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九评征文】浮生琐忆(5)

第一道皇榜──潮汕地区土改斗争运动见闻
巴凌
    人气: 1
【字号】    
   标签: tags:

【大纪元2月11日讯】前言

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早年从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纪实文字。五十年代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土改运动的某些真实面貌。还有作家丁玲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获史达林文艺奖的小说,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跳不出《暴风骤雨》的格局。此外,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翻天覆地、生灵涂炭的土改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海外某些早已脱离“共产体制”的知识人,偶尔提到当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动沿用当年的套话:什么“土地回家”,“农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个人所见所闻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毛朝皇榜天下大乱

我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喜欢在郊外小径散步的时候,任由思绪的小小触角,自由探索。中外古今,天上人间,没有什么比这时的灵魂遨游更舒畅的了。这种时刻,我常常如醉如,留连忘返。

那一次,在北京西山蜿蜒的小路上漫步,经过碧云寺,经过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那时正值太阳西斜,秋风送爽,漫山遍野的红叶,构成一个斑斓热烈的世界。我忽然想起毛泽东的诗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不提防,常常不自觉地一下子就坠入历史的长河。

我撑著自己的小竹筏,不由自主地漂荡在自己人生的小河湾,以一介知识份子的良知,去感受生活中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只是,我向来不肯用心,对许多特意用革命颜色涂抹著的英雄业绩,不抱怀疑;当然也不会想到,往往在社会进程中,尤其某些历史转折时期,会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黑洞。

那一年,我偶尔读到文坛首席执牛耳者一部新著。当时全国“一片红”,天南地北都是“革命样榜戏”的天下,十亿人被指定只能读一本小红书。而我却意外地读到了《李白与杜甫》,能不惊喜若狂?读完,我的脑壳好像被砍了一斧头。几天几夜,头痛欲裂。“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份子”!?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我却百思不得其解。

我认定,“杜甫是地主份子”无疑是个历史黑洞,那么,现实生活里就没有黑洞了吗?老舍、田汉、吴唅、邓拓,都怎么啦?连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变成什么了?我的思想一片混乱,落入千万年不化的冰河。太多太多的黑洞,几乎将我的神经压垮。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文坛执牛耳者又一次出来欢呼。这一回我好像有了教训,随大众放了一串鞭炮,大惊大喜之余,还保留着一点个人的思索。这又是一个历史转折,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新词,‘四人帮’、‘一母三公’、‘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一举粉碎’、‘英明领袖’、‘你办事,我放心’,似乎又提供出让人思考的余地。而民间,却流传着‘五人帮’的不同版本。我断定,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大黑洞。

我深切感受到,我的小河湾和首都的政治大川是相通的。在两千多年帝制超稳定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首都政治大川的任何一次风暴,都能在小河湾激起阵阵惊涛。民间早有传说:皇帝出皇榜挑选宫女,民间‘拉郎配’就闹成一锅粥。

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定为首都,第一次显露新皇朝的政治面貌。毛的心态,早在五年前的一首《念奴娇‧咏雪》词中,暴露无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定都北京,还有一层重大考虑,既承传帝王的天命,又区别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于开创“国民革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个牌位,称为‘革命先行者’,一笔带过。

新皇朝最早的一张皇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以称为皇榜,是因为早已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心理上,奠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官民人等,一律不得违抗。

我的家乡是粤东著名的侨乡,韩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一千多年前,唐朝大文学家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长途跋涉,历经艰险,来到这片蛮荒之地。任期短短八个月,为民除去一大害──驱除鳄鱼,并写下千古不朽的文章《祭鳄鱼文》。原本是岭南边陲小城,因韩文公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才有可能成为当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潮汕的土著居民,不论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经过近百代人的辛劳,终于将自己的家园,建设成文明的鱼米之乡。

由丑陋的毛毛虫,逐渐变成美丽的粉蝶。但因人多地少,许多青壮年,不得不辞庙别祖,背井离乡,远渡南洋各国谋生。留在本土的民众,不论贫富,依然保持着勤劳俭朴的习性。从来不敢忘记荒年靠着草根树皮充饥的苦况,仍然以三顿大米稀粥或番薯稀粥度日,除非粗重劳动,或有亲朋贵戚登门、婚嫁喜事,轻易不敢煮干饭吃。这种由历史环境、地理条件形成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听到说潮州话,定有潮州粥和工夫茶。

一九五○年初夏,正是蝉鸣荔熟的季节。岭南佳果荔枝的魅力,令苏东坡死心蹋地,只要“日啖荔枝三百颗”,愿意当一辈子南蛮子。南蛮人对这果中之宝,心存敬畏:一颗荔枝三把火嘛!但谁都没想到,今年荔枝大丰收,给潮州人增添了太旺的莫名火气。

共产党的潮汕地区委员会,在赶走了国民党胡琏兵团数万败兵,刚刚接管这片颇为富饶的土地,还来不及考虑如何抚平兵灾战祸的伤痕,让人民百姓修养生息,就火急火燎策划如何掀起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党委会上,发生了火爆的争吵。

争吵的焦点不在“搞”还是“不搞”,党委的所有领导人,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法》,并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付诸实施。问题是如何实施?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本地老干部、党委副书记曾广认为:潮汕地区九个县,十户中有七八户有人在海外谋生,不论贫富,都有寄钱回来养家置业的传统习惯。农村的经济生活,与海外的侨胞息息相关。

实施土地改革,必须考虑到“华侨众多”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特点,尽可能减轻或避免对华侨以及侨眷造成过激的行动,保护侨胞在家乡的正当利益。从北方南下解放自己家乡的另一位姓吴的副书记则认为:不讲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巨大革命现实利益,只讲华侨利益,是一种偏面的观点。几个回合,不同看法迅速发展成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和斗争。这一斗争只在党内高层进行,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

戏台上下一样血腥

汕头市文工团,原是在游击区建立的武装文宣队伍,进城后,归市委宣传部领导。这时,全团奉命开赴土改运动试点揭阳县,与各县的文宣队合并整编,最后定员六十多人,成立潮汕文工团,归潮汕地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第一个工作任务是,着手将北方歌剧《赤叶河》改编成方言歌剧,限期排练完毕,并到各县、区巡回公演。这一重大举措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藉由文艺手段,煽动穷人所谓的“阶级仇恨”,掀起一场对“地主阶级”的清算斗争。

《赤叶河》与《白毛女》一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恶霸地主吕承书,继承祖业,霸占农民田产,逼租逼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青年农民阿标在妻子投河之后,上山参加八路军,打回家乡,将吕承书清算斗争枪毙,报仇雪恨。就艺术而言,开创了西方戏剧理论指导东方方言歌剧艺术实践的先河,获得一些值得记取的经验。该剧总导演郑一标,是泰国华侨,曾经在西南联大专修戏剧。潮汕刚“解放”,郑一标不顾父兄反对,携妻挈子,离开曼谷,回国参加革命。后来潮剧院成立,郑一标任总导演,运用包括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在内的一套戏剧理论,对潮州戏一批传统剧目,进行试验性的改革和创新,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使潮剧以新鲜悦目的艺术面貌,呈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赢得各界极高的赞誉。今年五月,郑一标在汕头市仙逝,享年八十一。汕头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现在回头再说《赤叶河》。扮演恶霸地主吕承书的,是文工团艺术委员会委员余捷卿。他是广州理工学院高才生,数理化好,文笔也好。早在一九四九年春,余捷卿向往“解放区”自由民主的生活,秘密离开学院,辗转到了潮汕大北山游击区,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术宣传队。他学识高,形象也好,待人热情诚恳,行军演出,都能帮助别人,男女队员都当他大哥看待。《赤叶河》的剧本改编,他出了许多好点子,唱词对白,下过不少工夫。他的戏份很重,他扮演的恶霸地主吕承书,按剧情规定,最后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清算斗争、直到公审枪毙。所以,每场演出最后一声枪响,他下场在后台卸妆,常常开玩笑说:“又死了一次。”

万万想不到,余捷卿的父亲,在饶平县黄冈镇的一次公审大会上,当场被枪毙了。对余捷卿来说,有如当头一声劈雷,完全呆了!幸好文工团的团长和政治指导员主动找他谈话,鼓励他以积极的、革命的人生观,对待当前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土改斗争运动。余捷卿在情绪稍为稳定之后,一面照常演出(不过,“又死了一次”的俏皮话再也听不到了),一面又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在演出过程中,每到一地,即与县的土改运动委员会和土改工作团联系,白天常常参加当地的土改斗争大会或公审大会。农民在工作队支持下,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斗争地主,通常都有三两个农民,尤其是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自己苦况和冤情,说到痛处,有的还当场对被斗争的地主拳打脚踢。这时,在场的农会干部就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xxx!”“枪毙反动地主xxx!”“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紧接着,土改工作队长当众宣布:“反动地主xxx,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兹代表人民政府宣判:当场枪决,立即执行!”早有民兵将“人犯”五花大绑,押至附近预定刑场执行枪决。

这样的斗争场面,几乎与《赤叶河》的剧情完全相同。白天实地斗争、杀人,晚上演戏,还是“斗争、杀人”,整个潮汕地区,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革命血腥恐怖之中。亲骨肉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余捷卿的痛苦,还在于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经过怎样的法律程序?有哪些确凿的犯罪事实?又有哪些证人证物?量刑是否公平合理?准确?作为儿子,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竟然求告无门,求助无门!像余捷卿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比一般人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能力,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疑虑,得不到任何解释,那种“不知为什么”的痛苦,可想而知。

唯恐不左多次整队

土改运动,让潮汕地区的官民人等,破天荒地领略到“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土改工作队和由土改队培植起来的贫雇农协会(简称农会),是握有生死大权的机关。人们称他们为“手持‘乌令’的人”,或“手持尚方宝剑的人”。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农民,有男有女,一律头戴竹笠帽,上面有正楷大字“xx乡农会”,他们在土改工作队员带领下,任意到城市里抓人。理由是,农村的地主,土地和房屋是搬不走的,但其他的金银珠宝,都转移到城里自家的商号,或亲戚朋友的商号、住家,因此,必须将这些商号的“当家人”,一个一个地抓起来,押回农村,逐一进行与地主同等对待的斗争,直到把“浮财”挖出来。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免不了拳脚交加,甚至私设公堂,严刑逼供。

这样乱抓乱捕乱杀,不仅限于地主,更逐步扩大,包括国民党员、乡长保、甲长、连长以上的军官、区长、县长、议长、公立中学的校长、训育主任、私立学校的校董、校长、教导处主任、以及土匪、流氓、地痞、强奸犯、通奸犯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置于农会的暴力管制之下。

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无不与农村经济有血缘关系。农村斗地主(其实是传统的土地经营者),土地不再经营,工商业便断了农产品、副业产品的供应来源,再加上农会还多次向工商业者进行“挖浮财”斗争,农业和工商业都遭受到致命的破坏。在潮汕地区,不论农村或是城市,华侨经营的产业,在城乡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人家被划定为“华侨地主”,人被斗争羞辱管制,土地房屋被没收。

有些还被强加上“反动”或“恶霸”的罪名,就地处决了。许多侨眷经不起飞来横祸,受辱受屈,自杀的外逃的不在少数。三十多年后的所谓“落实政策”,才遮遮掩掩在“内部材料”中承认,“在土改中伤害了许多在革命年代支持过我党的民主人士,伤害了许多华侨、侨眷。被错整的华侨、侨眷占75%,华侨房屋被没收的占80%──90%”。如此轻描淡写,对已经屈死的冤魂,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城乡经济,有什么意义?

但毛泽东还嫌广东土改进展太慢,派遣他的同乡陶铸,主持华南分局的工作,兼任全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并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的口号。陶铸一到广东,就拿粤东党委开刀,大反“右倾”,大反“地方主义”。曾主张“照顾潮汕地区华侨众多”这一特点的潮汕地委副书记、专员曾广,被批判斗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开除党籍、撤销专员职务的处分,贬去海南岛劳改。

从这时开始,以“反右倾”为标志的“整顿阶级队伍”,全面展开。各级党委、各级土改委员会、土改工作队、各机关单位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是“大军”。所谓“大军”,指当时驻防华南的第四野战军。根据“依靠大军搞土改”的口号,从军队调出大批北方干部,充当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全权决定该机关管辖的一切人事、业务,尤其要立场坚定地把好“土改关”,坚决与一切不利于土改斗争的右倾思想行为划清界线,清除所有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立场动摇的投机分子,批判教育那些思想作风不良的地方干部和知识份子。因此,整顿阶级队伍,就必须查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是否参加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立场是否坚定、思想作风是否正派、劳动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劳任怨,等等。

有一位姓黄的大学教授,四九年底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员,被任命为土改队副队长。他与大家一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穷苦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形销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脚下地劳动,感染了“香港脚”,十个脚趾烂得一塌糊涂。乡下缺医缺药,就用生切烟丝,敷在烂处,谁知更糟,两只脚都肿起来,痛苦万状。一日无聊,口占一阕﹝虞美人﹞,词曰:“诉苦扎根何时了,眼泪流多少?感冒鼻塞又伤风,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阶级今犹在,只是地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黄教授个人一时的情绪渲泄,被上纲上线,指为“地主阶级垂死挣扎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在土改队内部,由一名解放军营长、兼任地方区党委书记主持,一气开了五场批判会。黄教授被迫作了检讨,并试图作一些解释,即被视为态度恶劣,反动立场顽固,毫无悔改之意。一些激进的队员,甚至当众掴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领,和农民斗地主差不多。最后,撤销副队长职务,留队察看。

广东的地方干部,包括省、市、地、县、区、乡的各级领导干部,多半在土改运动中受到严厉整肃、处分、清洗甚至判刑入狱。更在解放军干部中,形成一种偏见:地方干部与地主富农划不清界线,过不好土改关,不能重用。直到文革后,广东地方干部(尤其是知识份子)还一直处于被歧视、受压制排斥的地位。特别是由陶铸主导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把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一批老干部打下马,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前面提到的余捷卿,因为父亲不明不白被处死,心里有结,便被指为“对党怀有杀父之仇”,多次整队被斗争批判,过不了关。情绪低落,万念俱灰,两次自杀未遂,最后,身心交瘁,含恨死去。

毛蒋争权人民遭殃

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出版一本新书《李白与杜甫》,最令人吃惊的是,郭氏在分析杜甫一首七言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不作艺术探讨,而在政治上将杜甫划定为“地主分子”。他的根据有二:一是大屋竟然有“三重茅”,这种有三重茅的大屋,冬暖夏凉,是地主才能享受得起的住宅;二是指责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为盗贼”,俨然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

郭沫若与杜甫是不同时代、不同命运的大诗人。若以诗论,郭还不配为杜“洗脚”。只是郭的命运太好,居然为“杜甫草堂”题扁,却又对“茅屋”一无所知,才闹出所谓“冬暖夏凉”的大笑话。凡亲手搭建草房的人都知道,覆盖房顶的茅草帘,由房檐处开始码著铺,一层一层往上铺设,必须铺盖三层,最后在房脊处将茅草帘压紧,才能避免漏雨。所谓“三重茅”,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正常人,都懂得住大瓦房舒服,不至于愚蠢到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凉”的地主生活。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此处评注:“实有此事,不必作隐喻”。只有郭氏,别有用心,给古人上纲上线,诬指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

郭氏自愿抽去骨头,百般媚毛,爬上高层,结局并不风光。两个儿子相继横死,夫人余立群自杀身亡,自己虽寿终正寝,但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卑躬屈膝,人性完全扭曲的知识份子形象,可悲!

人们不禁要问,毛在开国之初,不安抚百姓,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急急忙忙大动干戈,对外在朝鲜战场上与头号超强美国为敌,对内“消灭地主阶级”,到底为的什么?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之君,大凡推行全国性大政策,无不首先考虑到“振兴家国,长治久安”。唯独毛泽东,特别痴迷于秦始皇和史达林,集古代与现代暴君于一身,才如此不顾一切,无法无天。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从病理学角度,研究这种不依常理行事的“毛氏症”。

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的开发与经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别具一格的东方文明。构成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成分,是农业经营者、农业耕作者、农业工具和技术的制作者与发明者、农业经济管理者以及农时、农地、耕畜的研究者与饲养者等。这个经过千万年逐渐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完美的文明整体。公平与不公平的价值观,不是发生在农业社会的分工上,仅仅发生在社会分配上。而且,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提出了追求“大同世界”的前景。

早在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毛泽东独霸井岗山,据险称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扩充兵力,与蒋介石争天下,毛在“苏区”仿照“梁山泊”好汉们的做法,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美其名为“土地革命”。以“一切权力归农会”、“分田分地”作钓饵,动员农民中的青壮年、甚至少年、妇女,参加红军。所谓的“土豪地主”固然被暴力消灭了,数十万红军(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又在与上百万政府军厮杀中,几乎全军覆没,造成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民族灾难。

那么,在毛登基坐上龙椅之初,为什么还要强制推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祸民政策?那是因为“立足”未稳,必须大力扩充武装力量,镇压四方,增援朝鲜,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再进一步追究毛的个人性格,大概就是“贼性难改”了。

以革命名义做尽坏事

关于毛泽东自己,他说过两句话。一句,“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再一句,“我一生做了两件事,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第一句,毛只说了半句实话。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是书斋里研究学问有成的大学者。毛连高等学府的门槛都没摸著,更遑论研读马克思著作。倒是他立下奇志,要超越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后,推行暴政,也许可说“超过”秦始皇。他对马克思虽然不学无术,但照搬史达林的法西斯,却颇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独创性。所以,如果改为“我是史达林加秦始皇”,也许更接近事实。

第二句,做了两件事:“前一件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后一件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以为,毛依然只说一半真话。“解放战争”期间,空前的兵灾匪祸,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也只字不提。

由此可见,北京中南海新华门毛的亲笔题扁:“为人民服务”,无疑是一句冠冕堂皇的鬼话。话题还是回到土地改革运动上来。潮汕地区的土改,对当地农民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我想,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人多地少,按当时潮汕各县实际人口,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五分田(耕地)。潮汕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向来有深耕细作和间种、覆种的传统习惯,水稻亩产大多在八百至一千斤上下。因土地利用率高,加上追求高产量,除不断改进耕种技术之外,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是最重要的物质保证。高质肥料靠两种:东北大豆饼和进口肥田料。即使有这样保证,五分田年产五百斤稻谷,碾成大米四百二十五斤,也勉强只够吃潮州粥。农民说:种田如种花,食糜想卵泡。

世界上没有人像潮州人那样,跪在水田里用两只手除草。所以俗话说:读书怕考,种田怕除田草。土改平均分配耕地,每人都有一份田,但不是每人都有足够的劳力、足够的耕种技术、足够的生产资金和农具。所谓“人误田一时,田误人一年”,许多没有劳力或劳力不足的农民,开始尝到“土地回家,翻身做主人”的滋味。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队,到揭阳县桃围村,与一户贫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户农民六口人,丈夫五十来岁,妻子四十多岁,两儿两女,最大的女儿刚满十岁。我来与他们“同吃”,农民大感为难,又不好意思说实话,自己偷偷去割“稻尾黄”,煮成半钵子潮州粥,叫我吃。我知道实情,晚稻未及收割,他一家已饿了十来天,听说我要来“同吃”,不得已才去稻田里割取一些将熟而未熟透的稻谷。对着那半钵粥,我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哪里吃得下?我连忙预交一个月伙食费,才勉强解除这家人的困境。

“土地回家”,就号召大家“劳动致富”。别说致富,连粥都吃不上。不是想法子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力,反而批判农民一家一户搞“单干”,“走独木桥”。当时有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应运而生,鼓吹“互助合作”,大批“单干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于是,潮汕地区就出现了第一个互助组,组长汪汉国,凑合几户孤寡人家,叫做“汪汉国互助组”。还真赶上时髦,组长汪汉国,被选中参加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到莫斯科转了一遭,回来后捉刀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汪汉国游苏联》,大肆宣扬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

从互助组开始,一步紧似一步,毛加快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驱赶农民加入农业劳动合作社的同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缔粮食市场,强迫农民交公粮并卖余粮(实际上多是农民自己的口粮)。不到五年工夫,将农民逼上“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超英赶美”、“农业为纲”、“粮食挂帅”、“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人写诗──村村出个郭沫若”‧‧‧如此这般,折腾不到半年,农民忽然发现,土地归了集体,土改结束时政府发给的土地证形同废纸,自身完全失去种植自主权,“党叫干啥就干啥”,变成身不由己的“农奴”。更令农民惊恐的是,公共食堂再也开不出饭了,连潮州粥都喝不上。一场毫无预警的全面大饥荒,饿死人命数千万,被迫逃港(生)的数十万。

一九六三年秋,我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工作团到揭阳县渔湖公社溪南大队展开清查工作。工作方法与土改基本一样,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入手,发动农民“忆苦思甜”,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农产品)多占(工分、财物)等“四不清”错误,经过斗争、批评、教育,多占财物还必须退赔。这期间,我发现一些突出的情况,印象特别深刻。例如:

一、我同吃的这户农民,一家三口,老大爷六十多岁,大娘五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听说有个大女儿早已嫁鸡随鸡去了。一日三顿潮州粥,总借故不肯与我同吃,大半钵粥还是挺稠的。后来我才知道,稠粥是特意留给我吃的,他们自己喝很稀的粥。我问他们,既然答应我同吃,为什么要分开,稠粥稀粥不一样?大娘说:我们怎么可以一样!同志你一天一斤粮票,应该吃稠粥。我们的口粮定额比你低,也吃一样的稠粥,月尾就得找一条绳子,将脖颈扎起来。听到这里,我禁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当年土改复查,我的三同户偷偷割取“稻尾黄”的情景,又好像呈现在眼前。

二、所谓“忆苦思甜”,当然是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现在出来诉苦的,大都是些未满二十岁的女子,她们的苦都是一样的:那时,饿惨了。最好的时候,一顿只喝二两稀粥,有番薯吃,是上顶的。开头我有些纳闷,旧社会吃粥哪有按斤限两的。后来弄明白,她们诉的苦,都是公社化闹饥荒的苦。至于饿死人,谁也不敢说。

三、土改时,一到春节,许多农民都贴春联,大都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家里还贴一张毛主席像。现在,不要说春联、毛主席像,连口头上都不容易听到。有一次,我和一位农耕经验丰富的老农闲聊,有些感慨地说,这些年,农村生活还是很辛苦。老农用狡黠的目光看着我,说:社会主义嘛,生活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吗,想想就知道了!我好像突然让人扎了一锥子,又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亏,作不得声。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从西方搬来形形色色的“主义”,只有列宁、史达林的“暴力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秦始皇暴政”相结合,才有可能酿成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

再看看被“赶到几个小岛上去的蒋介石国民党”,遵照总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政策,在差不多时间里,和平稳妥实施土地改革,在中华民国台湾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为全社会的经济转型,打下良好基础,也为后来向现代化、民主化和平转型,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中华民国的成就,世人瞩目。

最近,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2000年“人类发展指数”指出,属于联合国定义的高度人类发展国家(全球共54国),台湾排名23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人类发展指标由平均寿命、教育程度、经济水准三个领域统计数值衡量一国的发展概况。就平均寿命而言,日本以81岁居首,台湾75.3岁居35名;成人识字率反映基本教育概况,各先进国家间差距极微,台湾排名58;依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每人GDP,卢森堡约5万美元居冠,台湾以2万2186美元排名第22位。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寿命及经济方面领先台湾,教育程度比台湾差;南韩各方面状况与台湾接近,但GDP是四小龙中唯一未达到2万美元者。

与十年前比较,在先进国家中挪威、瑞典、比利时、澳洲及英国排名上升,美、日、德、法、加拿大及瑞士则退步。四小龙中,新加坡和南韩双双前进8名,台湾前进5名,香港退步2名。至于中国,下降9名,2000年居第97名。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新中国”,从破坏开始,以衰败告终。
2002年8月12日(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 鲤 湖 镇 一 役

    一阵激烈的枪声,震得寒星摇摇欲坠。

    鲤湖镇周围十几里数十个村寨、近二十万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一点的人,轻轻开门走出来,黑夜里互相轻声打听,又都茫无头绪。小北风刮得很紧,不明来历的枪战,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还夹杂着一两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声,更平添几多不安和恐惧。有的缩头蹑足,返身入屋,闭门不出。有的披上一件旧棉袄,摸索著走出村口,试图辨别枪声的方位,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消息。

  • 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