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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8)

一 九 五 八 年 祭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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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8日讯】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摘自毛泽东诗《七律.送瘟神》

1砍柴与救火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人生经验之谈,会这样悄悄地在我心灵深处萌发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驱使我的行为。

我们男女八人,一九五八年早春时节,随着大队人马,离开广州,来到西北角连山瑶族壮族自治县附城乡上草农业合作社落户,成立一个新的家,并推举一位姓罗的同志当我们的新家长。场面当然轰轰烈烈,在省文化局系统的千人大会上,我被指定作为代表,朗诵了我为这次大会预先写好的一首诗:奔向劳动生产战线;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坚决填平,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鸿沟。

我们这一百多名自愿‘下放劳动’的干部中,有编辑、导演、演员、作家、画家和文化行政工作者,毫无疑问,个个都意气风发,情绪高涨,一派不惜赴汤蹈火,‘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英雄气概。

热潮过后,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埋藏着一点私心﹕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找个深山老林落脚,也许能避一避歪风邪雨,过几天安静的日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八名男女,在上草村一间破旧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吃饭,吃饭之前是做饭,做饭之前是准备好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火是第一要务。我们的难题,偏偏就发生在柴火问题上。

站在村口,放眼望去,满目青山,柴火怎么就成了问题?原来,村里的农民(这时叫农业社社员)上山砍柴火,只带一把斧子。见到已经枯死的大松树,十几二十斧就将松树砍倒,枝干一概丢弃。然后,将整棵树干扛上肩,施施然回到村子里,将树干扔在家门口。这里农家的灶,都砌在进门约五步的地方,灶门直对家门,要烧饭的时候,把家门口的枯树干捅进灶门,点火即可。

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下子学不了农民的办法。不过,要吃饭就得做饭,要做饭就得上山砍柴火,我们的办法是全家出动。这天一早,我们带齐了斧、锯、砍刀、绳子、担挑和灌满开水的水壶,鱼贯上山,砍柴火去了。山野的早晨,空气特别清新,似乎还漫漾著淡淡的花草香味。东边和南边都是高山,莽莽苍苍的林海,无涯无际。西边的远山如黛如烟,与云天相接。天色已经很明亮,但太阳还躲在东边高山后面不肯露头。我们顺着南边山谷梯田的小径爬上去,开头还说说笑笑,不到十分钟,就开始气喘咻咻了。

在山上转游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找到一两株枯死的松树,不是松树过于巨大,就是太靠近断崖,都无法下手。好不容易在森林边缘,发现了一片松树林。更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一株枯树,大约两丈多高,小水桶般粗细,虽然地势斜陡,估计砍伐下来不是大问题。太阳一出来,金光四射,完全不像曙光那么柔和。我们都脱下棉袄,六个男人分成三班,一班两人,轮流拉大锯。比巴掌还宽的大板锯,离地面大约一尺半的地方,紧紧咬住松树的身躯,一点一点地吃了进去。两个女孩子在一旁看着,高兴地说,看来,锯倒一株大树也不是太难的事。其实,我们都高兴得太早。

大板锯完全吃进树干已后,拉起来就特别费力。加上吃口低,两个人必须坐在地上拉锯,不但要用臂力,更要用腰背力。没有五六十斤的拉力,休想拉动大板锯。每一班拉不上十个来回,就大汗淋漓,口干舌燥,筋骨酸痛,手脚发抖。等到把大树锯倒,已是精疲力竭。但是,还必须将大树干再锯成小段,又再劈成小块劈柴,才能捆扎,由我们八个人,每人分担着几十斤,再走十多里山路挑回来。肩上压着柴火担,脚下是崎岖山径,眼见夕阳西坠,饥肠辘辘,虚汗直冒,穷途末路之感,油然而生。等到了家卸下柴火担,浑身骨架子全散了。

两个女孩子不敢怠慢,连忙生火做饭。吃完晚饭,太阳已经落到西边远山的背后去了。正想烧水洗澡,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锣声,跟着 好像有人在叫喊着甚么。走到门口一听,才知道是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黄荣先,一边敲锣一边喊道:‘县委电话指示,赶快上山救火!’多年来已经养成习惯,‘党叫干啥就干啥’。尽管上山砍柴火,劳累了一天,几乎累瘫了,听到了‘县委指示,上山救火’,也顾不得累死累活,大家又操起锄头、铁耙、砍刀,匆匆走出门去。

站在村子中央的晒谷场上,朝南方望去,只见朦胧的山影上,一道耀眼的火光,像一条火龙,在半空中翻腾。这样的火龙,小时候在家乡见过好多次。只是家乡的山,没有这里的高,火龙也没有这里 的长,火焰也没有这么耀眼,家乡的人也从来不会上山救火。天色逐渐昏暗下来。黄书记继续敲锣继续喊,村子里似乎没有什么动静。村口好像有两三个人影来回走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走啊!’我们八个人,好像拴在一根绳子上,被人牵着,朝村口走去。

村口有一条小山涧,搭架著一道简陋的木板桥。缓慢的斜坡上了一条不常通车的简易公路,对面是唯一的一间卖小杂货的供销社。我们顺着早晨上山的那条小径往上爬,虽然周围的树影也糢糊了,但半空中的火龙仍然翻腾不已,我们没有失去目标,也没有弄错方向。只感觉到脚下杂草丛生,枝叶拂面,小径已经无从辨认。我们这样磕磕碰碰爬了一个多小时,忽然觉得周围一片昏黑,伸手不见五指,连赖以辨别方向的火龙也不见了。我着急起来,叫了一声:‘老罗,你过来!’大家原地停下,家长老罗摸索著向我靠近。我抓住老罗的胳膊,贴近他耳朵低声说﹕‘知道在前面带路的人是谁吗?’老罗也低声说:‘好像是小学校的教师。’我说:‘我们不了解他,不能再跟他瞎闯了。’
      
听我这么说,老罗心里立即明白过来。就对大家说﹕‘先等等,弄清了方向再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现在的位置。这可就难了,四野寂静黑暗,不辨东西南北,只听得小北风在枝叶间呼呼地叫。我立即断定,我们已经走进一座森林,但如何走出去,却没有把握。我十年前曾经在山区打过游击,走过夜路。老罗也当过志愿军,到过朝鲜战场。在这里,就算我们两人多少有些军事常识。于是,我自告奋勇,当起开路先锋。我让两个女孩子紧跟着我,后面是四个男同志,老罗殿后。一行八个人,在寒夜的森林里,且走且停,摸索著寻找出路。我不时抬头看天,但看不到星星或月亮。我发现一种现象:有的地方枝叶茂密,有些地方枝叶比较稀疏。我判断,顺着枝叶稀疏的地方走,也许可以逐渐靠近森林的边缘。
  
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踩过去总有些虚浮的感觉,根本无法弄清楚前面的一步,是不是深坑或沟壑。不要说人生的前途无法预测,连现在走夜路,下一步迈出去,可能是什么意外,都无法知道。不时还有些枝桠或藤蔓拦阻,或拍打着身体,或拂面而过,我就得提醒一句,让后面跟着的人稍有提防。到了这种地步,只能听天由命,还有什么办法﹖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只觉得又饥又渴又冷又乏,额头直冒虚汗。还能不能走出森林去,我几乎失去信心,脚步自然放慢,甚至于想就地躺倒,不走了。这时老罗忽然叫道:‘看看右前方,是不是有火光?’我抬头看去,枝叶间果然有火光闪动。‘火光就是命令!’记不清那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突然出现在脑膜上。我高兴地叫起来:‘火光!火光!我们终于走出来啦!’

等我们走出了森林,才完完全全看清楚,半空中一条火龙翻腾不已。火势借着风势,向西边延烧过去,烈焰腾空而起,仿彿能听到树木烧焦的爆裂声。我没有过这样近距离地观看山火,但常识告诉我,真要靠近火场,还不知道要翻过几架山。我们冒险上山扑救山火,误入歧途,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森林。但是,此时此地,我们确切的位置在那里?无人知道。如果再去冒险,完全有可能再入歧途。即使不被山火吞噬,也可能被森林吞噬。

我既然自告奋勇做开路先锋,就必须对这八条生命负责,远离险境,尽可能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火势向西卷去,我们逆风东行,爬过了两座山头,觉得周围比较空旷,没有树林的影子,才决定停下来就地休息。也许刚才的森林历险,情绪过于紧张,没人说话。现在一放松,话也就多了。特别是两个女孩子,像两只早起的鸟雀,叽叽喳喳,在这深夜空旷的荒野,显得份外悦耳动人。我好像已经几次提到‘两个女孩子’,似乎有必要作进一步介绍。一位姓李,一位姓粱,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十几岁参军,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两年前才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调入省里一个新成立的群众艺术辅导单位。她俩过惯了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照料,来到新单位,第一次出差就闹笑话。

据她俩自己说,乘了两天长途汽车,到达汕头市的时候,天已黑了。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一出车站就不知该往哪里走。恰好附近旅店的职工来拉客,连说带比画,总算弄清楚有住和吃的地方,即刻就交给那人去安排。第二天一早起来,她俩商量好,先吃早餐,再去相关的单位联系工作。街上的行人不多,也不见有茶馆饭店,走过两条街道,才找到一家小食店,有粿条和鱼丸,一人吃了一大碗,味道还不错,特别是那一碟沙茶酱,香里带辣,很对口味。吃完早餐,想先回旅店拿些东西,又往回走过两条街,却找不到昨晚住过的那家旅店。赶快问人吧,可是,连旅店的名号、门牌、街道都不知道,这回才真正傻眼了。幸好遇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虽然潮州口音很重,总算能够沟通。那干部在问明情况以后,热心地带她俩到汽车站附近,很快就找到那家旅店。

说着这样的傻事,她俩不但不尴尬,还高兴得笑个不停。因此,她俩得了个外号:快乐的马大哈。这时,在空旷的荒山上,我们刚刚脱离险境,谈论什么话题并不重要,只要说话,甚至几声笑语,都会让每个人心头充满温暖。忽然,好像听到不远处有人在说话,我们就主动打招呼。果然,是党支部书记黄荣先。不到十分钟,黄支书打着手电筒,爬上山头,来到我们面前。太高兴了。黄支书也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几年的农村基层工作,把他磨练得老成多了。他一见到我们,就关心我们的安全。他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紧急的事,都要跟着我,如果我不在,就找社长邓昌淼,千万不要往山上乱跑。他喘了一口气,又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脚下这个山头,是广东和广西的边界。火龙已经烧到广西那边去了。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一歇脚,天亮以后再回家。

我心情有些沉重。刚才我们的鲁莽行动,幸好没有闹出大乱子。对于支书来说,与其说上山救火,不如说专为寻找我们。黄支书在前头带路,我们默默跟着。也许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夜,也许脚下走的是一条山间小径,更重要的是有黄支书引路,走起来就轻松多了。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户人家。黄支书用本地话叫了半天门,才有一位老人开门把我们让进屋里。一盏煤油风雨灯把屋里的一切都照亮了。这是一间用原木搭建的房子,没有什么家具。地板非常平整结实,我们团团围坐在火塘四周,看着黄支书和老人忙着在火塘上烧水、烧红薯。黄支书说,还有两个钟头天才亮,吃了红薯,还可以闭目养养神 ,天亮就回去。

黄支书把我们叫醒的时候,天已大亮,但太阳还躲在高山后面不肯露头。深山的早晨是如此静宓美丽,真有置身桃花源的感觉。下山的小路非常陡峭,已经爬了一天一夜大山的两条腿,酸痛乏力,每迈出一步,都觉得筋骨僵硬,关节灼痛,颤抖不已。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农谚所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面前的山岭,像翻滚起伏的波浪,无边无际。如果没有黄支书领路,我们无论如何走不回去。即使如此,我们也直到午后,才回到上草村。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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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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