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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11)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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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1日讯】4 八月,多事之秋

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

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也许还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黄帝的故里河南诞生了。在岭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选择在紫气横来、水稻卫星升空的连县。说来凑巧,我的女儿也在连县一家医院里呱呱坠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的万门火炮,对准自己的国土家园金门,轮番轰击。同时向世界宣称﹕万炮轰击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

这些伟大国事和芥末家事,到底是喜事还是祸事,我实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只好随手拈个模棱两可的名目,就叫‘多事’吧。

按照党的‘新闻纪律’,全国大大小小的党的喉舌——报纸电台,都在八月二十四日同时发布炮击金门的消息。我正在粤、桂、湘三省交界的深山里,为发射‘水稻卫星’,爬滚于层层梯田之间,晕头转向,不辨西东。听不到大炮轰鸣,也见不到滚滚 硝烟,自然是无动于衷。但是,县委白书记的口头传达,一下就触动我的神经,可谓惊心动魄。

把‘炮轰金门’与‘瑶山暴动’挂钩,是白书记政治动员的高明之处。金门是东南海岸边一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反动派统治下,岛上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把他们‘解放’出来。但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霸占着台、澎、金、马,所以,要解放台湾,必先炮轰金门,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

当年白书记的这番传达,我无法判断是照本宣科,还是他自己信口开河,或者难免两样羼和起来。几十年后的今天,再看看当年挨了解放军数十万发炮弹轰击的金门,不单没有被轰平炸烂,岛上数万居民,和台湾两千多万居民一样,‘水不深,火不热’,国民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二十倍。只是大陆在‘奔’了二十多年‘小康’之后,如今还在继续‘奔小康’,而台湾人,作为享有中华民国宪法赋予平等权利的公民,经济生活的水平,如果拿大陆的标准作比较,早已是‘大康’有余了。若论政治生活,人权受到宪法的保护,选民人手一票,决定政府领导人。反观大陆,用‘水深火热’加以形容,恐怕也不过分。

瑶山反革命暴动,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县委白书记在传达‘瑶山暴动’事件时,用阶级斗争观点,对事件的起因作了如下的阶级分析﹕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是通往共产主义最好的方式。但阶级敌人无时无地不在作垂死挣扎,大肆破坏。近来,许多地方相继发生严重破坏事件,有些人怕财产被‘共产’了,就把耕牛买掉,甚至随便宰杀耕牛,更有许多人,听信谣言,把家里的鸡鸭都杀光,吃尽。我看,如果土地也能搬得动,也可以吃,也会有人把土地买了,吃了。

这不是破坏是什么?瑶山上的瑶胞,正是受少数反革命的挑拨、煽动,持械聚众暴动,反对人民公社,还喊出‘杀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在清剿。反对共产党,绝对没有好下场。

白书记的‘分析’,自然有他的道理,却也无意中透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滥杀耕牛家禽,当然是极端的做法。中国农民历来勤劳俭朴,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绝不会采取这些‘自杀式’的反抗。更加深刻的问题是,大瑶山跨越粤、桂、湘三省,分属几个‘瑶、苗、壮族自治县’,这些自治县从建政开始,首先建立并不断强化的,是共产党的党委领导,至于人民的自治,毫无法律保障。我所在的连山县上草农业合作社,全体社员都是壮族同胞,日常生活,党支部的领导无时不在。至于‘自治’,只停留在‘自治县’的名称上。不论国事家事,党委书记说了算。地主照斗,土地照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叫走‘集体化’道路,就不许走‘单干’独木桥。谁敢说个‘不’字,‘阶级敌人’的帽子立即扣在头上,永世不得翻身。

聚居在大瑶山上的瑶族同胞,比山下的壮族同胞,更多地保持着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乡土文化,具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在这样的地方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民众的反感、甚至反抗,是不难理解的。对这次‘瑶山暴动’,拙作《瑶岭纪事》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贤明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一阅。

区区一个‘瑶山暴动’,男女老少不过二百人,鸟铳加猎刀等原始武器不过百件,竟然调动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进山清剿,恐怕也不是‘小题大做’。大陆境内据说有五十多个所谓‘少数民族’,那意思是,除了汉族,其他民族,通统归入‘少数民族’一类。长期以来,我总觉得把‘少数’二字,冠于‘民族’之首,既不准确,且含有贬意。民族和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可以有多数少数之分,民族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多少划分。民族的内涵极其丰富,涵盖着历史、地理、人口、生活形态和语言文化等重要特征,单单抽出其中‘人口’多少的特征,认为凡是人口比汉族少的民族,一律称为‘少数民族’。试想想,如果你的家庭人口少,就称你的家庭为‘少数家庭’,你将作何感想?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想不到一个恰当的称谓,也未见出版物上有恰当的称谓,没办法,旧瓶装旧酒,将就著喝吧。

大陆境内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却散居在三分之二的国土上。毛主席挥师打天下,可不管你是汉、满、蒙、回、藏,更不论多数少数,一律武力‘解放’。建政初期,似乎也考虑到民族的不同特点,宣布成立自治省(区)、市、县超过一百个。‘自治’成为招牌,大权归党委掌握,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现阶段‘全面的小康社会’,历久不变的一大特色。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及农村一系列合作化运动,强制推行,毫无例外。如果发生稍具规模的反抗,都采取武力清剿的方式。因此,用国防军镇压国内老百姓的反抗,是历久不变的又一大特色。

‘瑶山暴动’一年后,同样由于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亲手撕毁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协议’,命令驻藏国防军,全面镇压敢于反抗的西藏僧俗民众,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合法的武装力量,活捉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迫使西藏的另一宗教领袖、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逃亡国外。时至今日,当局仍然罔顾达赖一向坚持‘和平谈判’、‘西藏自治’的合理合法要求,将‘叛国’、‘独立’的大帽子,扣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头上,让他有国归不得。

至于当年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严重灾难表示异议的中央大员,像彭德怀、刘少奇一类的‘核心集团’人物,被整得家破人亡,能不令人仰天而吁!

毛主席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冠冕堂皇的陷阱,成千上万善良正直的人们,至今余悸犹存。我没有‘关心国家大事’的资格,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事,应当不成什么问题吧?

说到家事,最得意的莫过于‘吃饭不要钱’了。这是八辈子想都没想过的好事,让你想也不敢想。天一亮,家家户户的户主,带上瓦盆缶罐,到公共食堂去,把全家人的饭菜都打了回来,然后一家老少围着桌子慢慢吃,当然,剩饭剩菜就用来饲养鸡鸭鹅猫狗兔。既然主人吃饭不花钱,就没有理由让禽兽花钱。可能有人会问﹕猪呢?农家都不养猪了?你说对了,农家不养公社养。看看正在‘规划’中的万头猪场,你就不用担心没肉吃。

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尤其欢天喜地。第一、原来的粮食定量自动取消了,吃饱为止﹔第二、不必上山砍柴,不必自己做饭﹔第三、剩饭剩菜喂养鸡兔,到时可以加个小菜。城里有些干部担心,这样‘公社化’,私人财产恐怕都得‘共产’了!我以为大谬不然。我们现在有多少私人财产?最贵重的不外是一块上海牌或广州牌手表,‘赶英超美’成功了,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每人配给一块瑞士表,谁还希罕你的上海牌?再说吃的,公共食堂也在制定‘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中央国务院的‘五年计划’那么宏伟,‘计划’上逐年增加米饭、牛肉、牛奶、鸡蛋、苹果等,还有必要操心吗?有人问﹕咦,怎么没有‘计划’猪肉?你思想跟不上形势了不是。没见英国美国都吃牛肉喝牛奶吗?赶英超美当然就要多多吃牛肉喝牛奶,少吃或不吃猪肉。

又有人问﹕哪还‘计划’万头猪场干什么?你没有放眼全世界了不是。多养猪,可以支援第三世界人民,大家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猪肉,革命热情高涨,消灭帝国主义,岂不指日可待?

不要钱的饭,谁还不是死撑活撑,撑不到半年,据说粮仓就见底了。我所在的广东农村,一年三熟(两造水稻,一造小麦),尤其是粤北山区,农民习惯于开荒种植杂粮,如果不是特大的天灾人祸,闹饥荒并不容易。但是,从八月以后,全省官民人等,用现代话说,士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病、弱、伤、残,更包括汉、回、满、黎、瑶、苗、壮各族,全在省委书记陶铸统一号令之下,大办‘粮食’,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大灭‘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蟑螂),大唱‘民歌’,全都成了现代‘风流人物’。

这样‘风流’的日子,过得陶书记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书记们,得意忘形,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到了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俗称‘春荒’期,突然各地告急﹕公共食堂开不出饭来了!

在此之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分会领导人罗翼群,在省委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曾经提出忠告﹕照目前(公共食堂)这样吃法,恐怕农民要饿肚子。陶书记正在‘风流’兴高彩烈之际,听了这句‘忠言’,不单觉得‘逆耳’,更大动肝火,把个‘民主党派’的大头头罗翼群,交给全省官民人等,对他所谓的‘农民饿死边缘论’,因言及人,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

到了九月一日,全国突然实行‘统一粮票’制。无论商店、饭店、小食摊,一律凭粮票供应粮食制品。就是说,无论官民人等,凡购买粮食及各种粮食制品,既要付等价的钞票,还必须付等量的粮票。当时市井间流传着几句京戏‘玉堂春起解’(经妙手改写)的唱段,唱词如后﹕‘苏三想吃馄饨面,可惜身上没有钱。哪一位君子行个方便,我出粮票你出钱。’

发行钞票,只限中国人民银行一家,而发行粮票,权力则下放到县一级政府。各省、市、县自行印发的粮票,只限在各管辖区内流通,只有中央印发的‘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通用。因此,只有中央级的干部,才有‘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市干部如须到外省办事,都必须在自己的粮食定额之内,申请‘全国通用’粮票。干部是这样,老百姓的景况,可想而知。后来,一位从事美术编辑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早在一九五六年,他曾奉命到省委有关领导指定的地方,秘密设计粮票的样本,最大面额是十斤,最小面额是一两。我才惊讶地连想,原来‘计划’发行粮票,早在五六年就开始了。直到八十年代,粮票与钞票并行,物价飞涨,通货紧缩,粮票的面额也相应加大到三十斤、五十斤、一百斤。

一九五九年夏末秋初,东江发了一次洪水,潼湖地区受淹特别严重,更加剧了饥荒的灾情。我和十来位文艺界的干部,奉命到惠阳县灾区,采访‘抗灾英雄’事迹,县委宣传部长接待我们的时候,最感为难的事就是‘吃饭’问题,尽管我们按照规定交足钞票和粮票,也无法吃饱。后来,宣传部长征得县委办公室同意,让我们和县委几位正副书记一起吃‘小灶’。大灶、中灶我都吃过,近半年来连大灶都吃不成了,现在竟然有机会和县委书记们一起吃饭,先不管‘灶级’,仅‘人级’一层就觉得十分光彩。到了现场,才知道在县的机关饭堂里,用屏风围上一角,摆着两张大圆桌,旁边架子上一叠蒸笼,还有一个加盖的瓦盆。我们被告知﹕蒸笼里是肉包子,瓦盆里是鸡蛋汤,随便吃,不限。我竟然被这‘非凡’的饭菜吓呆了。

看看屏风外的机关大食堂,包括许多部长、科(局)长等干部,每人手捧一只大碗,排了半天队,得到一碗半稀半稠的米粥,泡著几只小咸鱼,情形和省里的机关大饭堂相去不远。

我不知道陶书记是不是与民众‘同甘共苦’,至少,他是一位封疆大吏,吃饭的‘级别’,当不会在县委书记们之下。一年前,还在陶书记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具有极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广东干部和工农群众,这时全都在水深火热的饥饿线上作垂死挣扎。

人人都有逃生的本能。广东人历来分不清‘逃生’与‘谋生’的差别,一概叫做‘揾食’。如果从寻找食物这一意义上讲,倒也没有大错。问题是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广东灾民,没有像先辈那样幸运,下港澳,出南洋,谋求一条生路,首先要顶着‘逃港’、‘叛国’的 大罪名,不是让边防军抓回来‘劳改’,就是死在边防军的枪下,再不然 ,就在珠江口一带,溺水丧生。不逃只有饿死,逃生又冒丧生之险,左右都是死路,只能拼命一搏,粤语就叫‘搏命’。上百万广东 青壮年‘搏命’逃生(港),大约只有一半‘搏’得一命,逃到香港,找到生路。

可以想象,当年在珠江口不到一百公里曲折的海岸线上,逃生的人群络绎不绝,前赴后继,那惨烈的场面,更甚于日寇占领广州后发生的难民潮。至于广东内地当年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个禁忌。

由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领导人,强制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和政策严重错误,使千千万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然后,轻轻松松一句话﹕‘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全都抹杀了,难道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吗?

当大家敲锣打鼓庆祝‘公社化’的时候,我的女儿也赶巧出生了。朋友们说,这丫头真有福气,赶上吃饭不要钱,她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呢!我当然很高兴,虽说共产主义天堂还没见过,单凭吃饭不要钱和那份‘五年计划’菜谱,可以断定,女儿的前景,将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牛肉。半年后我就开始发愁。牛奶固然渺渺,连妈妈的奶水也越少越稀,饿得女儿啼哭不停。又过半年,深夜里一场急惊风,就把女儿毁了。医生无法诊断女儿的病,终年服用镇定剂和葡萄糖浆,女儿的病频频发作。抽搐,昏厥,口吐白沫,咬破嘴唇,有时肿得脸都歪了,疼得妻子和我眼泪直流。三岁的孩子,眉清目秀,两根羊角辫十分逗人,只是又聋又哑,智力等于零。我们这个小小的四口之家,哪里经得起如此沉重的打击,无可奈何地在绝望中挣扎。

好心的朋友给 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看过女儿的病,当场开了一张药方﹕牛黄、马宝、麝香、地龙、金蝎、灵芝草,外加飞鹰地球商标的英国白洋细布三十丈。我请教老中医,三十丈白洋布准备作何用处?老中医说﹕锻灰入药。并叮嘱我,处方上这几味主药配齐了,其他的药自然给给你配好。回到家里,我和妻子对着药方,想了七天七夜,差点儿没像伍子胥那样,把头发急白了。

牛黄马宝麝香都是珍稀药物,在这凭政府的粮票还吃不到饭的年代,哪儿找去?灵芝是仙草,我和妻子都没有白娘子的本事,可以去仙山盗它一回。三十丈英国白洋细布,向海外亲友求援,也许可以如数弄到正牌的英国货。问题是,每年政府才配给布票一丈三,内外衣裤和毛巾手帕,一律凭布票供应,如果照老中医的话,将三十丈(不是三丈,更不是三尺三寸)白洋细布烧成灰,怕不要把我关进疯人院才怪。

人民公社折腾了二十年,全国官民人等,受苦受难,家破人亡,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我的女儿与人民公社同始终,随人民公社而生,又随人民公社而逝。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常想,人如果不需要吃饭,世界也许就清静得多了。

4/14/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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