聚在一起喝酒,酒筵的级别很低下。那酒是当地造的红薯干酒,肉是病死的牛肉或驴肉——那时候,生产队的牲口接二连三地死亡。

饥饿的人们鼻子特别灵,隔半条街人们就能闻到酒肉香味。社员们只能抽抽鼻子,在背后嘀咕:“狗日的又喝上了!”“这算个什么世道!”

我刚上初中,学校食堂一天给我吃六个饼子,据说是一斤面粉蒸七个。一顿一碗菜汤。到了春天,菜汤里连个菜叶也少见,基本上是用黑酱油染了一下色的白开水。炊事班长老王专职给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主持小灶,备好饭菜就热气腾腾地端到校长办公室。一次班上的贾润生同学从小灶出来,对我们说:“奶奶的,把校长小锅里的一半油放到大锅里,就香死全校师生!” 大家议论:他一个校长定量能有多少,这么个吃法还不是吃同学们的!这不算贪污算什么!

按说正规的饼子是玉米面蒸的,正确的颜色是金黄色——土黄色也行。可学校的饼子掺了大量红薯面、一个个粘糊糊黑不溜秋,未经消化就已经像狗屎了,但吃起来总算是正经粮食味。我不能吃的是蒲草根面的饼子。

蒲草是生长在沙滩上的野草,学校发动同学到滹沱河沙滩刨蒲草根。同学们走上十几里路,才到河边,用钉耙扒开沙土,地面下半尺深的地方埋著筷子粗细的草根。这草根用机器粉碎,打细打烂,掺入玉米、红薯面粉,上笼屉蒸成饼,能顶住饥饿。那蒲草根毕竟不是粮食,你再粉碎它,它成不了粉,只能变成短一些的小刺。掺的量多,蒸出来的饼子就像一窝毛绒绒的灰老鼠,很特别。上年纪的人们说:“蒲草根的刺软,挂不到肠胃上。民国初年闹大饥荒,吃蒲草根的熬过来了,吃高粱秸、玉米秸的死了。”这些老辈的人,对于“亩产万斤丰产田”的管理,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对于怎样度饥荒却还是有一些见解。

我不是不吃蒲草根面的饼子,只是吃过就吐。这样闹了一个星期,我撑不住了,在数学课上直冒冷汗,身体虚脱,在座位上滑落到地上,被同学七手八脚地抬出去。

饿得虚脱不算出丑,出丑的时候是在吃了谷糠面的饼子之后。谷糠面粗糙,嚼在嘴里沙沙的,吞咽时嗓子眼有被打磨擦锉的感觉,过了嗓子眼感觉才正常。

我在连续吃过谷糠面饼子之后,发觉有些不对劲,过了两天没有大便。直到三天后才有便意。蹲在茅坑挣得脸红脖子粗也没有大便出来。痛苦折腾足有半小时。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民国初年闹天灾,人们吃树皮草根,最后拉不出屎来,大伙蹲在墙角,互相用小棍从屁眼里掏屎。

于是我请进来小便的康全国同学给我折一段小树棍来,自己给自己做排便手术。我把筷子粗细的木棍小心插进肛门,作圆周搅拌运动,绞碎的硬屎块簌簌坠落,有的掉在手背上。也许绞了两三寸长一段吧,后面一段在腹肌的压迫下,“噗”地坠入茅坑。

那屎团硬而干燥,奇怪的是,整个屎团被一层白色粉末包围,就像柿饼包裹了一层柿霜,如果你对柿饼不熟悉,可以想像严寒冬天的早晨,一块鹅卵石上蒙了霜雪的情况。

因为肛门被挣破,屎团的一侧带着一缕鲜血。

在吃谷糠面饼子期间,我进厕所大便之前,先备好一段小树枝。这样的排便手术以后又进行过一次。很快,我总结出经验,每天我不管有没有便意,也要强行大便,蹲在茅坑揉肚子攒拳头,总要挤出一点,防止大便滞留在直肠硬结,此招颇有效,不必携带小树枝入厕了。

以后我学过无机化学,又学过有机化学。但总没猜透那包围在屎团周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属于什么分子结构。而我又不想拿自己做重复试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生物化学之谜。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我落下个肛裂的后遗症。每逢我大便用力猛了,肛门便会破裂鲜血滴入马桶。

我亲近的同事知道我这一隐私,有人戏虐称呼我“孙裂肛”。我苦笑着说:“‘裂肛’难听了些,不如把‘裂’改为烈士的‘烈’,‘肛’改为刚强的‘刚’,还容易让我接受些。” 以后就有人呼我“孙烈刚”。

一天,我那当年五岁的女儿也忽然当面喊了一声“孙烈刚”,让我大为尴尬,我挥起手照她屁股上拍一巴掌,不知是责备她呢,还是为她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幽爸爸一默而高兴呢?

讲完我这“凄丑”的故事,我忍不住要发点议论。博客网站有人著文批判当前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的风气,这我一百个赞成,但又提到要恢复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清廉,把毛某吹捧成廉洁之神,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我就一百个反对了。我要问:你们回到毛时代要做哪种人呢?如果做那个下放右派或者那个老实巴交的社员,人是清廉了,但是下等公民的待遇你能受得了吗?做农村干部,虽然有红薯干酒喝,有病牛肉吃,那也是从百姓口里夺的活命食,丧尽天良啊!就是当个校长,几年下来,充其量只不过多吃了几桶油,在营养不良的学生眼里那也是贪污呀!想做一个我这样的农村穷学生吗?那你就准备好也裂肛吧!

我真不知道该举起巴掌照著作者屁股上揍一巴掌,还是把这些怪论当作政治幽默一笑了之。

我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官僚体系是清廉的(尽管有一些清廉官员,也多数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那个时代贪污的绝对数量与今天的相比是很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毛时代的经济规模也很小,无余钱可贪。官员所作无非从民众口中夺活命食 ,数量虽少,情节恶劣。

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专制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腐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突出政治时代,可以看到官僚们在政治权力领域里的勾结舞弊;在突出经济建设的时代看到官僚们在金钱上的损公肥私。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贪渎行为是相通的。早在毛泽东时代,就生成了贪腐霉菌。

民国初期人们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并不表明恢复溥仪清帝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袁世凯和溥仪都是历史淘汰的对象。

如果谁要想返回毛泽东时代,你自己回去好了,别拉上贫下中农,我以贫下中农子弟的名义郑重声明,贫下中农受毛泽东的罪,受够了。

12-17-05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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