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晴：写给我的好哥们一位“真勇士”－

【大纪元2月2日讯】收到傅湘寄来新出版的建利文集《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时，大约是建利被拘禁在北京的黑牢里已超过第1000个日子了。当我抚卷在手，望着那蓝底封面上，建利亲切而又熟悉的面容时，心中感慨万千！一幕幕往事象潮水般地涌上心头........建利被捕后，由于种种原因－－－笔者作为与建利回国行动的“有关人士”之一，整整缄默了1000多天。每年的年关将近时，我都会和傅湘通上一次电话，简单的问候几句，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非常压抑的心情中度过。

建利出事后，一时海外舆论界“沸沸扬扬”。在寂静多时的海外民运圈中也掀起了“阵阵波澜”。除了按照惯例的救援工作之外，各种议论扑面而来。这当中，既有对建利“冒险闯关”之举“褒贬不一”的评价，也有对民主运动运作策略的重新思考。虽然呼吁营救，抗议声援的声音占了主流，但批评的意见也十分强烈。批评者指出：此次行动的计划不够周密，低估了中共的专制能力。仓促行事，即导致了杨建利被捕，也牵累了国内民众。因此，不值得提倡。而一部分持与建利“非暴力抗争”观点不同看法的朋友，更以杨建利“闯关被捕”的事实来说明：“与狼共舞”的“幼稚”和“一相情愿”的不可取。

那段时间，笔者也是被舆论“关照”的对象之一。除了人们正常的好奇心之外，大部分对笔者的批评也都是出于善意，尤其是牵扯到民运中的“观点之争”。这些议论，相对圈内人而言，在客观上起到了对民运策略选择的探讨作用。但由于当事人杨建利已被捕入狱，丧失了答辩的“话语权”。因此，由东北工潮而引发的“闯关事件”，给公众留下的却是一团“迷雾”。杨建利究竟当时是如何想的？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着他做了这样一种抉择？基于对历史的负责，也基于和建利的友情，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不再沉默。一是因为本文中所介绍的情况，已不再会成为中共审案的依据。杨建利案大致定型，国际呼吁的背景也已全部展开。二是杨建利案的所代表的行动策略，对海外民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写下历史的真实情形，除了留给人们一份可供研究的资料外，也是对杨建利“闯关之举”的一个交代。出于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我省略了一些“细节”。这里的重点只描述历史背景，介绍杨建利为何会选择以“舍身求仁”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重返家园”。其间，会尽量还原他本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真相。因为，我直到今天才写下的这些也许是“不多余的话”（杨建利狱中语）。对仍然身陷中共“囹圄”失去了“话语权”的建利来说，这已是一封来得太迟的“说明”。但对于仍然关心着他的朋友来说，却可以从中更多的了解到一位“勇敢者”的心路历程。

话还要从三年前说起：2002年的年关之前，“联席会议”在华盛顿DC召开了《第四届年会》。会期中，我和建利刚巧住在了一个房间。这是我与建利自90年相识的十多年来，在一起谈得最多，最深入的一段时光。在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里，我们之间有过最重要的思想交流。这些思想碰撞，自然在两个人之间擦出了“火花”。毫无疑问，建利是民运中“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倡导者。而我本人，由于在文革初期（1967）十二岁那年，就经历了“触及皮肉即是触及灵魂”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暴力行动”的深刻教育，打心底里是很难接受“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一种原则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历史记忆留下的烙印，大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当年，我在遭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铁拳”的痛殴之后，昏迷中，被夜空里滴下的露水浸醒时；在我的亲人，朋友，被“革命的暴力”殴打致残，迫害致疯，折磨致死时；我所能懂得的只有一样：即我们这些人，其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共产党屠刀下待宰的羔羊。狼（共产党）是一定要吃羊（老百姓）的，“狼”今天没有吃到你的头上，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是幸运，那只是它还忙着在吃其他的“羊”。对于“羊”来讲，被吃已成了历史的“宿命”。虽然非常悲惨，但这至今仍是亿万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平，理性，非暴力”能改变“狼”吃“羊”的本性吗？于是，话题便由此展开－－－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那次会议中，杨建利与项小吉之间，关于“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一场辩论。内容很是精彩，详见杨建利《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或者在《杨建利网站》上也可以查到。那场辩论，开启了在民运会议中，对民主运动策略形式的一次真正的讨论。其重要性和对历史可能产生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是在中国，如何结束专制，走向民主，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由于我的身世，在民运队伍中，我与小吉的观点相似，同属抗暴派。流亡海外后，九零年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因为当年，我完全认同倪育贤起草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成立宣言》所代表的政治立场，特别是“人民有抗暴的权利”等论述。华盛顿DC会议中，在建利与小吉的辩论时，我作了呼应小吉观点的发言。并提出：要警惕中共寡头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制的可能性。但辩论中，建利的演说，因立论严谨，且很有说服力。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与思考。会中会后，我和建利有过较多的私下讨论，而且一聊就是通宵。其间，不乏有益的争论。我有时会很奇怪命运中的这种安排－－－因我从未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巧合”。于是，我对建利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发现，在那些“莫衷一是”的理论表象之后，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除了他一贯的政治热情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关怀在他的心中萦绕不去－－－那是对“重返家园”一种深深的执着。正如他过去曾表述的那样：“时间对于任何一项政治事业都是最为缺少的资源之一。我们不能坐等（回国问题）把海外民运陷入泥沼后再想挣脱的办法。如果说前一时期，人们纷纷离开中国（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脚给中共投了反对票，那么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创一个新时期；返回中国，争取用手投票”（摘自杨建利《海外民运与回国权》一文）。

（我感觉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正在他的心中燃起－－－这哥们要玩“真格”的了！）

勿庸讳言，海外民运中的“只说不练”，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常态。在我们“慷慨激昂”了十多年之后，一句自嘲：“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道尽了民运同仁们心中的“无奈”！这些年来，海外研究民运的理论，政策，以及从“文”至“武”的策略，方案，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但一碰到怎么去做时，竟无一组织或个人能真正的身体力行之？这里所指的：是针对政治行动层面上的有效行为，不是否定海外民运曾付出的顽强努力，更不包括在国内付出巨大牺牲的朋友们。面对中共的全面封杀，在操作层面上，海外民运已不得不退化成了“人权活动”的“海外申援会”以及“六四”活动的“纪念会”。实际上，连真正的申援工作也难以做的有效和成功。近来，更有人形容：“海外民运已完成了从流亡政治运动到流亡政治沙龙的历史转型”。无疑，建利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他的言论代表了他的心声。建利文集《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中，多篇章节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在此，笔者真心的建议朋友们再去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也许，你不一定赞同建利的全部观点。但此书中浸透着建利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深入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在此书《序》中所说的：“杨建利的文章涉及到许多其他方面，顾及的范围很广，但笔调和对读者的认真态度是一惯的：不说假话，不玩文字游戏，直话直说，没有陈词滥调”。朋友们之间对此也有一说：“建利这哥们既有山东人的质朴天性，也有作学问方面的真才实学。人又特别聪明，看着十分复杂的事情，脑袋瓜子一转就能说到点子上”。相信这是与建利相熟的人都清楚的。不过，许多人对建利的了解大约还只停留在此，可我却知道了：建利的真正特点还不止是他的“满腹经轮”和“机敏过人”，而是他“活在真理中”（林培瑞语）的人生观。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历史场景中，看看建利是怎么想的，怎样说的吧－－－

（地点：会议下榻的房间内。笔者与杨建利就有关这次会议的成果与得失，民运的策略与运作，进行了敞开心扉的讨论。）

杨建利指出：看来，此次会议希望将“联席会议”实体化的方案，暂时是推不成了。尽管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样能够逐步地将“联席会议”变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体，以便将来向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过渡。但目前面临地困难太大，一是大佬们意见不统一；二是各组织，各山头，原有各个不同圈子内的朋友们思想尚未一致，硬捏是捏不起来的。不过也好，凡事要听其自然，水到渠成才行。过去民运组织“为联合而联合”结果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之多了。杨建利觉得：目前海外民运所面临地关键，还不是推动“大联盟”的问题。而是需要开启新的思路，跳出以往运作的模式，找到真正要干和可干的事情。回到政治现实问题的切入点，即海外民运的力量必须回国。

（海外民运必须与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状况相结合的提法已是老话题，“回国”一说也已谈了多年。杨建利有什么新的解释？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的创意？对此，杨建利说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敏感”的设想。）

站在宏观政治的角度，杨建利把中国的政治格局比喻成一盘“棋局”，而且是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一盘大的“棋局”。他认为：海外民运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回去（入围），才能有参与这场棋局“博弈”的资格。回国则意味着拿到“入场卷”，代价是也许会被抓，被关，被判，被遣等。但如果有一批在海外具高知名度的“领袖级”人物，相继“破关而入”。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形成梯队的逐次冲击，方法可以具体探讨。一定会造成中共政治上的被动，从而赢得民运在政治态势上的主动权。他认为前景是可以预计的：这一行动，对内，可以争取到老百性的民心，对外，则可改变国际关注日益衰退的局面。甚至有可能获得重大突破，如魏京生等人回去，王丹，王军涛及当年的“天安门一代”等流亡名人都可以，应该还有更多符合回去条件的人跟进。当这种局面一但出现，中共将极为尴尬，关也不是，赶也不是，判也不是。毕竟，国际社会的关注，海外舆论界的压力，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每年评奖的压力，对中共来说都是一种威胁。而老魏已连续获得过六次提名，加上其他人士曾有过的提名，这是中国政府难以面对地一种“窘境”。而在海外，面对新闻界和西方国家选民的压力，西方政府也难于再继续装聋作哑。毕竟，除了经济贸易，国际外交的需求外，对人权的关注仍然是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是海外民运可以“巧借外力”的地方，需要详尽的讨论和周密的安排。当然，真动的话，海外的配合也非常重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民运方面认识到这种政治抉择的重要性，特别是各位领袖人物。杨建利深感：时光是无情的，我们已不能再“蹉跎岁月”。历史不会等着把门向我们打开，机遇从来只向那些勇敢者们提供。有志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海外民运，不要再停留在各种理论模式的探讨之中了，起而行才能够有所突破。诚然，回去，我们将面临着现实的危险（坐牢），但为了能拿到参与中国政治“棋局”的“入场卷”，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

（由于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因此，我提出了一些疑问，杨建利一一作了回答。他认为：这还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行不行得通？还要看政治态势如何变化。但至少，我们要敢于“设想”。对此，建利是乐观的，而且是“胸有成竹”的。）

当谈到如果回去（指真得回去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与中共周旋时。建利表示：首先要呆得下去，如果不是在牢里的话（因坐完牢总还是要放的）。操作上，起点要低，抓住有限目标，从深入民间开始，从各种社会问题着手。慢慢积蓄力量，最终将各种社会压力集结到逼迫中共实行政治改革上来。对此，他研究了，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决议中有关政治改革论述方面的资料。他的策略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说到这里，建利详尽的解释了他为什么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说明原则当中包涵策略，而策略是为目标服务的。在中共掌握所有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非暴力抗争”不光是对社会转型付出代价最小的选择，人民可能承受的牺牲较小。而且是目前条件下，在我们可操作的方案中最现实的选择，只需要人们的勇气。从长远目标来看，“非暴力抗争”模式，对实现社会和解，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专制，在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压力之下，逐步朝实行宪政改革方面转变，都有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他认为：在海外民运中那些打着“宪政派”旗号的朋友，更应该回到国内去。“宪政”不是在海外清谈出来的，而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去争取的。代价再大，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谁也没见到过哪一个国家的“宪政改革”是在国外“研究”出来的。这和人权，外交，宣传等一般意义上的民运工作还不一样。在这些方面，海外民运在现阶段的历史作用是不能全然否定的。

（建利的方案行的通吗？我不知道。但近三年来，国内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反抗和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侧面印证了建利对局势的判断－－－即“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兴起。而人们谈论多年的“武装抗暴”的斗争模式，至今还未在中国大陆出现。）

当然，实行这些想法，寻求必要的支持。建利还须得到民运圈中朋友们的理解和认同。包括说服我这个一贯坚持：“人民有反抗暴政权利”的人。特别是：我那种对“狼”吃“羊”的残暴本性，有着“刻骨铭心”般的记忆，坚持认为对付“狼”只能用“猎枪”的观点。对此，建利从与小吉的辩论谈起，说到：时代已经不同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已使老百姓与中共统治者之间，在所能掌握的暴力工具手段方面产生了难以逾越的差距。加上911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武装斗争的模式将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更重要的是，能否出现暴力反抗的局面，还要看国内的老百姓自己如何选择。完全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说到这里，建利只问了我一句：我的好哥们，你有“猎枪”吗？对此，我无法回答，只有无言以对........

（是啊，十五年前我们就喊出了这个口号－－－“推翻暴政”。但面对掌握着所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中共政权，我们拿“什么”去推翻呢？我没有找到答案.........）

于是，建利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他完全理解坚持“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这一天赋人权基石的重要性。他提出的“非暴力抗争”模式，和这一人权基石理论并不矛盾，同样是人民反抗暴政的一种方式，同样需要坚毅的勇气和成熟的智慧。对于“非暴力抗争”与“暴力反抗权”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说，海外民运在理论上已争论了十多年。不是说没有意义，只是没有必要再“空泛的”争论下去了。究其原因，两种政治理论并无“孰是孰非”的问题，完全要看国内的政治情形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他认为：对于民运方面来说，我们有着巨大的道义优势。真正需要的：是你有没有为实现政治目标去付出的献身精神。是你敢不敢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去实践的问题，即“怎么说”就去“怎么做”，这才是“观点之争”背后的真实涵义。这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表白，但“一针见血”，扎到了问题的“要害”上。对此，我十分感动。

（当然，实际的对话不会象我写的这么书面化，过程要“轻松自然”的多。其间我调侃着说：你还年轻，并未真正尝到过老共的“毒招”，所以才会这么书生气，大概是觉得还有年龄资本吧？）

对此，杨建利并不否认年龄对他的优势，他笑着对我说：老潘，我就是坐上八年牢，还不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吗？（我比建利大八岁）更何况，也许还坐不了八年。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他已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缺的就是“监狱大学”了。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太在意这些说法，只是觉得坐牢虽然在一般人们的想象中是可怕的。但如果是为了拿到“重返家园”的“入场券”，并且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话，他当然要勇于面对。何况，从东方到西方，在所有追求人权解放的事业中，还没有听说过无须付出代价就能成功的先例。就说我们在这里开会的诸位大佬们吧，哪一位没有坐过大牢呢？而且还都是“大学”和“研究生”级的。这是民运中的“笑谈”，即：坐五年以下是“小学”，十年以下是“中学”，十年以上是“大学”，十五年当然就是“研究生”了。说到这，我们俩不禁大笑了起来.........

（说笑归说笑，坐牢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那种挑战自我的本能？还没有被太察觉？看来，只有是“初生的牛犊才不怕虎”。而民运中人却都已经是“太不年青”了－－－悲耶！？叹耶！？）

他认为：从事政治事业，呆在学院里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在美国顶尖的大学中，研究政治学的博士“大把大把”的。但对从事中国的政治来说，不实际投身进去是没有前途的。参与，当然会有危险，但世界上哪有没风险的事业呢？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其残酷性更是明摆着的。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生活在信仰之中的人，他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会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对待生活，包括从事中国的民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为了拿到这张“入场券”，他甘冒坐牢的风险。何况，做为一个中国人，中国永远是自己的家园。他到要看看：中共到底能够拿他怎么办？

（面对“此情此景”，我开始有了真切地感受，但也只有在我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上，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奉行“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理解了他对生命苦难的那种超越意识－－－既根植于信仰之中的勇气来源。）

会后，应建利的邀请，我专程去了一趟波士顿。在建利和傅湘温馨的家中做客，感受了他们真诚的友情。在波士顿的那两天，我参观了十分简朴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办公室，走访了“哈佛大学”并游览了美丽的名城－－－波士顿。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如果不是“拖家带口”的话，真的差点就被建利说服－－－移居波士顿了。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重返家园”之梦的人，美丽的西方世界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那块黄土地那么牵动着我们这些游子的心。因为，在那块土地上凝聚了我们深深的爱..........

后记：

在我和建利分手后不久，发生了东北下岗工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海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一些民运组织也“闻风而动”，宣称给予当地民众申援。这时，建利发表了他的《破分隔内外民运之计》一文，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但没有人猜到了这是他向公众发出的信号－－－他要行动了！文中建利给我们留下最后的话是：“只有用公开的思路和献身的精神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海外民运不能再等待。”

事情“如期的”发生了，正如历史总有着它自身的轨迹和人难以抗拒的必然.........

如今，建利在中共的黑牢里已度过了1000多天，而且还有1000多天在等待着他。在失去自由的这段日子里，建利又是怎样想的呢？他对选择这条“重返家园”之路后悔过吗？

时隔多日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他在狱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我，一个中国公民，长达十三年被中国政府堵在国门之外，不允许踏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这次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到今天，我回到祖国已经四百七十四天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四百七十四天里，我只有十天是自由的，经过了四百六十四天的监狱生活，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在我们中国的法律殿堂上质问一句，政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而剥夺一个公民的回国权的？”－－－引自建利狱中文《不多余的话》。

在文中：我们依旧看到建利保持着一位“理想者”的正义良知；保持着他对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的深切关怀；保持着他对中共恶法的蔑视－－－他说到：“我始终坚信，认同恶法无异于认同恶罪本身。”－－－言之“铿锵”！！志亦“昭然”！！读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好！！这才是一条山东汉子的真性情！这才是“革命自有接班人”！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好友－－－李清，为我“捏下了一把汗”。他知道我一定会犯下“众怒”！并预言了我的“下场”！也许他是对的，我会理解他的好心，知道“做人”是很难的。但我明白：一个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再怎么难“做人”，人总还是要活在“真性情中”的吧？何况，相对历史而言，“个人”的利害得失，功过成败，就真得有那么“重要”吗？面对“匆匆的岁月”，我们都在慢慢的老去。而另外的一些人，则用他们的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生命之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卑微的还是高贵的，历史总是如实地刻下了“每一页”。面对苍穹，人们总是“唏嘘不已”，感叹到生命的“虚无”，难道“大人物们”就能够例外吗？

历史的行程是无情的，而无情的历史转首成空，这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能放弃他们在历史中的行动，而必须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成败得失”任人评说去吧，难道生命不正是“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渡”吗？想到在被“诟病已久”的海外民运中，还有建利哥们－－－这样的一位“真勇士”，这又是使我在悲哀之中，还能有些安慰和感到亢奋的地方了！

－－－－谨将此文献给我心目中的“好汉”和人生中的挚友－－－杨建利！

潘晴
写于建利入狱的1012天

附文：《傅湘的来信及回复》

潘晴，您好！

寄上一本新出版的建利文集。希望您和家人一切都好，祝新年快乐！真希望建利早日出狱！朋友们可以再聚一堂，快活地谈论天地万事。

我也在此代表建利和我们全家，向您和纽西兰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对您们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将永生难望。

傅湘
2004-12-7

傅湘，您好！

读完您的来信，我不禁泪流满面........

回首往事，我难以跨越我内心中的自责。我知道我不会再沉默下去。因为，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建利和您走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着您的丈夫－－－杨建利；为了改变苦难的中国之命运，甘愿放弃了在美国已获得的“成功的一切”。抛下了自己温馨的家。去付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和自由。我感受的到：那种力量是源自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那是源自于您们心灵中的－－－真诚的爱！

请原谅我：无法征求建利的同意，就公开了此文。

真诚的祝福您：愿建利与您及家人早日团聚！

潘晴
2005-1-30于纽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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