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学:《路 漫 漫》 (之五)

严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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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回来了,故乡!

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被打成了外逃分子,政治危险分子,还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亲朋好友,我们成了完全陌生的人。唯有母亲用慈母的心欢迎我们的到来,为我们的生活操心。

我们是为平反而来的,当然要找那些制造黑材料的当权人物交涉。找黄岩县委、找黄岩支青办、找海门区委,最后回到栅浦公社知青点后才知道:当时东京大队下乡知识青年柯正凯要起草文告,从大队办公室要来复写纸,竟在复写纸的印痕上,清晰地发现《关于外逃分子朱春柳的材料》的全文。为了抗议对知青的迫害,知识青年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决定:由柯正凯执笔起草《十评有关朱春柳的黑材料》发出呼吁,向社会散发。在造反派和各界人士声援下,海门区委不得不由葭止书记林普顺为代表签字道歉。

然而,在我们回乡没多久,两报一刊又发表《关于“解放干部”》的大块文章。黄岩县委、海门区委、黄岩支青办、葭止镇党委及东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们都反了脸。他们加紧搜罗材料,上纲上线上报,连粮票也扣下不给了,一种潜伏的杀机正对着我们。

这个时候,葭止平桥大队有个叫倪祥庆的知青,为了外出去偷盖大队的公章,结果被关进了牢房。倪祥庆是我的邻居,于是区党委指示办案的诱导倪招供,诬陷是我指使的。身居“人民警卫营”头头的武装部长李仙法,反复地对这个知青逼供:“我拉你一把是无产阶级光明大道,推你一下是资产阶级泥坑,我要你交待,要的是严的罪行……”然而,这个知青始终不肯就范去陷害人,结果被五花大绑跪着在万人大会上批斗。

这年月,什么样的罪名都可罗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我被传讯去充当《毛泽东思想清阶学习班》的学员,实际上被定性为该清理的“阶级敌人”。在镇会堂里,坐满一屋的地、富、反、坏分子,都是老朽而不会动弹的“老阶级敌人”,仅有我,是这帮阶级敌人中最年青的一个。清阶第一课听张如明队长训话,那些老于世故的“老阶级敌人”,早就揣来了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吹捧张队长是包公再世,“清如水、明如镜”!因此理所当然地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积极分子。“我算什么呢?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政治危险分子、还是外逃分子……”。我觉得这幕戏滑稽可笑,跟着念念语录也没有什么兴趣,就在红皮书下夹了一本《牛虻》的小说在看。看得入神时,张队长悄悄过来,不由分说夺走了我的书,把我抓起来,大骂我是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专政人员把我押进反省室。接着张又过来对着我乱吼一通后,逼我跟着他念《毛主席语录》,他从翻开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让我一句一句跟着他往下念。因为他念得结结巴巴,我就对他说:“张队长,还是我来念,你跟着读吧! ”。他停下了,冲着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的,立即又推我进反省室。

第二天,我故意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颖鸿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张队长一吼叫,她就会跟着哇哇地哭闹起来。

第三天,我干脆拒绝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想豁出去了,什么都不用怕。又过了二十多天,清阶办公室还是整不出我的什么罪状,无可奈何派人叫我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毕业”手续。我去《学习班》领了登记表,只见表格的上首《最高指示》下印着“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八个大字。这分明是拿我们当罪犯看的,我对着张队长说:除非把这几个字划掉,不然我拒绝填这张表格。队长怒不可遏,十几个专政人员对着我围斗,我愤恨又绝望地高喊:“有什么罪就拿镣铐来铐,我不想再辫白了!”。自然,我受到海门区党委更严酷的报复:

1、不给办户口、不给发粮票,全家都成了黑人;
2、不给劳动就业和出卖劳力的任何机会,断绝全家人生计;
3、由居民治保干部监视,不让外出,全家都失去自由。

在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比烙上阶级烙印的后果更严重!中国历史上,不知从那个皇帝起,被统治者总由统治者划分成等级,什么南人、北人、女真人……什么黑九类、红五类……于是人们就醉心于互相倾轧。

生活到了最穷迫的时候,为了活命,我只能给人画像。没有人会给我发执照营业,我就自己往门口挂个“为人民服务、绘画人像”的牌子。我的营生是为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绘画照片,在那最最革命的年月,拉虎皮作大旗,仿效到老百姓那里,表示孝子贤孙的唯一办法是替上代人画标准像以代替昔日的“牌位”,生前没有留下照片的死者,他们的子孙们还得求我去对着死尸画像。《中外美术史》上唯有我是对着死人画活人肖像的画家,这岁月画画是为了要活下去。

正因为我有着把死人画成活人的本领,因此,在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的年月,为了表示自己是最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那些政治家和革命头头们都找上门来,要我给他们画毛泽东的标准像。在这个自称为马、恩、列、斯、毛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被神化了。革命的徒予徒孙们从我这里请去“毛主席红宝像”,扛着它游行;对着它早请示、晚汇报;向着它扭屁股,跳忠字舞。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对它跪着请罪。于是“艺术的天才“创造著“革命的天才”,红、橙、黄、绿、兰、青、紫的堆砌变成了黑色,一切都到了登蜂造极的程度。

啊!人生的坎坷,未来的迷茫,现实的荒涎,历史的虚无,社会的丑恶。这一切使我的心紧缩起来,艺术家 ,你的良知哪里去了?!

就在那时,浙江省台州地区黄岩县的路桥镇,发生了一起“犯上”的大案。有人在路桥邮电局邮筒里,投寄了五封攻击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匿名信》。因为《匿名信》中所写“万寿无疆”的疆字中,“弓”的边旁下没写上“土”,被认定为咀咒,是“死无葬身之地!”。

“万寿无疆!”成了“死无葬身之地!”,龙颜惊怒!

于是党中央下令立即抓捕!公安部闻风而动!倾刻间,大批警特围遣,犬狼寻踪,北京专家亲临鉴定笔迹;人人过关,人人自畏,民心惶惶。地毯式搜捕后,侦查圈从台州地区逐步缩少到黄岩县,再对黄岩三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逐一排查;揖捕警特从灵江顺流直下椒江,将嫌疑圈再缩少至海门区,后锁定为海门镇;最后缩紧,划定椒江北岸的古城章安,终于连夜包围横溪……一位叫苏思源的人被揖拿归案了。

因为此公是右派分子!又是省广电局除名人员,从重、从快、从严,苏很快就被押赴临海县城关公判。

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的苏思源被插了斩牌,由于桀傲不羁,颈部的细尼龙丝就被军警勒紧,苏吐不出气,迸得满脸紫红,扭曲的咽喉因气绝,“咳!咳!”地干喘著……主席台下指令制伏,两军警急忙踩住苏的脚镣,另有三名军警扭住苏思源的肩膀和左右臂;苏因窒息作垂死挣扎状,此时,行刑官举起了步枪,用枪口上的刺刀直捣苏的嘴、鼻和脸,倾刻间热血喷射……地下是片片殷红。

啊!我惊叫,即闭紧两眼祈祷:“愿苏公快快上路……那怕是去地狱,也胜似人间!“我无法正视这充满血醒的屠杀!为了压制不同的声音,一条鲜活的生命被冠以“反革命”后,被当众杀戮!

造反、武斗、夺权!发狂的群众被操纵着互相斗杀。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代替了另星的战斗。黄岩县黄总司头头金士土在院桥战斗中被击毙后,拖来城关,裸尸倒挂在黄岩青年路广场树杆上示众。支疆回乡青年郭和平贫病交迫吊死在黄岩县县政府的大梁上……然而,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竟是神圣宪法和党章上写下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大字。书本上的“乌托邦“尚能画饼充饥;那么这现实的“乌托邦”就不堪人目了。

辨证唯物主义者声称:世界是永远运动着的,然而有什么理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而成为永恒的真理呢?

艺术家应该是社会最敏感的部分,那怕在穷愁潦倒中,还是注视着社会和人类的命运。物质的满足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唉!画家——贫贱的精神贵族!你不是自称是泛神论者吗? 难道你获得感知的视觉也麻木混沌了,你就安于参与这不自觉的造神运动吗?逃循这现实的世界,找寻那花和蜜的春天,融向自然,让我们返回到原始时代的朴素中去吧!因此我决定经营养蜂的营生,它能够让我追随花期像吉卜赛人一样浪迹天涯。如果艺术终究要成为政治家们的工具,变成说教,那就让我永远丢弃画笔和调色板吧! 我买了蜂和蜂具,一家四口人开始了养蜂的流浪生涯。尽管我们常常被蜜蜂蛰得嘴肥眼肿的。但我们空虚和不安的灵魂却得到了慰藉。

早春,养蜂队伍出发了,第一站去温岭嶴环赶早油菜花期;半个月后,我们又转场到达宁波市鄞县钟公庙赶胜利油菜花期。我们多么像一群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在路边旷野,用蜂箱和尼龙薄膜搭起一个个临时住地;拖儿携女、餐风露宿。似乎我们已真正远离尘世,在那念念不记阶级斗争的日子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的宁静。

1968年早春,中苏社会主义两大国在珍宝岛不宣而战,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国际的民族战争所掩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民备战波及了我们这批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蜂群到达宁波港后,再也搭不上北去的列车,眼看着就这样贻误了去东北采集椴树蜜的花期。我们只好更换路线,从宁波转道天台在坦头赶桕子花期渡夏。

那一年春夏,天总哭丧著脸,时时降下雨水来。蜜蜂赶不上花期,蜂群由强变弱。绵绵阴雨,还得喂许多蜜和糖水。雨水多、虫害旺,农民一个劲地喷射农药,一大批一大批适龄的工蜂挣扎若倒毙在蜂箱前边。这早春的梦就象这雨水在水洼里激起的水泡,眨眼间破碎殆尽。

秋天,多愁的季节。我们怀着满腔哀怨和缕缕愁绪回到海门。蜂群采过瓦松花粉,又转到金清农场采集咸青以期越冬。没有过几天,放金清过冬的蜂群连同蜂具全数被偷,我们立即查明此系路桥谢恩来顾人所为;然而,这个自称“夏茅”的人,勾接龙头王村的贼,早买通路东公社的官,在这个没有“法”的年头,你能到那里去评理或打法律官司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中我都遭到惨败。漫长的岁月,漫长的人生,我无所适从。

前途是什么?希望是什么? 裴多斐说:“希望是可怕的妓女,她对谁都拥抱,当你耗尽了青春,她就把你抛弃!“我是什么? 是一个落拓的人,活着是工具!是碌碌无为的行尸走肉!我不能思索,没有思想,没有灵瑰,没有自我地画了半辈子;我一生没有做不成一件事,我真正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唉!戈壁滩上的流沙,被人残踏的野草,让人不齿的可怜虫……”

偌大的一个中国,人人被一个意志支配着。列宁在致××伯爵的一封信中曾说:“不知道自己奴隶的地位,浑浑噩噩地生活是奴隶;津津乐道奴隶生活,而为之歌功颂德的是奴才,是无耻之徒!”然而我是: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工作,我是天底下唯一的自由民!

1971年,我被黄岩县拱东公社所邀,全家来到长塘大队共办“长塘竹丝画帘厂”。在这艺术的沙漠里,我找到了最能接近绘画艺术的差使。画帘厂用人工抽成的细竹丝,以最古老的方式编织成竹帘;然后在上面绘制人物、山水、花鸟画,出口欧美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种工作,比起对死尸画活人像或是画那些千遍一律的毛泽东红宝像,要兴趣得多。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绘制成整套的样品,并获得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定点生产资格。

正当工厂顺利发展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当我的画艺在新办的企业里显示了价值的时候,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为了拴住我并让我俯首唯命是从,他们操起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由书记任娃头专程来海门公安局调查我的家谱,因为我有个曾经劳改过的父亲,因此就宣布我为“世仇分子”。第二件事是在一个傍晚,我不顾一切地跳河救起了一位十来岁溺水的小女孩。我没有奢望公社表扬我,却招来党委书记的励声责问:“严正学,你知道你救的是个攻击伟大舵手、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的女儿!”,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得到这样的报应呢?工厂发展了,当权者的盘剥,各种交易中的变相贪污,使我热切的心凉下来,并决定离开我亲手创办的长塘竹丝画帘厂。接着,在海门我和街道待业青年又办起了“海门工艺美术工厂”,我们生产工艺品,用丝漏漆印的方法印刷包装以生产自救,工厂从无到有,开始得到发展。

这是一个街道集体企业,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企业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那些掌握有实权的中共官员“烧香送礼”,也就是通关节、走门路,如果你不理会那一套,你就会处处撞上红灯。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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