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
（1）绝对使命感与相对使命感
民运人士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共产党员一样，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使命感，都感觉到自己肩负着在中国要建设成一种事业的历史任务。就一点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区别，但是仔细地分析，其中的区别也还是可以寻找出来的，后者的使命感是绝对，带有排除他人而要独吞事业的那种内容，而前者却持有一种相对的使命感，也就是说这种使命感不再是排他的，也不具有独占性，是一个可以容进开放性因素的使命感。因此这种使命感在除了随时督促他们自己为认定中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同时，也还有一个让别的人在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前提下来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的可能性。
我们谁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那里，他们过去所持的信念是一种非常僵化的东西，那就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社会上的“优秀分子”，而别人在他们的身边只可能表现为“灰姑娘”，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傲而又狂妄的精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禁锢了他们，使得他们在一个现代的政治环境中变成了一伙不识时务的活古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活古董”的人物的集体才使数以千万记的共产党队伍变成了一个废物堆积站。因此当邓小平在活着的时候谈论共产党组织为什么不能够“阻止”毛泽东“个人犯错误”的问题我对此就嗤之以鼻，我的批评是，一个绝对主义的使命感像一根挽着套环的绳子一样地套在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脖子上，谁还敢无视它的存在呢？人的价值——共产党员个人的价值就这样地“贴补”给共产党的“事业”了。
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了“个人”的立场上接受民主的使命，因此使命感在这里除了可以带给他们一种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可以使他们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之外，对别人并不必然地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居高临下的对比态势。因此，这样的使命感也就不能不具有“柔性”，和共产党员的“刚性”就产生了区别。在“刚性”的信念和“刚性”历史观中，共产主义的“大厦”是由一种单一的纯粹是“刚性”的材料建成的，于是，人到最后变成了“材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借用共产党的话说）；而在民运人士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使命感是人的东西，它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民运人士所认定的人却又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在有关人的使命感的有、无问题上，就不可能产生出如共产党员那样的“刚性”的区分，认为没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事业”的“下脚料”，而有使命感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民运人士是信仰民主的人，而民主的信仰则要求他们对于人类应该采取一种最基本的人的认同，没有这样的认同，就不可能避免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犯的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共产党员过去所持的使命是完全的排他的，就是说，你如果最后不变成为共产党员，那你就没有权利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你必然出示一张门票，而门票上就写着“共产党员”4个字。现在就这样的情况分析一下，共产党员其所以在过去和今天曾经的残酷的迫害人（包括自己的领袖们在内），而没有任何的人类恻隐之心的发动，原因不也是在这里的吗？它要把人变成为“好人”，所以它就顾不得正视在使人“变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什么与目的相悖的手段。
正因为从历史上看，民运人士这样的团体是继共产党员之后而出现的一个政治群体，因此他们必然要从共产党员跌倒的地方寻找到政治上的教训，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最终地不再重犯共产党员的那种错误。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即就是把共产党骂上一百遍、一千遍又顶什么用呢？在今天民主运动勃然待兴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把6000多万名普通党员归类在政治上“邪恶”的人群之中，那么共产党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前所划的那个“五类分子”的做法不又是在我们的民运人士队伍中重新地出现了吗？因此，我认为民运人士的使命感中一定要为那些“使命感不强”或者“没有”的人留出空间，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政治生活中，赋有民主的“使命感”的人和“没有”它的人在价值是一律平等的，这样以来民主的生活的多元化的局面才可以形成；不然的话，我们以为民主的生活还是象共产主义那样的具有“刚性”的排他性，那么民主之对于我们不就是变成了空中楼阁的了吗？
民运人士认为民主可以最终地在中国实现的信念是一个自觉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运人士必须为未来的民主生活准备宽阔的空间，即在这个空间中任何人的价值都不会因为其事先没有参与民主的运动而受到损害，正因为是这样，民运人士的使命感都必然的要带有某种可以启发人的性质。对这样的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民运人士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是要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本篇文章中只是涉及到它而已。如果说这样的使命感对于民运人士来讲，也存在着一个被迫的话，就正好说明了推动民运人士进步的力量来源于“天命”，为接受“天命”而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人对于专制的生活和专制的压迫消极忍耐而缺乏起而与之斗争的精神，就把民运人士勇于为民主冲锋陷阵的行为比成为英雄了。想一想，如魏京生这样的人物在70年代末，在首都北京最高专制主义者们居住的鼻子底下，敢于公开站出来用66运动中的大字报的“武器”揭发专制罪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该有多么大的勇气啊！
在这里若不是有一个崇高的使命感在促使他这么作，他的行为就不好理解的了。就拿魏京生来讲，他的家庭也可以说是一个参加了“统治”的家庭，但是他在为民主呼唤时已经摈弃了自己的家庭而站在了人民这一边，不就是一个很值得人敬仰的事实吗？
（2）权力中的人和权利中的人
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已经把上述的两类人分别的清清楚楚，容不得半点混淆。如果说我们把共产党员这样的一群人也看成是一个新近产生的人物群的话，那么它与传统的人物的差别就看得不很明显。如果说传统的革命者只是在起义或者推翻现有的政权方面是“革命者”的话，那么“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原原本本地返回到他们要“革”的“命”的人的和事的位置上就是“革命”陷入了恶性循环。就这种“恶性循环”来看，“革命”虽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某些变化，但是变化所产生的价值在时间中会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样的后果必然就使“革命”重新地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出发点”。就这样的情况分析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所以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也因为他们是“传统革命”中的人，而民运人士虽然也可以在理论上被看成是“革命的人士”，但是到底和“传统”的“革命人士”有区别，民运人士的“革命”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它要把“权力”中的人变成为“权利”中的人。只要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那么“革命”的任务就可以说已经完成；值得指出的是：已经“完成”了的革命，就不再需要续上一个“继续革命”的尾巴了。
共产党的“革命”其所以在理论上总是不能够“结束”，或者说在理论上讲永远不会“完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员本身就是“权力结构”中的人，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权力的等级设置排除了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共产党的章程中许诺了民主，共产党员也在主观上要求民主，但是民主不能够发达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讲，共产党中的大人物在“党内生活的不民主”问题上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还在于“制度”。道理好像也很简单，在一个“权力结构”的系统中，“权利”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也是不可能发动其效能的。党的组的维系是靠纪律的，而纪律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被民主的方式所坚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如同军队的纪律那样要求绝对地被遵守。虽然从理论上讲，共产党体制中也存在着“党员权利”，但是所有专制的共产党（排除那些非专制的共产党，如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和“西方”共产党）哪一个曾经为“党员权利”的运用开辟了空间呢？而不开辟这样的空间的党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
“权力可以腐化人，绝对权力可以使人绝对腐化”的问题在1966年似乎为毛泽东本人所意识到，他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共产党运动”转向为“群众运动”（时间是1966年8月5日）的动机中，似乎在某种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他对权力腐化共产党人的担心，但是毛在而后的设想中，想运用权力系统的“一元化”来解决问题时，情况就发生了他所预料不到的结果。就这样的教训来研究问题，民运人士的产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的另一条解决之出路，即广泛地使用民主方式限制政治权力。就此研究问题，古典的权力分立理论在现代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自己异常的生命力。民运人士同当年的共产党一样，虽然也要求权力，但是这种要求权力的行为的正当性就在于享有权力的人永远是民主制度中的人，而不是任意权力体制中的人了。在这里，民运人士对人类权力的看法不同于共产党人，他们认为虽然在某些条件下，政治上的选举好像是一种形式，但是对民主的承认和对民主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的承认是一致的。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宁可坚持一种形式主义的民主，也不再乞求那种非形式的民主了。
在这里民运人士必须信奉另外的一种哲学，那就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哲学，或者一种可以科学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不是象古典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的缺乏变化性，从而使生活中的众多问题没有办法进入哲学研究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虽然一再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这样的“联系”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有哪一个人认真地研究过呢？民运人士不同，他们的哲学不是指职业哲学家中所持有的特定的某一种哲学，而是广义上的超越具体哲学的哲学，也是一个无形的哲学。因此，这样的哲学就没有理论上的那种统一，也不存在理论上统合，而是与每 一个哲学的携带者的个人偏好相一致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它就不同于共产党员的那种“统一”哲学，所以民主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变成为现实。就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来看待人，人在世界上是生而平等的，如《劝学篇》（福泽谕吉着）开篇所说的：“天不生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那样。这样的话，虽然是一种“假设”，但是在民主的科学体系内这样的“假设”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于是，人与人的权利方面的平等才有可能在民主的体系中以“科学的方式”现实之，否则的话，我们象共产党员那样的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见了一个又一个的“救世主”后，又爬下来磕头，还算得了什么无产阶级呢？
（3）信仰的不同：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
以前的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至邓小平窃取权力时算起，而后的共产党员则信仰权力主义的了，把这样的变化和这样的事情同民运人士信仰民主作一种比较，大家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了。在共产党员那里，共产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乌托邦顶起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如果说这个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的传统宗教信仰的一种模仿的话，那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的集体好像是由信仰支撑的，但是，这种政治信仰在经过了1966年人民运动的巨大冲击之后开始变化得“空虚”起来，在毛泽东死亡的前夕，它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了就不用论证。也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共产党组织才开始了全面地向权力组织“蜕化”的演变，于是，中国那种古老的“什么都不信”的制度的复活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关于这一点，美国的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在访问中国之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什么主义也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
就上述的情况看，一个政党如果丧失了政治上的信仰或信念，它的“解体”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若说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民运人士的队伍中也有着对比的存在的话，那么民运人士信仰民主就决定了他们是政治上有前途的人。“信”如果象保罗所说的那样“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民运人士在民主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信仰民主，就真正的符合信仰的要求了。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信仰滑坡”的情形中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就好像是树立了我们民族的中流砥柱。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共产党产生了信仰的那个时期是共产党的特殊阶段，这样的阶段我们绝不能够认为是正常的阶段，因此当它像行云流水一样地过去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寻找出许多的经验与教训，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用幸灾乐祸的方式去对待它（这样的方式正在被某些人认为是正常的），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普通共产党员在过去的时间里，的确也抱着一种“理想”，虽然说这种“理想”缺乏健康的因素，但是它在很大意义上助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通党员来讲，它却有着一个道德上的意义。问题又在于，当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和政治已经各自有了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一个合政治、道德与一炉的行为就明显地违背了事物进步的法则，就这样的意义讲，我们给共产党人戴上“反动派”的帽子，就一点儿也不“亏待”他们。
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当年的信仰里的确存在着许多与政治的行为不相干的诸多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在政治的过程中，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同我们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在共产党的体系中“灾难”只是由某些个人造成的，事实上是这种“杂质”的信仰往往会把类似于宗教文化的或者哲学的因素引入到政治信仰的过程中去（譬如，信不信马克思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从而造成了信仰的混乱，也许正是为了制止这样的“混乱”，用政治上的“整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当然的选择。在“整人”的过程中，谁能够分清楚到底是哲学的问题或者是宗教的问题搅乱了局面呢？在我青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就陷入了上述的“整人”的“怪圈”而走不出来，好歹后来出了邓小平的不再“整”自己人的政策，但是这样的行为又等于打开了共产党腐败的“潘多拉盒子”，党内所有隐藏着的在前毛泽东时代还不敢公开露面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都统统地跑了出来，谁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80年代初，新上任的胡耀邦对这样的现象极为不满，他借着“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宣布“3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5年实现社会风气彻底好转”，可是，朋友们你们看见了什么，党风和社会风气非但未见任何的“好转”，而朝不可扭转的腐败方向愈刮愈烈，此时，我们的那个胡总书记不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地告别了人世吗？
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政治的信仰如果不排除掉哲学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因素的话，那么它就必然会产生出“信仰的滑坡”，正是在这样的教训的启发下，民运人士的信仰才净化为一种真正的政治信仰。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就不再包容宗教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内容了，这样的意思可以用我们常常所说的“我信仰自由和民主”的话来表示。进一步的分析若是发现，被信仰的自由有一个法律上的落脚点，被信仰的民主事实上也变成了一种公民可以自由参与的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引起在此范围之内的如共产党那样的“信仰战争”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把民运人士信仰民主与自由的事情扩大范围了。不论是别的人是怎么想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民运人士是相信民主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事情仅仅如此，如果说这种“相信”需要补充的话，那么它不是70%或者80%，而应当是100%！
（4）特权与平等：奴隶与自由
共产党员在其政治生命最旺盛的那个时期，宣布他们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这样的一种意识如果说是对于他们有积极作用的话，那无非是说他们用一种超越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而使自己在各方面“高人一等”，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也同时地包含着一个很有害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另一面同时是特权思想和特权意识所赖以产生的温床。就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尽管普通党员也许没有多少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的那种心态，但是他们按照共产党的章法要求自己的行为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特权的架板”上了，因此在他们已经就位于特权人物的等级序列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身在“人民群众”当中哩。对比地看来，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也是一心要作顶尖级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只可能是政治竞争意义上的人，亦是完全地产生于政治竞争过程之中的人，和政治上的特权的事情是绝对不沾边的。
前面我已经说了，民主秩序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平等的，这样的平等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之前社会上固有的不平等的事实作为比较的话，那么民主就永远只可能是理论上的东西。民主这东西其所以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它在人类近200多年的历史中已经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就在于民主有一个操作上的可行性，民运人士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实现这种可行性。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民运人士的身份就必然地要铲除产生共产党员特权的温床。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如果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佼佼者，那么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是不是真正的“佼佼者”就取决于政治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运人士就可以同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员、画家、艺术家归为一类的了，社会为他们准备的“舞台”是完全地开放的，在它之上活动的某个人的头上不能不戴上“桂冠”，就全凭他们个人的本事了。与这个现象相关的是，在没有正式展开比赛的情况下，民运人士到今天为止都表现为一般的普通人，这在某种意义上符合民主的本性。民主的东西说到底也不过是普通人竞赛的政治而已，在民主的政治中，没有人间的“神”这样的角色，但是民主政治却鼓励每一个人为自己蹬上“神”的“宝座”而修建“蹬天的梯子”。
共产党其所以陷入腐败而不能够自拔，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制度陷入了权力结构的泥潭，因此在它之中虽然出现了想要把人从腐败的境地中拉出来的人，如毛泽东那样，却也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明白了这个道理邓小平摸索出在腐败中掌握权力的那种“经济主义”的统治方式的确不失为一大“发明”。如果说共产党无视毛泽东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告诫而直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他们在共产主义信仰垮台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共产党的政权不至于丢失的现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统治还没有完结，但是统治的基础却是彻底地瓦解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刻，共产党才变成了赤裸裸的特权者的乌合之众了，此时此刻，这种特权的压迫不仅仅是针对人民的，而且也针对数以千万记的共产党员。就这一点讲，共产党员不是自由中的人，而对比的来看，民运人士是自由中的。自由的获得也就在于他们已经冲破了共产党现有的权力结构，在民主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时，民运人士自己是自由中的人——这样的事情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
在早期的共产党员那里，他们也许是要服从于一种自己心中的“共产主义利益”，但是诸位，我的看法是，如果这样的存在于“心中”的“共产主义利益”是一种没有形态的完全模糊的东西的话，那么民运人士所得到的自由，则与此不同，这种自由虽然和“共产主义利益”一样也有其抽像性，但是它却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可以求取的具体权利，在今天这个权利可以用“清单”的方式列举。因此它是公民可以“抓住”的东西，和无边无际的“共产主义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谁都知道，在法律的体系上，没有一个可以用法律方式判断的“共产主义利益”，但是自由就不是这样的了，法律的天平上，称量的不就是人的自由的重量吗？
关于共产党员的奴隶性问题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就不再多说，但是关于民运人士的自由的问题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了解的，因此，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中国民运人士都有一个“出身”意义上的共产党“背景”，这一点不是他们的选择，是历史形成的东西，因此民运人士的自由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从“背景”中解放出来，如果说这样的解放的行为有一个时间可以读出来的话，那么1966年、1979年和1989年就是其中的典型年份，谁都知道在这些年份里发生了在世界上很出名的政治运动，而他们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产物。如果说上述的政治运动都有一种人民脱离共产党而要求解放的意义，那么他 们身上的自由就是出于这样的解放。到目前为止上述不同时期中的解放运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解放行为改变了民运人士的内心世界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因此我如果在这里把民运人士的自由首先地定义为“内心世界的自由”，圣安布洛斯的教导就可以支持我的论点：“一个聪明人即使身为奴隶，也是自由的，据此而论，一个傻瓜虽然统有天下，但也仍然是个奴隶。”
其次，自由的又个一意义是他们运用投身于民主运动的行为来实践自由。这样以来“内心世界的自由”就有了一个“外部世界”的表现了。就此来看民运人士的队伍中虽然有“专家学者”之类的人，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就都是“专家学者”；同“专家学者”比较起，他们是运动中的人，是行为中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的人。我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不敢对“专家”妄下定义，因此最好还是引用一个真正的“专家”的话来说吧，罗家伦在《历史的先见》一文中说：“我对专家所下的定义是：对于一个很小范围以内知道最多事实的是专家。专家有时候和冬天的蚂蚁一样，只知道堆食成山，藏身其中，而不问外界的危险。”既然是这样，我在民运人士当中不主张中国民运走“专家学者”的路线就不是对“专家学者”的排除了！在我的看法中，民运只能够走“人民路线”，所有想在这条“路线”上开辟小径的人都必然地应该受到抵制。就此而论，民运人士的自由，就并不包含任意的自由，它是人类生活中的高级的自由，和意义滥觞的那种“异议者个人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则，民运人士的自由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样板式的自由”，这和共产党员的那一种僵化的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有人类自由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共产党员的世界观里，不错，共产主义社会被认为是自由的，但是那样的自由要能够得着，谁人又不都是上了“天堂”哩！民运人士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争取自由的行为本身就是自由的“示范”，这样的行为要最终地把中国人民吸引到民主制度中去，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现的事实，只要他们愿意正视这个事实的话。
（5）英雄主义与非英雄主义
民运人士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被英雄主义精神成功地武装起来的队伍。正因为这样，在短短的28年的时间内，他们就夺取了大陆的政权，变成了中国的新统治者。如果说在共产党所赖以“勃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陷入了真正的“大动乱”，那么“乱世出英雄”的话，就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兴”作背书。我还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们陕西省新近发现的一本毛泽东最早传记中，有关毛泽东身世的文字就写着“乱世英雄”的字样。因此如果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是像一个苹果一样地烂掉了话，那么我们民运人士面对的就是一出“英雄变狗熊”的故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真老虎、活老虎、铁老虎”变成为“纸老虎”的故事。其实，我们的民运人士最早也是这一出故事中的人，因此你如果用石猴出世的那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身世，就是完全错误的和非科学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当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兴亡周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而不能够自拔的时候，民运人士用建立民主制度的这一种诉求跳出了“兴亡周期”——这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民运人士也算是英雄人物，但是这却不是用传统的英雄主义能够解释得了的事情。
在传统的英雄主义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人物，因此，在英雄的事业取得胜利之后，由英雄们行使权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与这样的事情不同的是，民运人士虽然已经作出了或者将要作出英雄的事业，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地取决于人民的参与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与这个因素对应的是民运人士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以自觉地服从民主选举的方式欲获得政权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此这样的英雄服从的是人类进步的法则，也就是说当阻碍人类进步的力量在被克服之后，民主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的所得之物。而民运人士，他们所乞求的东西也无非就是它。
在传统的英雄人物那里，他们要作的事业是改天换地式的，因此这样的事业别说对于外人不可捉摸，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在许多场合内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就拿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来说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最后的胜利”，他们完全是不清楚的，因此当毛泽东用“这等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更远”的话来说它时，此话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所以，当中国共产党的“路程”走到了1966年的时间段上，英雄们几乎99%的变成为“狗熊”的现象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英雄救中国故事的完全破产。正因为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前面，所以民运人士在我们中国重新地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并且要在民主的运动中实践这种观点的行为就不再具有“古老”而传统的意义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指望被揭开！
不可否认，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雄心勃勃地要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的（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是在这一种教育中长大的），但是当他们已经就位于传统的英雄角色，而自己又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时，他们就已经变成了“旧历史”中的人了，因此，到1966年，当毛泽东发现已经搞了“17年”的共产党社会还是一个“4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时，他的发现是没有错的，到他临死的时候，他又从“工资制度”上发现共产党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也是符合事实的，可见当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发现”一笔抹杀时，他是在一个最坏的点上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如果不失败的话，那么人间就没有可以失败的事情了。我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是要开创一个“新社会”，而这样的行为总是处处碰壁而不能够如愿以尝的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旧人物”。在20世纪以降，如果说中国社会的人物和事物的区分存在着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民主。民运人士对民主的认同，就首先使自己变成了“新人物”，由“新人物”去作“新事业”——这就符合了历史进步的法则。
在这里，如果有人要被迫我拿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辩证法”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说，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失”，就是民运人士在政治上的“得”，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主义“翻车”的地方，我们民运人士看出了“门道”，原来共产党人所修建的那种一条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重新再修另外的一条，而是把它“修平”。一个声音在天上说“修平主的道！”这个声音在人间的回应是：“修平民主的道！”就这个意义讲，民运人士“授命于天”，当真如此！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200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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