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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10)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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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0日讯】3 疯狂的夏天

夏收夏种,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繁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于上草村,每一个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十二亩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将近一半的田间劳动,要靠每个劳动力的肩膀(挑担运输)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时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预料的。

上小学,国文课读过陶潜的《桃花源记》,一直为那种安祥自得的生活情调所陶醉。尤其是近十年来,以为解放后的新社会,可以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不料土改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运动,连环扣似的,一个运动扣著一个运动,没完没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即使侥幸‘过关’,也要吓出一身冷汗。

‘安居乐业’四个字,不知不觉就成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国’。下放来到山高谷深的连山县上草村,自然而然就有身居‘世外桃源’的感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等口号,这时听起来也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觉得亲切实在。能有机会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出热汗,比起在政治运动中出冷汗,简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思绪仿彿展翅飞翔,穿越时空,来到一千六百多年前一个奇妙的世界:人们粗茶淡饭,衣着宽松,荷锄戴笠,太阳的余晖里,回到自己的家。当推开篱笆门的时候,成群的鸡、鸭发出音乐般的鸣叫,猫儿狗儿也显得特别亲热。一位宽袍阔袖的诗人,欣赏著篱笆下鹅黄翠绿的菊花,悠然远望,秋山如黛。这里没有官吏,也没有苛捐杂税。人们相亲相爱,自由自在,像鱼儿一般,生活在清澈透明的活水之中。

我不以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有什么不妥,也不以为‘超英赶美’是大话狂话。‘抗美援朝’虽然没有把美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仍然占领着我们的香港,但承认英、美比我们强大、富有、先进,要‘赶’上去,甚至‘超’过它们,显然是长民族志气的豪情。更何况,如果今后专心致意于农业生产,切实创造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最终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我相信,‘为人民服务’就不是一句好听而空洞的口号,而成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箴言,载入史册。

现在,我和上草农业社所有社员,还有地、富、反、坏、右这些非正式社员,都必须面对每人十二亩水稻田的收割和插秧的繁重农务。一亩水稻田 的面积是六十平方丈,每株水稻的株距和行距是七寸乘一尺,一亩水稻大约是一万株。收割和插秧的形体动作大致相同,就是两脚插在泥水里,九十度弯腰背朝天。收割快些,每人每天可收割半亩水稻,插秧慢些,每人每天约四分田。就是说,整个夏收夏种,每人都必须用‘两脚插泥背朝天’的劳动姿势,风雨无阻,连续干两个月。

我们下放干部,都是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大大不如当地农民,我们的优势是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黄荣先、社主任邓昌淼,早就想出一条妙计,将农民的优势和我们知识分子的优势结合起来,如果处理得当,双方的优势发挥出来,就可能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完全没料到,在这条妙计中,我还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全社七十多名 男女共青团员,开了一次大会,宣布成立三个组织:共青团总支部﹔农业生产突击队﹔农业中学。在这三个组织里,我的职务分别是团总支宣传委员、突击队副队长、农业中学校长。突击队有双重任务:平时是‘不怕苦不怕累’的生产突击队,阶级斗争就是‘不怕流血牺牲’的民兵队。团总支书记兼突击队长,姓岑名家煌,是当地一名受过小学教育的青年人。他身材比我略瘦小,脸色苍白,好像有什么病,我暗暗有些担心,夏收夏种这一关,是否能挺得过去,还是个未知数。

后来,我慢慢发现,岑家煌似乎在追逐一个叫海英的女青年。海英健康开朗,是突击队里数一数二的生产劳动能手,又是相貌出众的美人,对岑家煌的追逐,表现十分冷淡。而对我们下放干部中的小刘,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因为考虑到当地有‘打老表’的习俗,我只在适当的机会,略略提醒小刘,其余的事,我坚守一条原则:只看不说。后来,倒是海英的女伴告诉我,岑家煌从小就是个‘老表王’。我除了暗暗吃惊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当过教书的先生,更没有当任过什么农业中学的校长。如果硬要拉扯上这个关系,大概是三年前,我曾经在省政府机关业余中学,当过一学期的语文代课教师。由我主持的农业中学,既无校舍,又无教师,学生七十多人,虽不能与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相比,若论农业生产经验,不见得比亚圣孟夫子差到哪里去。

我的办法是,七十多名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十天放一天假,农忙季节不放假。教学则采取忙时少学,闲时多学,见缝插针,细水长流的办法,有些课我无法讲,就在下放干部中物色适当的人选。

七十多个青年男女在一起生活、劳动,有说有笑,生气勃勃。在水稻收割阶段,果然表现出优异的成绩。突击队里最强的劳力,一天可收割水稻一亩半,平均都在一亩左右,效率比以往提高一倍。大家正兴高采烈的时候,‘争上游,夺高产’的消息频频传来,令大家惊奇不已。

首先是潮汕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水稻‘千斤县’。我结合农业课,给学生们讲解潮汕农民种植水稻获得高产的主要秘诀。我摆出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同样是六十平方丈一亩水稻田,潮汕农民在株距和行距上,采取四乘六的密植,比我们上草的七寸乘一尺,就多插了五成以上的秧苗,成熟以后,多一条秧苗就等于多一穗稻谷,产量就相应增加了。现在我们上草一亩水稻年产四百斤,如果改成四乘六密植,产量就能增加五成,达到亩产六百斤。只要我们突击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按这个规格插秧,每亩就能多产两担谷子。大家说,好不好?

突击队员都是劳动能力极强的青年农民,听我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都是从来未曾听说过的新鲜事,简直听得入了迷,每人的脑子里都多出两担金灿灿的谷子,说不定都闻到白米饭的香味了。等到听我问‘好不好’,大家好像才醒了过来,同声山呼‘好’!跟着是一片掌声。

如此热烈的反响,使我感到意外,也得到额外的满足。我曾经到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去采访,看到战士们精神抖擞,在连长的带领下,唱歌、学习、出操,同声同气,步调一致,很受鼓舞。我觉得这些充满活力的突击队员,和解放军战士一样,领着他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战天斗地’,一定能够打造一片新天地。

整个形势在不断升温。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号召全省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到农田上去,亲自动手种‘试验田’,以‘试验田’产量的高低,衡量自己是否称职。凡是成绩突出的,都应当表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凡不及格的,就取消干部资格,是领导干部,就请他下台。

这是一阵由省委领导人刮起的台风,顺风者伏,逆风者折,毫无例外。许多精明的领 导干部,纷纷在田头竖立起‘某某书记试验田’、‘某某县长试验田’、‘某某局长试验田’的大木牌,牌子上分别写明试验田的面积几亩几分,产量几千几万斤,规格是几寸乘几寸,施肥是氮、磷、钾各占多少,还有除草除虫等措施。田间忽然出现了一道史无前例的‘干部试验田’风景线,把农民群众都看傻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类豪言壮语不绝于耳,更有‘一天等于二十年’,‘叫英帝老狮子沉入大西洋,叫美帝纸老虎陷入太平洋’这样一些‘自慰自娱’的政治煽情,连空气里都散发出一种怪异的骡马尿气味,很难闻,又很刺激。

忽然间,就在‘三连’之首的连县,传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水稻亩产十六万斤。我和当地的农民都觉得这是风传,即使连稻草和泥巴一块过秤,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量。两天后,广东省委机关报——由毛主席亲笔题名的《南方日报》,头版头条黑体字大标题,正式报导了这一项重要新闻,还标新立异地赞扬 中共连县县委,带头放了一颗‘水稻高产卫星’。并着重指出: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带着一个检查团,前来核实验收。令人不容置疑的是,还登出一幅实地拍摄的照片,画面上一片密密实实的水稻,谷穗弯弯已经成熟,上面坐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

我们连山县县委白书记拿着这份报纸,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发出伟大号召:我们也有一颗脑袋两只手,人家放卫星,我们也能放卫星,而且,要放出更大、更缥亮的卫星。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怪念头:无论如何,我自己放的卫星,一定要有根有据,起码也要用算盘打得出来。

从小学开始,我的算术从来就没及格过。除了生背硬记‘九九歌诀’,对数字毫无兴趣。我请了下放干部中一位姓杨的同志,是演话剧的演员,也能打一手好算盘,喝了茶,吃了饼干之后,我就告诉他 :水稻田的面积是六十平方丈,我要知道,这六十平方丈的面积,可以容纳多少根稻禾?每根稻禾都长出一穗谷子,每穗稻谷都有四百粒谷子,两百粒谷子算它一两,一穗谷子就是二两,五穗谷子就是一斤。那好,六十平方丈的一亩水稻,你给算算,应该长多少穗谷子?加起来应当是多少斤谷子?只要你能算得出来,我们放个水稻卫星,就有把握了。

杨同志也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天一夜,不眠不休,在他那架二十进的算盘上,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稻高产数目字:二十七万八千三百六十三斤三两半!

他对我说出这个数目字的时候,有气无力,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但是在我听来,有如百门大炮在耳边轰鸣。我不知道是惊是喜,连连问道:‘真的是二十七万多斤?你的算盘打没打错?’追问再三,杨同志才慢条斯理地说:‘你的算题属于小学水平,超不出加减乘除,我的算盘怎么可能打错。问题是数字归数字,谷子归谷子,总不能拿数字当饭吃吧!’

我已经高兴得有些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说:‘老兄,这你就不懂了。连县的水稻卫星是十六万斤,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相信你老兄的算盘。我当然也知道,拉弓不能拉得太满,拉得太满了容易拉断。你的算盘不是打出了二十七万八千三百六十三斤三两半吗?我们大方一点,七万以后的零零碎碎全部扣除,取个二十万斤的整数,也比连县的卫星多出四万斤。同时,我们绝对不打无准备的战,从插秧到田间管理,采取潮汕经验,深耕细作。我亲自监督,就是不睡觉,也要把这颗卫星放出去!’如何放这颗水稻卫星,我已成竹在胸,说干就干。

我动员突击队,每人五担土杂肥,全部堆在一坵七分大的水田里。几百担土杂肥堆在一起,使水田的平面高出许多,这就必须相应加高四周的田埂。再放几担石灰,把田里的生肥沤成熟肥。用铁耙平整泥土之后,就可以插秧了。

我们这七分大的卫星田,插秧采取‘蚂蚁出洞’的规格,秧苗紧紧挨着秧苗,只有不到一寸的行距,这样插秧的速度自然极慢,我们五六个下放干部,弯腰驼背干了六天才完成一大半,最后不得不挑灯夜战,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把最后一把秧苗插完。我不得不佩服李、梁两位大姑娘,两只脚插在水田里,泥水淹及膝盖,一泡就是十来天,小腿的皮肤都泡肿泡烂了。

我在田头竖起一块大木牌,‘亩产二十万斤’的红漆字样十分醒目,还有各项措施。我顺便想校对一下文字上有无错漏,总数不到一百字的‘卫星牌’,未及看完,我已经站着睡着了,差点没栽到水田里去。

突击队的确是一支能吃苦耐劳的农业生产劳动队伍,在大家一致同意下,插秧的规格大致定在五乘八,这样就相应增加了许多秧苗、许多肥料、许多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常常是夜里挑灯拔秧苗,白天插秧,即使是滂沱大雨,也没有歇息。为了节省时间,干脆集体送饭到田头。为了保持体力,三顿饭任吃饱之外,下午三点来钟,加一顿点心,夜里十一点,再加一顿夜宵。即使这样,还是有些突击队员累病了,插秧也比往年拖长了将近一个半月。

忙完插秧,已经过了立夏。广东的农谚说:过了立夏,不插也罢。意思是说,晚造插秧,如果过了立夏这一节令,就赶不上季节,即使水稻长出谷穗,遇上寒露风,也不能灌浆,不能结成米粒。所以,立夏一到,再插秧也没用了。这时,转入农田管理,该除草的除草,该除虫的除虫。

我当然记挂着那块‘卫星田’,跑去一看,禾苗已长出两尺多高,叶色深绿,透出一派蓬勃生机,心里非常高兴。照这样的长势,如果没有特别的天灾虫害,这颗水稻卫星,绝对可以‘胜利升空’。到了中秋节前几天,禾苗已疯长了四尺多高,叶色更加墨绿灰暗,禾杆显得过于纤细,密密麻麻挤压在一起,几乎到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地步。我知道不好,连忙向社主任邓昌淼求救。他看了看,说是氮肥过多,禾苗还会再疯长,将来能不能抽穗结实就难说了。这样疯长的禾苗,他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补救。就在当天夜里,一阵秋风秋雨扫过,天亮我跑去一看,糟了,禾苗全部倒伏,好像刚刚被人割倒一样,青青的叶子上还压着晶莹的水珠。

不过,我还没有死心。我又动员几名突击队员,在田埂上打下许多木桩,拉上草绳,把倒伏的禾苗全都扶了起来。经过几天的抢救,纤弱的禾苗更加萎靡不振,毫无生气地依偎在草绳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自己耷拉下来,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了。

我的‘卫星田’是彻底失败了。但连县的‘卫星田’,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后来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几乎把粮食耗尽,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急了,发起一场‘反瞒产’斗争,一级压一级,把下面的基层干部逼得走投无路,才把‘卫星田’的真相,透露出来。

俗话说:变戏法五花八门,拆穿了就没酒吃。原来还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上有好之,下尤甚焉。连县的所谓‘卫星田’,是基层干部和农业技术员的冒险杰作。

将七十多亩已经抽穗并灌浆,穗尾开始黄熟的水稻,用最短的时间,一兜一兜连泥带水,搬到一块预先准备好了的稻田里,组织了二百多名民兵,二十四小时轮班管理,有人往事先埋好的管子施灌磷肥、钾肥,有人定时开动电风扇,使过分稠密的稻禾通风降温,还有人定时用玻璃镜子反射阳光,以增加日照时间。经过这样二十来天的特别管理,谷穗完全成熟,就可以上报,请领导光临指导、验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电台(那时还没有电视录影),自然会有声有色、甚至难免添油加醋,大肆宣传。政治气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性越来越萎缩,我的‘桃花源’,能不烟消云散?

4/5/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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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瑞木先生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的退休心理学教授,对政治、社会、宗教、教育、医学、电脑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下面是李瑞木先生2月12日在圣地牙哥“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的演讲全文。
  • 看完“九评共产党”之后,真是令我恍如恶梦一场,久久不能自已。我是一个1975年出生于台湾的普通人,走马看花、游戏人生三十余年;到了现在才发现世界上真的有“恶魔党(共产党)”
  • “九评”的发表犹如利剑把恶党的罪恶本质剥得淋漓尽致。太好了,太及时了。其是大陆的基本民众多数都能见证它血腥的历史。尽管历来也有揭露它的文章,但是都没有“九评”这么系统、透彻、全面。真是“恶党衣扒光”(洪吟(二)62页)。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师父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更加成熟、理智、清醒。几十年的人生往事历历在目,其是非善恶明晰可见。“九评”所述件件是实,句句是真,铁证如山,邪恶无处可藏。我亲身所见几例足以佐证。
  • 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学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那里面说: “……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 大纪元评论《九评共产党》深入系统的揭露分析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使得我认真反思了小时候党文化灌输给我们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所谓“理想”。在这种谓“理想”的驱使下我曾主动加入过共产邪教的附属组织──共青团。1994年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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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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