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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6)

三 反 运 动 亲 历 记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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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2日讯】特务长杨标真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1952年春末,土地改革斗争才接近尾声,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处于激战阶段,国内国外,都充满浓烈的斗争火药味。一天早上,值日员吹哨子全团集合在驻地的大厅里,由团长作动员报告。团长姓林,不到三十岁,是个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又没有什么架子,和大家相处颇为融洽,平常日子大家都称呼他‘阿团’,把‘团长’甚至‘同志’都免了。阿团作报告,无论是行政的还是业务的,简要明了,说完拉倒,从不拖泥带水。这次动员报告,不到半个小时。我听着有两个要点﹕一是根据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全团不放假,集中时间,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二是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荣誉属于谁》。
  
离早饭时间大约还有半小时,拉琴的拉琴,练声的练声,踢腿的踢腿,没有闲着。虽说不是科班出身,但近两年的演艺宣传生活,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两年半前由阿团批准,到广州的一家新办的文艺学院戏剧系进修,一年前回来,立即下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复查工作,不久前工作结束才归队,对团里的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个人坐在大门口的石板台阶上,想我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特务长杨标斜背着他那个灰蓝色帆布挂包,进进出出,帮着炊事员把饭桶和菜盆搬到大门外的灰埕上,准备开饭。我起身过去帮忙,顺口问杨标,今天加菜不加菜﹖杨标笑着说﹕才过十来天,就想吃肉了。老规矩,一月加两次菜,一号和十五号,风雨不改。

杨标年纪和我差不多,二十刚出头,但在特务长(其实是专管伙食事务的)职务上,已经闷头闷脑干了三年多。我记得到大北山游击区参加边区纵队的师政治部艺术宣传队,第一顿饭就是杨标安排的。那时是战争环境,筹集粮食相当困难,每个人行军时除自己的背包外还必须背一条约五斤重的米袋,中途有适宜的地方,杨标就指定用谁的米袋,安排炊事员埋锅造饭。一日两顿米饭,八个人共用一小盆咸菜,叫做吃大灶。有时大米不够,杨标就想法子弄来一些杂豆,煮熟了加点盐水当饭吃,极少有青菜,吃肉更是梦寐以求的事。偶然到一个大一点的村镇,杨标还真有办法,动手动脚,和炊事员同心协力,给大家做了一顿红烧肉。大家吃得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不分男女,都争先恐后上厕所,等不及的,就自行在野地里解决。杨标不无自责地说﹕唉,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层﹗
  
1949年底进城,我们这一支只有六十多人的宣传队,相应改为地区最高的市一级文团,很快扩大到上百人。每人除发给一套蓝布制服、一件棉袄、一条棉被、一顶蚊账外,每月还有几元钱‘裕民币’(临时性、地区性流通货币)零用费,和牙膏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杨标依然是特务长,管伙食,一日两顿吃大灶。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一来队变成团,人员兴旺了,二来逢一逢十五,各加一顿肉。如果晚上出去做宣传演出,回来还能吃个有鱼有肉的夜宵。上级派来的林团长,照规定可以吃中灶,杨标也给开过中灶,他就是不肯,自备一只搪瓷茶缸,听哨子自己去舀饭,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大灶。
 
那时,汕头市文工团已经不属于军队的建制,也不属市政府建制,单独直接由市党委宣传部领导,男男女女一百来人,都住在汕头市中山公园内的忠烈祠。内部组织也不按班、排、连,而按业务分为演员队、乐队、后勤组进行管理。在安全保卫上,则保持轮值放哨的制度。生活按步就班,白天排练一些新节目,晚上有时到学校或工厂演出,有几个歌舞节目,如《青春舞曲》、《唱春牛》、《兄妹开荒》、《猡猡舞》等,颇受欢迎。那时是军管时期,其他单位都忙着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希望尽快恢复全市全地区的正常生活秩序。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土八路’疑虑甚多,说我们像乞丐又带枪,像土匪又不抢劫。我们文工团的任务,就是多做宣传。我们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接管,两家电影院都是私营资本,照政策不能没收,只能去检查他们放映的影片。说是检查,其实是约定时间,全团上电影院去看免费电影,而且多是美国荷里活电影。

有一天深夜,大家睡梦正浓,忽然呯地一声枪响,惊动了大家。我睡在下铺,随手抓起枕头边的手枪,并上了膛,立即想冲出去。但黑暗中弄错方向,伸手四处碰壁,连蚊帐都出不去。心里正着急,又听到有人从上铺摔了下来,哎呀哎呀直叫嚷。这一切好像同时发生,在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脑袋里,只觉得枪响、有人给打中了、正摔倒在地上呼救。我再也不顾一切,伸手扯开蚊帐,冲到大门口,会合了几位带枪的同伴,在忠烈祠周围搜索了一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听着小北风呼呼地叫,我才发现自己只穿着一件背心、一条短内裤,还打赤脚,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公园里平日葱茏滴翠的树木花草,这时在浓重寒冷夜色衬托下,仿彿妖形怪状,张牙舞爪。

回到忠烈祠内,见门廊里点着一盏风雨灯,黄指导员手持一枝驳壳枪,正在向当值放哨的小鬼田好查问刚才发生的情况。田好在团里年龄最小,个头还没有他手上的步枪高,还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就跟着黄指导员当一名通讯员,人很机灵,大家都喜欢他,叫他小鬼。据田好说,本来他在门外一处隐蔽的树丛里放哨,小北风吹得紧,撒了一泡尿,小鸟鸟就躲进裤裆里暖和,他抵不住刺骨寒风,便躲进大门背后,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忽然,见到一条黑影,从树丛里窜了出来,锉低着腰,鬼鬼祟祟向大门口趑趄过来。小鬼反应特别快,大喊一声口令,顺手端平步枪,枪口从门缝里伸出去。只见那条黑影好像愣了一下,转身又钻进树丛里去。说时迟,那时快,小鬼没有思索的余地,朝黑影逃跑的方向放了一枪。这一枪没有打中什么东西,却惊动了全团已经睡熟了的男男女女,有的把上铺当下铺,听到枪响即翻身下来,从一人高的上铺摔到地上,哪有不摔痛的道理﹖最热闹的还是女同志,她们睡大统铺,一人一顶小蚊帐,个挨个一列排开。枪声把她们惊醒,都想翻身起来,但黑暗中分辨不了方向,更忘记自己罩在小蚊帐里,越是挣扎越是缠得紧,哭叫声乱成一片。
 
虽然闹了一场笑话,好在没伤着甚么人,大家都相信小鬼田好说的是真情,都能原谅他。但是,黄指导员还是在大会上,对小鬼田好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黄指导员指出﹕城市刚解放不久,特务份子和散兵游勇伺机到处暗杀破坏,国民党的飞机不时临空轰炸和扫射,提高警惕,保卫革命队伍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们刚刚进城,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还很不了解,这就更须要坚决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田好同志放哨的时候,警惕性很高,是对的。但没有确实弄清情况就开枪,绝对是错误的。如果这一枪伤了自己的同志,当然不好,如果错伤了老百姓,更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要给小田同志一个处分,罚他吃一顿白饭。听到这里,大家几乎都笑出声来。
  
所谓‘吃白饭’,就是光给饭不给菜,是当时当地最轻的一种纪律处分。既然黄指导员已经宣布了,就要执行。到吃饭的时候,小鬼田好一个人端著一茶缸白米饭,躲在伙房一角,自己吃,不肯出来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些女同志偷偷想拉他出来,他只是不肯。后来,还是特务长杨标,偷偷在田好的茶缸里加了一勺菜,小鬼田好一边吃一边抹眼泪。
  
黄指导员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以小鬼田好这一‘违犯纪律’事件为例,布置了一次全体的学习任务,要求大家学习高岗同志的一篇文章《荣誉属于谁》,结合本单位、乃至本人的思想实际,检查并自我批评‘胜利了,就骄傲自满,甚至以功臣自居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一百来人,都是解放前后才参加工作的青年,其中近一半是从南洋各国回来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虽然学会演唱一些革命歌曲,像《解放区的天》、《我们工人有力量》等,但对共产党的主张,还是一知半解,无非是‘争自由,争民主’、‘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等口号。刚刚学会唱《国际歌》,但根本不知道最后一句歌词‘英特奈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中央的领导人,除了‘朱、毛’,就不知道还有谁,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也是最近才听说的。所以,在学习了高岗的文章《荣誉属于谁》之后,有所理解的人,就发言说﹕高岗副主席的文章,写得好。革命胜利了,应该归功于革命的先烈,他们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换取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任何居功骄傲、自高自大的理由。说者口沫横飞,听者似懂非懂。

几天学习下来,都认为小鬼田好警惕性高,不能算什么居功骄傲坏思想,罚他吃白饭,只是让他以后更警惕,更慎重,开枪要打得准,不要随便放空枪。因此,特务长杨标给田好加一勺菜,完全出于同志的阶级感情,不能算错,更不是助长什么骄傲自满坏作风。这样说来说去,出人意外地扯出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大家都是革命队伍,许多单位在进入城市已后,纷纷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机关,许多人都当了官,不是这个长,就是那个长。这也罢了,最想不通的是,许多单位在周末都开文娱晚会,还争着要我们文工团去给他们助兴。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你们当官,我们就成为戏子,专门为你们助兴,这不是以功臣自居是什么﹖
  
当然,这样的话题,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真实思想’,不要说黄指导员、林团长无法解决,就是中央领导人高岗的一篇文章,恐也无济于事。到了春节,汕头市的党、政、军机关团体,都为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举行‘团拜’。林团长编写了一篇快板词,指定我三天内背熟了。正月初一那天一早,叫我化上戏装,穿上一套状元戏服,随着临时组织的一支小演出队,去向党、政领导机关拜年。

我扮演的这个状元说快板,虽然形式简单,但快板词非常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加上我说快板的技巧,唯妙唯肖,常常引得在场的领导人们,笑声不断。事后我也觉得好笑,浅白的快板词,藏有深意,冷嘲热讽这些‘当官者’,还博得他们连连喝采。我佩服林团长的才华和智慧,同时略窥一眼当官者得意忘形的百态。现在又来学习高岗《荣誉属于谁》这篇文章,未免有时过境迁,炒冷饭还有没有作用的怀疑。不过,我感觉到这次‘三反’的势头似乎不小,据上级口头传达﹕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张子善,因贪污罪已于不久前被枪决。
  
我们文工团的营地,临时设在潮州城西南角一座祠堂里,距离中国共产党潮汕地区委员会(简称潮汕地委或地委)领导机关不远。地委宣传部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两年来,我们不是流动演出,就是分散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复查工作,这一回,紧挨着领导机关,接受直接的领导,消息比较灵通,同时,有个比较安定的驻地,不必每天一起床就打背包,准备行军。无论怎么说,我们学习《荣誉属于谁》是相当认真的,思想上经常警惕著,即使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也不能骄傲自满,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我万万想不到,两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荣誉属于谁》的作者,忽然又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首要头子,高岗自杀身亡,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冤死于狱中,这是后话。
  
党政领导机关从汕头市搬迁来潮州市的主要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汕头市更加频繁地遭受台湾蒋介石政府军机和派遣特务的袭击,随时都可能变成‘前线’。两市之间距离四十多公里,原来有一条笔直的轻便铁路,抗日战争初期遭到严重破坏,路轨全被拆除,抗战胜利后没有复建铁路,改建成公路,由一家汽车公司经营,每隔一小时就开出一班车,交通还算方便。潮州是个古文化历史名城,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曾经在城东韩江恶溪河段,对当时为害甚烈的水中猛兽鳄鱼,进行闻所未闻的‘文攻武吓’,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祭噩鱼文》。如今被列为潮州八景的‘湘桥春涨’、‘韩祠橡木’、‘鳄渡秋风’等遗址,都是纪念韩文公的名胜。
  
我第一次来到潮州,还来不及一游名胜,就被卷入前所未见的三反运动斗争中。文工团在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很快就进入‘检举揭发’阶段,方式是‘背靠背’,可以口头向团长或指导员提出‘问题或怀疑’,也可以写纸条投入‘检举箱’,团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年轻人原来的目光明亮活泼,这时突然变得黯淡狐疑。我一头雾水,像我们这样的文宣团体,一不管钱,二不管物,流动性又大,一日两顿大灶,几乎就没有别的消费了,怎么可能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忽然有一天开大会,宣布由特务长杨标公开‘交代问题’。大家席地而坐,只有杨标站起身来,脸青嘴唇绿,双腿微微发抖,嗫嗫嚅嚅,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我听着无非是到市场店铺采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有时碰上熟食品,就不自觉地多尝了两口,买青菜时,怕秤头不够,有时多拿了三根葱两根蒜﹔在入账方面,由于文化低,漏记一笔或者多记一笔,都有可能,欢迎领导上查账,查出错误,必定改过自新。

杨标在全团大会上公开交代问题,无异于当众引火烧身。俗话说,水火无情。火头一旦点着了,众人的非议,就是煽风,简直可以把人烧烂烧焦。一连三天,采取大会批判的方式,纷纷指责杨标‘违反纪律,犯了严重错误’。有的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买卖公平’,还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趁采购食物之机,多尝两口,多拿两根蒜三根葱,就是违纪犯错﹗有的还向‘纵深追击’,说,一次多尝两口,几年下来,你不知道已经多尝了几千几万口。一次多拿两根蒜三根葱,几年下来,会是多少担蒜和葱﹗大家这样七嘴八舌,甚至添油加醋,把个好端端的灶神爷,批得脸红脸青,大汗淋漓。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小鬼田好也来批判杨标。他说,那次在忠烈祠夜晚放哨,我失手放枪,违反纪律,指导员罚我吃白饭,你偷偷给我添了一勺菜,拉拢我,纵容我,叫我乱开枪,犯更大的错﹗杨标好像中了一枪,身子摇晃了一下,脸色苍白,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小田同志,我给你添菜,完全是一片好心,你千万不要误会哦……。
  
杨标这一痛心疾首的表白,没有博得大家的同情,反而将批判斗争的火焰,撩拨得越旺越邪。有批他‘包藏祸心’的,有诘问他‘故意转移目标,避重就轻,严重的贪污罪行为什么不彻底坦白交代’的,横枪直炮,近射远轰,即使杨标浑身铁甲,又怎能抵挡得了﹗局外人也许会问,本来是一支亲密无间的革命队伍,为何会弄得如此不堪﹖革命同志的情谊,都哪里去了﹖
  
我们这些单纯的年轻人,决对不是铁石心肠,更不是鬼迷心窍。长达两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整个地区翻天覆地,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就是我们这支小小革命队伍,人人得必须爬刀梯,钻火圈,捱过‘土改关’。团里有个姓蔡的汉子,据说是个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地主份子,当地农会派来几个人,用麻绳把他捆绑了押走,不久就被枪决了。有的家庭被划成地主、富农,父母兄弟,或被斗死打死,或自杀或逃亡。如果不能表明拥护共产党的土改斗争,坚决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轻的批判斗争,重的开除、劳改甚至判刑。除了海外回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少数贫穷出身的人,大多数的人,或家庭,或亲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反动关系’。因此,那种别无选择的恐惧,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挥之不去。恐惧,使人本能地保护自己,而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不顾一切地与他人划清界线,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攻击他人。这种人性中最可卑的弱点,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越演越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人性荡然无存,兽性泛滥肆虐,酿成民族空前大灾难。

如果说,一九五 O 年春节,趁著向领导机关拜年的机会,林团长还可以编写一篇快板词,发泄胸中一股不满之气,那么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将‘新中国’与‘旧中国’、‘新社会’与‘旧社会’,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容含糊的。当时汕头日报(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一律停办)在报纸屁股上,登出保险公司一份巴掌大的广告,其中的一句广告词是‘人人有险,处处有险,大家都来买保险’。宣传部长看了大发雷霆﹕‘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你们的脑袋还停留在旧中国、旧社会,什么‘人人有险,处处有险’,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就这样危险吗﹖’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当面被训斥一通,随即写成书面检查报告,呈请处分。同时,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由社长代表党支部,就这一‘严重事件’作了口头传达和检查,并宣布必须遵守的‘党的纪律’。地区党委办公室,更就这一‘严重错误’,做成党内文件,通报全地区各县、区党委机关。
  
从土改斗争开始,就自上而下开展一场意识形态上的‘移风易俗’斗争。中心主题是‘歌颂共产党,打倒国民党﹔歌颂新中国,仇视旧中国﹔歌颂新社会,控诉旧社会’。如果从现实的历史观看,对一个初得天下的政权来说,如此‘移风易俗’原也无可厚非。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演变为文化专制的恐怖手段,凡是新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香花’﹔凡是旧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都是‘毒草’。到文革期间,甚至闹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地步。有一年春节假日,省立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值班,他想,如果有人来拜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客人,就在平时摆放在办公室一角的开水桶上,加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四个字﹕请喝开水。下午轮到馆长(通常兼党支部书记)值班,见到字条大吃一惊,心想﹕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春节‘请喝开水’,这不是反动标语是什么﹗随即打电话向上级政治保卫部门报案。 好在办案人员没有那么认真,才避免了一桩反革命案。              
  
现在言归正传,再说杨标在大会上被批斗了三天,接着就宣布成立清算杨标贪污问题专案小组,由乐队一位姓史的同志任组长,共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史组长是从越南回来的青年,弹得一手别有南洋风味的吉他,还粗通西医,兼任卫生员,谁擦破皮就找他去抹红药水,有时也给人吃药打针。专案组开过几次会,也对杨标面对面展开攻心战术,没料到杨标像只老龟,缩头缩脑,不肯老实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一日午后,史组长突然大动肝火,找来一根细麻绳,扎住杨标的两个大拇指,通过梁上那个滑轮,用力一拉,杨标便杀猪般地嘶叫起来。在土改斗争中对地主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动用私刑,当然是家常便饭,但在革命队伍内部,对待自己的同志,哪怕是有‘错误嫌疑’的同志,这样动用私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杨标这只‘嫌疑老虎’打而未倒 ,只得暂时放下。另一只‘嫌疑老虎’,又匆匆登场。这是一位书生型的小提琴手,姓谢名永一,解放汕头市已后两个月即来参加革命。他平时说话不多,见人一副微笑,开口又轻声细语,除了两顿饭,就是练琴。一九五O年冬,决定演出方言歌剧《赤叶河》,筹建一支小型中西混合乐队,需要到香港去选购几件西洋乐器。全团就数谢永一的小提琴拉得最好,会看五线谱,能讲广府话,到香港采购乐器的任务,只有他能够胜任。领导的信任,令他热情高涨,工作卖力。从香港回来,即投入极紧张的排练,他除了当任主奏、领奏外,还教新手读谱、练琴。一年多繁忙的巡回演出,他几乎没有垃下一个音符,转移时,还常常帮女同志背乐器,向来博得大家的好感。
  
谢永一也在大会上‘交代问题’,的确使人感到意外。他与杨标完全不同,平静淡定,一开始就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奉命去香港买乐器,没有揩公家半分油水,单据交回给领导,账目也结算清楚。请大家复查。会场沉默了约二十分钟,几乎下不了台。也许长时间的沉默,转化为更大的无形压力,使一些感情比较脆弱的人,更加觉得难以忍受。
  
忽然,演员队一位姓沈的女同志,两只好看的大眼睛饱含泪水,战战竞竞地说﹕谢同志,如果有什么差错,请向大家讲清楚,免得人家担惊受怕。大家知她和谢是一对恋人,她这番表白,果然博得一些女同志的同情,有人随声附和。但也有人很反感,认为沈同志在为谢同志开脱,正议论纷纷。突然后面有人叫了一声﹕伪君子﹗谢永一满脸涨得通红,咬紧嘴唇仍不免发抖,眼泪簌簌掉了下来。大会无法继续,只得草草收场。
  
不久,我即奉命到汕头市参加检查组,先后在百货公司、土特产公司、粮食局进行打虎,大约三个月后回来,杨标依然干他灶君王爷的差事,好像没人再提‘贪污问题’的事了。谢、沈这对恋人就不幸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被无情的风雨摧折。

上山打虎 惊心动魄
  
从潮州城西汽车站搭车去汕头,到乌桥汽车总站,只需一个半小时。我曾经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在汕头市私立角光中学读了一年高中,几乎每星期都要从角石山码头乘小汽艇渡海到汕头市区看一次电影,顺便买点日用品。所以,主要街道我是相当熟悉的。当然,出名的美食,像新兴街的沙茶牛肉、鱼丸、炒粿,西天巷的蚝烙,妈宫前的双拼粽球,都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那时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货币贬值,变化莫测。关金币以万元、十万元面额发行,物价一日三涨,转眼即成废纸。当局又发行面额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亿元的新钞金圆券。一块油炸豆腐五千万元,给一张一亿元的金圆券,无法找开,只好将亿元纸币一撕两半。我到学校膳堂交缴伙食费,背了一面粉袋钞票去,出纳员也懒得点数,大概看看有几捆(纸币以百万元为单位,用一根咸草捆扎),就收下了。另一件是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头那一句哀怨歌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令人揪心牵肠,一股莫名的忧伤,再也无法抑制。这可能就是我后来向往解放区,自愿上山参加游击队的主要原因。这次奉命而来,我很快就在小公园南生公司的八楼,找到检查组办公室,接受分派任务,与省里来的一位佟姓组长,一位陈姓组员,当天下午就到全市最大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去执行任务。
  
百货公司在中山路口,从南生公司下电梯,走过去不要二十分钟。原来公司的领导,已经为我们在三楼准备好一个小房间,三副铺板,一桌两凳。我们打开背包,草草铺下床铺,就到饭堂吃晚饭。七时开始,听取公司一位女经理介绍‘运动基本情况’﹕公司是县(团)级,干部职工共一百多人,既是本地区百货业的领导机关,在本市又设有多家门市部。据初步清查,有贪污嫌疑的,大约十余人,其中重大嫌疑犯约八、九人,已对这些重大嫌犯实行内部管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九点钟以后,佟组长把房门一关,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入手,如何打开缺口。据佟组长说﹕刚才来介绍情况的这位女同志,是公司的一位副经理,正经理姓郑,是地委组织部罗部长的爱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思想右倾,认为本公司的干部大多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资格老,能力强,有革命理想,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贪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这种局面,把公司里的大老虎打下来﹗按照佟组长的要求,我们又商定了开展工作的具体步骤。夜十一时,佟组长到检查组办公室汇报,我和陈同志一边交换意见,一边等佟组长回来。十二点整,全市停止供电。佟组长尚未回来,我们只好先躺下睡觉了。

我认识佟组长还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很有‘拼命’精神,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佩带一把曲尺手枪,包枪的红绸的一角,露在枪套外面,十分耀眼。我猜想,他起码是个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听口音,像是天津人。年龄比我稍长两三岁,对我却没有摆出长官架子,相当亲切关心。按昨晚商订的计划,今天上午依时召开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姓郑的女经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就是佟组长作报告。出乎我意料之外,佟组长没有提到《荣誉属于谁》,也没有对本公司的三反运动作具体指示,而是杀气腾腾地大讲‘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军击溃西藏反动军队、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胜利﹔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土匪恶霸,根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是人民大解放的伟大胜利。最后才点一点,贪污分子必须抛弃侥幸过关的幻想,彻底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从新作人。
  
接着,宣布将几名有重大贪污嫌疑的科级干部单独关押,隔离审查,限令他们三天内彻底坦白,交代全部罪行。然后,由佟组长策划的一轮‘疲劳轰炸’就开始了。原来,佟组长有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三天三夜不睡觉,对公司贪污集团中一名次要成员,进行连续不断的审讯,迫使他精神崩溃,彻底交代问题。这个次要的贪污份子在三天内‘突破’了,贪污集团当然就跟着瓦解了。
  
我们把一名姓马的嫌犯提了出来,在我们住的房间里单独进行审讯。姓马的是一名副科长,二十多岁,体格健壮,已经在公司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没有晒过太阳,皮肤显得苍白,没有理发,也没刮胡须,样子颇为寒酸。开始,佟组长让他坐在椅子上,向他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明确指出﹕只要彻底坦白,即可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立即坦白,立即解除,下午坦白,下午解除,明天坦白,明天解除。三天期限还是不
坦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审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三人轮流一人当主审,另两人还可以稍事休息。他一个人,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我们认为他交代问题态度尚好,就让他坐下,认为他态度不老实,拍桌子加以训斥之外,还叫他长时间立正,不许随便乱动。第二天夜晚以后,我渐渐感觉到相当疲乏。为了审讯不至于中断,我连连喝着酽酽的工夫茶,帮助提神醒脑。第三天晚上十一时左右,佟组长将他的佩枪,连同枪套和皮带,放在我身后的床铺上,就与陈同志一起到外面吃宵夜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马姓犯人,我似乎还对他说,所剩时间不多了,赶快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说着,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突然,我觉得眼前一亮,就惊醒了。原来,这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全市电灯熄灭。佟组长他们在外面吃了宵夜回来,见房间里没有点上煤油灯,怕出了什么事,连忙打开手电筒,抢进房间里来,手电筒的电光恰好照射着我的双眼,我就惊醒了。陈同志连忙点着了煤油灯,见姓马的仍然乖乖坐在椅子上。佟组长把床铺上的手枪抓在手里,再叫陈同志将姓马的送回隔离室去。我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向佟组长表示检讨认错。佟组长摆摆手制止我,然后说﹕三天三夜没合眼,都累了,先睡觉吧。
  
可是,我躺在床铺上,却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天一亮,佟组长又把姓马的犯人提了出来,严厉地训斥,指责他这几天的态度极端恶劣,简直是耍死狗,对抗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挽救,已经走到绝路的边缘,再不马上回头,彻底坦白,死路一条﹗姓马的睡眼惺忪,连连打哈欠。佟组长骂完了,他才不紧不慢,嗓音嘶哑,含糊不清地说﹕我已坦白交代了,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死路,要死,昨晚就死了。我觉得脑子‘轰’地一响,背脊发凉,手心出汗。昨晚姓马的如果想自杀,手枪是现成的,我在睡梦中必定被拉去垫背。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三天三夜没睡觉,第一次在睡梦中逃过一劫。未来的人生道路,还有多少劫难,无从想像。我开始感受到‘身不由己’的忧伤。不久,我又单独奉命到土产公司去打虎。
  
土产公司就在永平路,从小公园南生公司向海港码头方向走,十五分钟就到了。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大洋房,虽有水电设备,当供应不足。好在底层天井处,有一口水井,可以补充食用水的不足。和百货公司一样,土产公司也是本地区土、特产业的领导机关,同时在本市也开设多间门市部,管理并经营所有的土、特产。其中最大宗的是生猪,既要保持足够的收购量、存栏量,还要保持足够的屠宰量、市场供应量。运载进入汕头市的生猪,一旦发现病、死猪只,立即用人力三轮板车,拉到碕砾尾的飞机场去,架起柴火,将病、死猪只烧化,以防病毒传染。据检查组办公室的领导向我交代,土产公司在所有业务环节上,都可能有大蛀虫、小蛀虫。你的任务是检查、监督,发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在我到达土产公司之前不久,已经有六名转业军人分配到该公司工作。所谓‘转业’,即是现役军队干部,因各种原因不再适宜留在军队继续工作,带着级别和待遇标准,转到地方的机关团体,担任与级别相应的职务。一般来说,都会提升一级,而且,因为有党的‘拥护解放军’政策,被认为阶级出身好,政治可靠,所以大都安排在人事保卫部门担任领导或机要工作。就拿这六名转业军人来说,为首的那位孙姓营级干部,就担任了公司人事保卫科长,现在正开展‘三反’运动,孙科长自然就是公司‘运动主要领导成员’,他必须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打虎’工作上,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往往在公司经理之上。

经理姓王,因思想严重右倾(凡是被认为右倾的人,都被认定不是阶级立场不坚定,就是本身有重大嫌疑),不适宜担任运动领导工作,只管一般业务。而‘压倒一切’的三反运动,就由孙科长一手操办。我以检查员的身份,参加公司领导成员工作会议,按照检小的蛀虫。孙科长主持会议,没等我说完,就严厉地说﹕我是革命军人出身,说话不会枴弯抹角。公司的贪污犯罪问题极端严重,不是‘可能有’,是‘必定有’,也不是‘或大或小’,而是‘大蛀虫’。如果不这样看,三反运动就不要搞了。现在已经隔离审查的十几只大老虎,都是景阳岗上的大虫,我们一定要当好武松,坚决把大老虎打死﹗
  
不久后的一天早晨,我正要起床,忽然听见有人喊叫﹕‘有人跳井了﹗’我立即从三楼跑了下来,用手电筒往井里一照,只见一个人站在水井里,井水淹到他的胸脯。我一时情急,脱口而出﹕‘先救人﹗’就和井边几个人,找来一张竹梯子,放进水井里去。而且,我不加考虑,就想下井去把那人拉上来。 正当我一步踩到梯子上准备下井,忽然觉得领子被人抓住,不由分说,整个人被拉着离开井口。我正待发作,孙科长的目光逼视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想找死吗﹖叫他自己爬上来﹗’
  
井边的人都向井里喊话﹕‘上来﹗赶快上来﹗’过了大约十分钟,井里的人才慢慢顺着梯子爬了上来。他还没有站稳,孙科长即抢上一步,左手当胸一抓,扬起右手就给他两巴掌。接着骂道﹕‘操你奶奶﹗你想自杀﹖那是破坏运动,现行反革命,罪加一等﹗’这人姓姚,公司的总务股长。我估计,和前面说到的特务长杨标大概差不多,属于多尝几口好的,多拿两根蒜三根葱一类的人物。一时想不开,做出投井的动作,那是吓人吓己。也不是真想自杀,不然,就不会头上脚下,站在水井里。
  
不过,孙科长没有轻易放过他,一连三天的全体大会,批斗兼施。姚股长经过这一折腾,倒变成一头‘死猪’,还怕开水烫吗﹖几天后,我又奉命回到检查组办公室,专职编辑《三反运动简报》。我的工作地点是南生公司八楼。日常工作是汇编各机关单位送来的‘运动资料’。有时,也会打打电话核对某一项具体情况。唯一的好处是,离开‘面对面斗争’,神经不再受到强烈刺激,轻松多了。
  
不过,工作态度却不敢有丝毫怠慢。有时,案头工作不那么紧,也会随处走走。八楼的另一头,是三反运动的重点单位地区粮食局‘打虎办公室’,那里集中了全地区粮食系统的‘大老虎’,由一批转业军人看管。墙上还贴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一类标语,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一天早餐后,‘打虎办’那边人声嘈杂,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丢下手头工作,走了过去,见几个转业军人神色紧张地走过来,忙问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人骂了一声﹕‘妈的﹗跳楼啦﹗’匆匆顺着楼梯快步下楼去了。
  
到了中午,事情就弄清楚了。原来,一个姓蔡的粮食站站长,有极严重的贪污问题,关押了一个多月,经过多次批斗,到昨天为止,陆续坦白交代,他一人贪污稻谷达一亿斤。今天早餐后,他要上厕所,就由一名看管人员监视,以防意外。这名看管员是刚转业不久的军人,警惕性很高,不让姓蔡的大老虎关厕所门。十分钟后,姓蔡的完事,系好裤腰带,便一步跨上窗台,纵身跃出窗外。看管员身手敏捷,抢上去只抓住他一只脚,想把他从窗台上拉下来。谁知姓蔡的用力一蹬,翻身从窗口跃下,在空中翻了个跟头,一屁股摔倒在隔邻四楼的瓦顶上。看来他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立即爬起来,再往街上跳。只听‘砰’地一声响,不偏不倚,恰好掉在街边一只太平沙桶里,昏了过去。几个转业军人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除右前臂骨折外,再无受伤。按‘打虎办’的指示,骨折部位包扎完毕,立即押回南生公司八楼,继续批斗。
  
事后我想,小小一个粮食站长,贪污稻谷一亿斤﹗要多少座粮仓,才能装完﹖按当时水稻年亩产八百斤算,要十几万亩水稻,才可能产出一亿斤。而土改分田地,平均每人只分到半亩水田,年产稻谷不外四百斤。每人每年食用粮需六百斤,正常年成下,每人尚缺粮二百斤。全地区每年缺粮三个月,必须从泰国等地进口。一个粮站的管辖范围,相当于区,数万人口。这就是说,数万人一年不吃不喝,才可能有一亿斤稻谷。鬼才相信,一个粮站站长,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土改运动,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现在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三反运动,也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对人的伤害,显而易见。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吗﹖

2/25/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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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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