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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9)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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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9日讯 2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别人怎么想我不大在意,我是下了决心,准备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的。不过,我事先并不知道,会来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我用荒凉二字来形容,绝无贬意,更无厌意,只是我生活上一点感受。相反,我喜欢这里接近‘原始社会’的生活环境,甚至有《桃花源记》的某些情调。我离开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妻子余健抱着才两岁的儿子来送行,她教著小儿子扬起小手,高兴地说﹕‘爸爸,下放。’小儿子说完,竟格格地笑着,一头扎在妈妈怀里。我和妻子已经约好,我先去探路,安排好了,马上就来接她母子。

火车往北走了八个多小时,到达乐昌县与湖南省交界的坪石镇。这是粤汉路上一 个很小也很出名的地方,镇后一峰独立,名叫金鸡岭。一块巨石,形状极像一只大母鸡,头朝北向着湖南,尾朝南向着广东,民间传说﹕金鸡吃湖南的谷子,在 广东下蛋。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带着她的广东‘妹仔军’,曾退守金鸡岭,据险抗拒清兵的围剿,最后从岭上升天,据说岭上还残存一些鹿砦遗迹。

我在坪石镇一家小客栈住了一晚,天刚亮就转乘长途汽车,在莽莽群山中朝西进发。中午,在连县车站休息一个半小时。这是广东省西北边界有名的‘三连’(连县、连南、连山)之首,抗战期间,广州沦陷,省政府搬到曲江(韶关),后来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省政府部分机关再次迁往连县。这里虽属大山区,但地势 较为平缓,农田阡陌,山林葱郁,是贫穷山区中的首富大县。

午饭后,汽车继续西进,很快就上了盘山公路,而且,一路向云端爬去。三小时后,汽车又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城(三江口)车站休息,客货上落。两年前的深秋季节,我和十几位作家、艺术家来过这里,由县委办公室一位干部当向导,爬了七个小时山路,从鹿鸣关到深山里的火烧排,住了三天,观摩当地瑶族同胞盛大传统节日‘耍歌堂’。

汽车继续向西边更险峻的高山爬行,我没有搭乘过飞机,从车窗外望,峰峦连绵不断,山谷深不见底,薄如棉絮的云片,抹过车窗玻璃,留下一层雾气,仿彿就同搭乘飞机在天上飞行一般。不同的是,高山公路十分颠簸,汽车呜呜直喘气,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失去动力,就有可能坠落深渊,一了百了。

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汽车叹了一口气,终于在连山瑶族壮族自治县县城永和镇的路口停了下来。下得车来,举目四望,只见青山不见人。我忽然有被抛弃,落到一个荒凉世界的感觉,心情格外落寞。连山瑶族苗族壮族自治县,顾名思义,居住人口不是瑶族同胞、苗族同胞,就是壮族同胞。

全县五万人,据说瑶人和苗人很少,全住在大瑶山上。大瑶山延伸到广西、湖南境内,要分清他们的归属,恐非易事。大瑶山下,住的是多数壮人和少数汉人。县城永和镇,最显著的建筑物,就是一排红瓦白墙的两层楼,中国共产党县委会和政府机关,全在这里办公兼住宿。隔着广场和公路,有一间简陋平房,窗口挂一块写着‘售票处’的小木牌,是全县唯一的汽车站。再有几家小杂货店,两三家小饭馆,三五户人家,就是县城的居民区。平日里人影稀微,十天一次的趁墟日,山上山下的民众都挑着自己的物品,聚集于此,进行相当原始的传统交易。这时,瑶人、苗人很容易从服装上识别出来,壮人和汉人大多会说广府话,面孔和衣服大致相同,根本无法识别。

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是党的县委书记,一位姓白的转业军人。听他的东北口音,我猜想他是随着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华南,再转业到山旮旯里来当父母官的。白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全县的基本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壮族同胞,有一种很特殊的风俗,用当地话叫‘打老表’。不论男女,不论已婚未婚,只要两人自愿,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个僻静的去处,心安理得地‘打老表’。这种陋习使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也十分随便,导致性病流行,很难控制,甚至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血液里也发现梅毒。一九五三年《婚姻法》颁布以来,党委大力宣传,屡禁不止。现在,发现一个,罚劳役三天。罚归罚,‘老表’依旧照‘打’。

离开永和镇,向西步行二十里,就到了我们落户的上草村。住下来以后,我慢慢发现,这里附近几个小自然村,都有很别致的名称,如湘洞、仙根、根子等,如果将上草、永和、福田等地连起来看,倒也很像一串日本地名。历史上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与日本更无任何瓜葛,为何有许多如此特别的地名,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如何,我还真喜欢上草这个小小的山村。尤其是村前那条山涧,流水晶莹剔透,几寸长的竹叶鱼,银箭一般,在小鹅卵石间闪动,富有生气。村旁修起一个小水圳,引来一股劲流,推动一部木轮水车,架设起竹筒子,家里就有自来水﹔架起踏板,还可以磨谷子、碓糙米。我们之中有一位姓崔的同伴,原是文化局电影科的科员,有些电的实用知识,他在勘察了小水圳和木轮水车等原始设施之后,提出了一个‘山村电气化’的计划,不仅得到我们‘全家人’的支持,还得到县委白书记的鼓励。老崔热情分外高涨,立即返回广州,弄来一台小型发电机,还有电线、电灯泡等物品。然后,在木轮水车近旁的一间旧房子里,安装上发电机,利用大木轮水车,带动小发电机。一试,小发电机果然转动起来,电灯泡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芒。

全村男女老少,围在电灯泡下,无不啧啧称奇。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附近(少说也有几十里外)一些农业社的党支书或社主任,也特地跑来看个究竟。白书记更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热烈地表扬我们‘下放干部’,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农业,更带来科学文化知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下放干部,固然感到脸上十分光彩,全县的干部、群众,至少是我们上草农业社的干部和群众,都觉得苏联的集体农庄,很快就能在这里实现。

我还发现,村外靠近山涧的一片荒滩,是养鸡的好地方。只要在荒滩上挖一些浅坑,垫上一些茏箕杂草,泼上一些洗米水,用沙土掩盖,十天半月后扒开,坑里孳生的虫蚁,就是营养极丰富的天然鸡饲料。我注意到,本地一种矮脚黄鸡,是肉蛋兼备的优良品种,就向农民买了十几个鸡蛋,寄在农民家里孵出小鸡,养成雏鸡后,就在荒滩上放养,效果极佳。我在心里盘算,我的儿子刚满两岁,妻子又怀孕了,我准备把她母子接来,在农村生活,当一辈子农民。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妻子生育后要哺养两个孩子,需要足够的营养,才能保障母子身体健康。在乡下,只有鸡和蛋,是营养品的可靠来源。

当年三月下旬,春耕接近尾声,我用一个星期时间,就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上草来。在广州逗留期间,虽然妻子的一些同事曾劝她,是不是等肚子里的孩子生了下来,再考虑一起‘下放’农村。我和妻子早已下了决心,更何况我在上草大致上作好了安排,所以,非常干脆把一些多余的用品家俱处置掉,一些贵重的书籍,暂时寄放在朋友家。妻子辞去保姆,用一条广东棉布背带,把小儿子紧紧捆在背上,我带着三只大皮箱、一只木柜子,还有一些零散物品扎成包裹,就匆匆上了火车。

一路上,青山绿水,春意盎然。我过去常常单独一人因公出差,旅途未免孤寂。这一次,与妻子一起,带着小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既无公务负担,又有‘桃花源’的憧憬,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的座位紧靠车窗,经过清远飞来峰、曲江南华寺,我都尽自己所知,一一向妻子介绍,说得高兴,难免也会添油加醋。经过乐昌县境内的‘九龙十八滩’,是个十分奇特的地貌。火车贴著岸边飞行,车轮下面的险滩,溅起湍急的白浪,车轮与钢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中,还有一股气势磅礡的涛声。数十公里的险滩,九道湾,十八级大小不等湍流,火车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向南岭的峰巅飞腾。我一时兴起,也胡诌了几句打油。抒情尽管抒情,车过英德、韶关大站停车,我没有忘记到站台上,买两盒有名的烧鹅饭和一些点心。

第二天中午,汽车在连县休息并午饭时,我告诉妻子﹕前面这条江就是连江,自西向东流,到坪石附近突然折向南,下去的一大段急流,就是九龙十八滩。连江上有渡船,对岸有一家医院,等秋天你的产期临近,我会送你到这里来,生完孩子,再接你回上草去。妻子知道我早有安排,当然十分放心。傍晚车到终点站连山县永和镇,我和妻子带着小儿子,直接住进县委招待所。两天的旅途,相当劳累,妻子和小儿子早早就入睡了。深山老林,夜静风薰,听着妻子和小儿子熟睡的呼吸声,均匀和谐,我也像喝了一杯老酒,找周公去了。

清晨,我们在啾啁鸟鸣声中醒来。我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两只大皮箱存放在附近城乡政府的保管室,剩下的一只大皮箱和一只木柜子,估计七八十斤,我一担可以挑走。妻子又用背带将小儿子背上,手挽著包裹,我们又上路了。我挑着担子,只能用小快步走路,妻子背着一个,肚子里还有一个,手里又挽著包裹,自然得慢慢走。所以,我走了一段路就停下来等她,有时还回头帮她提包裹。这样走走停停,二十多里山路,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们虽然走得挺辛苦,兴致却很高。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天仙配’的故事,黄梅调的唱词,像山涧流泉,在耳边叮咚响起﹕‘夫妻双双把家还’。也许,我比董永更幸福,董永和七仙女‘双双把家还’的时候,爱情尚未有结晶,我和妻子,已有了一个儿子,今年秋天,还将有一个小妹妹(我期盼是小妹妹)降临。

妻子的到来,无疑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温馨喜悦的气氛。我一家四口(包括妻子肚子里将要出生的孩子) 能在这‘桃花源’般的上草村落户安家,喜形于色,自不必说了。就是原来这个六男二女的八口之家,如今又增添了一位专司灶君王爷职务的主妇,外带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家的色彩就更加浓烈了。

尤其是两位大姑娘,李明和梁雪冰,简直乐癫了。李明和我的妻子余健,原来都是华南歌舞团舞蹈队的演员,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津津乐道的事,是有一次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李明和余健一起出场表演的女子舞蹈,是匈牙利民间舞蹈《瓶舞》。这个舞蹈的特点,是每位演员头上,都顶着一只特制的细脖子玻璃瓶,瓶子里灌满清水。脚下穿着类似中国南方木屐的高跟舞鞋。主要的动作是扭腰、踢踏脚和旋转。

出场的时候,余健领头李明压尾,她们踏着舞步在舞台前面排成一列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两手插腰,原地转身的动作。就在旋身一转的刹那间,余健头顶上的玻璃瓶突然滑落,她不自觉地尖叫一声,同时出手在空中抓住玻璃瓶,立即放回头顶。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余健完美无缺地处理了一场可能使大家都难堪的意外。全场发出一片惊呼声,很多观众看不出破绽,还以为是特技表演呢。

在一次机关周末晚会上,我和一位姓杨的男同志表演了一出双人芭蕾舞﹕《猎人与小鸟》。我扮猎人,杨同志扮小鸟,这个芭蕾舞的导演,就是李明。她当然知道我和杨同志都没有学过芭蕾,所以,在排练过程中,脚尖舞一律改成踮脚舞,最后的一个‘托举’,我也无法将杨同志举起来,就改成‘反背’。表演的时候,一出场,光是老杨一身男扮女装的芭蕾裙,已令大家笑倒。最后,小鸟负伤,奄奄一息,猎人应当将小鸟举在空中。我无法举起老杨,只好将他背起,引来全场 一片笑声。

我和梁雪冰也是很熟悉的同事,她的手艺特精特快,参加周末晚会回来,她必将自己身上的连衣裙拆开,等到下次晚会之前,又急急忙忙拼凑出一件款式新颖的连衣裙来,令人眼睛一亮。有一次我和她因公出差去合浦(当时合浦是广东省最西的一个专区),《合浦珠还》是极有名的一个民间故事。乘长途汽车需要两天,梁雪冰一路上几乎不吃饭,只要汽车一停,她即下车,在小食摊上买一角钱的鸡头鸡脚或鸡翅膀,回到车上就啃,啃完了就打磕睡。一打磕睡,脖子就像装了弹簧一般,脑袋磕个不停,一天下来,少说也要磕上几百回,至少有一半,就磕在我的肩膀上。到了合浦,我觉得右肩膀非常酸疼,几乎抬不起来,好像患了五十肩一般。

现在我们这个家,六男三女,一名小孩,共十口人,是当地农村极其罕见的‘大家庭’。按农业社社员的标准,每人可以分到五分自留地,十个人加起来就有五亩地之多。城里人(包括干部和知识界人士)也许听说过‘自留地’这个新名词,恐怕未必都能了解它的实质内涵,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掀起之时,以大批判大辩论开路,不论‘社会主义’觉悟高低,全部土地都得折股加入农业合作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再属于私人所有,而变成农业社‘集体所有’。农民历来有随时令流转,在田边地角点豆种瓜的习惯,收成的瓜果蔬菜,自用有余,还可拿到墟场上交易。现在土地都入了社,再不可以在田边地角种豆种瓜,不但农民的收入减少,连正常的自用蔬菜也没了着落。因此,在《农业合作社章程》中规定,在土地入社之前,农民可以自留少量土地,自种自收。至于自留多少,视各地实际情况而定。

我的家乡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自留地都限定在几釐(釐,一亩的百分之一)以下。连山自治县人少地多,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种植十二亩水稻田,旱地在外。我们估量自己虽是十口之家,能下地劳动的只有八人,要不了五亩‘自留地’。我从前在家乡也种过地,只要按家乡‘深耕细作’的办法,有一亩自留地,十个人的吃菜,应当不成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和公社‘集体地’争工争时争肥,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激烈,最后变成农村‘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自留地就成为农民割之不断的资本主义尾巴,弄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此是后话。

我们到上草还不到一个月,因体力劳动大增,饭量也跟着大增,原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就不够吃了。没办法,向县委办公室申请补贴,碍于‘全国性粮食政策’,县委无权给我们增加定额,最后允许配给我们每人每月莲藕干三斤。我们将莲藕干羼在米饭里吃,别有风味,且能填满肚子。我们还发现,这里出产的莲藕,淀粉含量特别高,放两个咸鱼头一起熬汤,吃饱喝足,那种满足感,非言语能够表达。

妻子来了以后,有时在熬莲藕汤时,加上一把小红豆,或者半只八爪鱼干,那味道简直无以匹敌。我们还自己腌制咸鸭蛋,蛋白如玉,蛋黄如膏,可惜不慎让雨水漏入,好端端一缸咸鸭蛋,变成臭蛋。不料,臭咸蛋正合大姑娘李明的口味,别人避之三舍,她却津津有味。
3/26/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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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摘自毛泽东诗《七律.送瘟神》

  • 小 引

    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岭葱茏。

    我在深山里跋涉了七个小时,还不见有一户人家。这时,西山日落,彤云满天,回首来时山路,苍茫无际。

    正进退两难,忽见树林深处闪出一条人影。等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样。只见他一身粗布黑头巾,黑短褂,黑裤衩,头插一根野鸡翎,腰插一把开山刀,脚踏一双十耳草鞋。他肩上扛着一株枯干的大松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我让在路边,向他打听我要去的那个瑶排。他两道目光闪电一般在我脸上一扫,扬手朝前方一指,脚步如飞,转眼间消失在浓重的暮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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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鲤 湖 镇 一 役

    一阵激烈的枪声,震得寒星摇摇欲坠。

    鲤湖镇周围十几里数十个村寨、近二十万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一点的人,轻轻开门走出来,黑夜里互相轻声打听,又都茫无头绪。小北风刮得很紧,不明来历的枪战,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还夹杂着一两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声,更平添几多不安和恐惧。有的缩头蹑足,返身入屋,闭门不出。有的披上一件旧棉袄,摸索著走出村口,试图辨别枪声的方位,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消息。

  • 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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