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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12)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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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2日讯】5 自留地之争

两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平原上,演出过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一群亡命的贵族重胄,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但看得出来,一个个衣冠不整,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难以继续赶路。他们饿狼一般的眼睛,四处搜索,只见荒凉的田垄间,麦苗稀疏,颗粒难觅,哪里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这时,他们发现一个衣衫褴缕的农夫,在田间正低头弯腰除草,动作迟缓无力。流亡者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走下车来,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向农夫请求:‘请你给我们弄些吃的东西吧!我们几天没吃过饭,都快走不动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来的农夫,看了看这一群路过的客人,叹了一口气,又弯腰从脚下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年轻人面前,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别的了,只有这个给你吧!’

年轻人突然变色,怒气冲冲地转身从车上取了马鞭,对着农夫就打。忽然旁边闪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极力劝阻:‘公子息怒。这是土地,上苍赐予的无价之宝,不正是公子的好征兆么!’年轻人沉吟片刻,丢下鞭子,跪倒在地,叩头感谢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那块泥土,放到车上。一行人又驱车策马,扬长而去,车队过处,卷起漫天黄土……

这是史书《左传》里记载的,有关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无法考证这个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考证。我只凭自己的经历,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得到某些启示:土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各种财富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谁控制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拥有财富和权力。古代的帝王贵族是这样,现代革命政权的领导集团也是这样,只是采取的政策不尽相同罢了。

清朝政府被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尚未全部铲除,共和制度又未建立,填补这个历史空隙的,不是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而是本土固有的传统怪物——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们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的真理。凭著这个真理,就占山为王,就拥兵自重,就‘逐鹿中原’,最后打败了自己的‘老师’——群雄中最强大的蒋介石集团,并取而代之,建立起一个更强大也更残暴的军阀政权。

毛泽东标榜自己开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多了一道‘人民共和’的诱人油彩。实行的却是一套完全悖离国情的‘ 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尤其在‘土地政策’上,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完全剥夺了全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美其名为‘土地集体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把农业搞垮,使农村凋蔽,令农民坠入深渊。但是,人民公社的惨败,并没有使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万能论’的迷误中清醒过来,反而老羞成怒,不惜大耍权术,纵横捭阖,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军阀集团内外的所有政敌逐个打倒。在农村,又将‘自留地’之争,无限上纲,把已经丧失了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逼上了绝路。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虽然解散人民公社,但‘公社虽死魂犹在’。邓小平以保持‘晚节’为重,不肯抛弃毛时代的僵尸,农民土地所有权无从着手解决,至今仍然是困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最根本的后遗症。八十年代初,中共元老之一的叶剑英元帅,曾经写下‘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诗句,固然是毛泽东晚年孤独心境的写照,况之当年已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恐也相去不远。现在,可以来细说一下‘自留地之争’的来龙去脉了。

什么是自留地?有必要作点简要的说明。

农业合作化高潮期的一九五六年,各地党委争先恐后胁迫农民加入农业高级合作社,那是 因为,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这还涉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要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上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了周恩来等人的错误,并强令各级党委必须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脚步。因此,农业高级合作社,这种农民从未听说过的社会主义新鲜事物,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

高级合作社和初级合作社最大的差别,就是‘土地折股入社’。农民加入高级社,必须按高级社的‘章程’,把自己所有的耕地折价入股。本来,耕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有旱有涝,折价各不相同,但为了‘互助合作,共同劳动致富’,不能过分计较,只按面积订价。将来收成,以一定比例,按股分红。但有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就是耕地都入社,归‘集体所有’了,日常生活必需的瓜、豆、蔬、果,如何解决?于是,又订出一条‘章程’:按各户人口多少,在村头寨口,规划出少量耕地,留给各家各户自己种植一些必需的农作物,自种自收。这些少量留给各家各户自种自收的耕地,就叫做自留地。

农民成了高级社社员,‘高级’受到上级党委表扬,自然比‘初级’光彩多了。但是,由高级社的干部(社主任或生产队长)排工、带领,一起下地劳动,一起收工,与城里的工人上下班差不多,总有些不习惯,不方便。从前一家人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自由自在;现在一村子人,吵吵闹闹在大田集体劳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口水多,干活少。内急了,连找个地方方便一下都很不方便。而且,劳动记工分,非常繁琐,又不能立即兑现。耕种自留地就不同了,收成好坏,直接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人在大田参加集体劳动,心里却记挂着自留地。

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几乎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留地上,这就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背道而驰。各级党委未必能深刻了解问题的实质和危机,都在为农民‘缺少集体化劳动的兴趣和积极性’而束手无策。大概只有毛主席,从列宁主义那里搬来了一套哲学,才把中国农民定性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社会基础’。从这时开始,毛主席再也不提自己从前最为得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不会再提什么‘一切权利归农会’。他现在耿耿于怀的是,绝大多数的党的领导同志,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为何物,更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把农民的私有土地权,通过‘集体化’道路,‘改造’成集体土地所有制。

因此,两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用极其强大的政治宣传,和各级党委强硬的手段,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

按照人民公社的‘章程’,原来高级社‘土地入股分红’的条款被取消了,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公社的组织,是在党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兵)一体化,拥有绝对权力,统管包括土地、劳力、农具、生产、分配、治安、教育、卫生、缴纳各种税收等要务。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也失去种植自主权,连自留地,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这时,农民真正成为农村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毛主席宏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大功告成。

人算不如天算。不说别的,就拿吃饭来说,这件人类生活第一需要的大事,历来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这不是哪一位伟大发明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千万年发展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家庭,包含着男女、长幼、婚姻、邻里、宗教、宗族、亲戚、朋友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关系,并与不同的天时、地利相结合,形成各俱特色的乡土文化。由同一地区的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又逐渐形成本地区的风俗习惯,这就是人类生活最初的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一样,社会生态环境也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毛主席异想天开,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吃饭不要钱运动,把各家各户的锅灶都毁了。俗话说,天下最缺德的两件事:一是挖人家祖坟,一是砸人家饭碗。农民是最苦的弱势群体,即使在水深火热的饥饿线上挣扎,也只能发出‘社会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想就知’的叹息。

人民公社的全面失败,饿死几千万人,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发表《告全国贫、下中农书》。坚持公社一体化原则的同时,将公社一级核算制(大拉平),改为‘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核算制(承认差别)。同时,按原有的基础和标准,发还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但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变。

俗话说,田鸡(青蛙)嘴含一口水,不吃不喝也能活过一冬。自留地就像田鸡嘴里一口水,农民有了这口水,就有了活路。加上传统的农村贸易活动逐步恢复,农贸市场(农民都叫‘自由市场’)逐步形成规模,自留地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交易。‘两自’(自留地与自由市场)的活动,带动了整个农村的小商品流通,农民虽不能从小商品流通上获取大利,起码可以松口气,或者说,自由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这样一口水,历时三年,才慢慢恢复到大饥荒前的生活水平。

农民刚刚缓过一口气,毛主席的一口气却憋得发慌。他在物色好自己的助手之后,立即把林彪捧上神坛,成为自己的‘副统帅’,副统帅更将统帅捧为‘伟大的舵手’。军权牢牢掌握在手,又在全党全国掀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斗争的对象则是前所未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指个别人,还是某些人,或是某一个阶层?甚至是某个特定的级别?毛主席抛出这个葫芦,里面装的什么药,无人知道。

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叫做‘四清运动’。我相当仔细地阅读了‘中央文件’,还是不懂。后来参加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到揭阳县渔湖公社溪南大队实地工作了八个月,才弄清楚‘四清’和‘四不清’的一些问题,但仍然弄不清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什么东西。

十年文革,我就是弄不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会挨批挨斗,坐监牢,入牛棚,妻离子散,差点丢了性命。以后有机会,再说得详细一些。现在,还是回到题上来,继续说说农民如何被割掉‘尾巴’的事。

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良田万顷,历来被誉为鱼米之乡。又因南濒大海,地连香港、澳门,数百年前即已与海外异邦建立了民间血缘关系。华侨每年寄回老家的汇款,超过亿元,民间的商业往来,更带动各行各业的繁荣。土改运动给农业和商业带来第一个灾难性打击。公社化造成饥荒,数十万人逃港(生)。而海外华侨为了救援家乡亲人,通过香港输往内地的食品和物资,成船成车,源源不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灾民是靠着海外的救济才活下来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仅仅清查‘海外关系’,就足以令人人自危。向来对家乡奉献特丰的华侨,突然变成‘间谍’、‘特务’,凡是与华侨有关系的人,都被视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在如此沉重政治压力之下,‘侨汇’被迫中断,竟达十年之久。比日军占领香港和南洋各国,迫使‘侨汇’断绝五年,还要长出一倍。

大门关死了,再来收拾‘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以为可以得心应手。省委领导当然从大处着手,强令改变水稻一年两造为三造。两造改三造,要多付出一造的成本、劳力、种子、肥料,加上天时、地利错乱,严重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因此,虽多种了一造水稻,年亩产量并没有增加,用农民的话说,‘白做了一造’。但是很多人弄不明白,这样劳民伤财的蠢事,高明的省委领导为什么还会乐此不疲?

省委书记王首道,自称是毛主席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然是熟知农民生活生产情况的农民领袖人物。有一年,他提出一个粮食增产计划:广州以西一百公里,加种一造冬小麦。这一计划下达以后,整个珠江三角洲,就如打翻了一箩大海蟹。

原来,三角洲地势低,水位高,大多数围田,比珠江水平面还低。冬天雨水少,珠江水位下降,农田土壤相应含水量少,加上日间蒸发,土壤比较干燥,种植一些生长期较短的作物是可以的。大面积种冬小麦,百弊而无一利。因为,一到清明前后,春雨纷纷,江河水位逐渐升高,土壤饱含水分,而这时小麦正抽穗灌浆,日照不足加上土壤湿度过大,小麦烂根,可以使一冬辛劳,颗粒无收。农民当然有种植经验,为了防止小麦烂根,花了大批劳力,在麦田四周深挖排水沟。甚至在麦田中间,埋设了条条瓦筒,作为排水管道。如果春雨来得早,大量的劳力和物资,也无济于事。而且,冬季休耕,将水稻田翻土晒白,提高地温,有利于明春早稻禾苗的生长。现在都种上小麦,收成没有把握,又有害于水稻生产。

为什么净干些劳民伤财的蠢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农民死死钉在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劳动上,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资本主义的自留地。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打击和限制,从中央到基层,贯彻到底。在手段和花样上,各地八仙过海,越下级越粗暴、越流氓。有的地方,举行了‘三个屁股扭在一起的经验交流会’,并公然向全县推广这一骇人听闻的‘先进经验’。所谓‘三个屁股’,就是人、牛、猪的屁股,都必须到指定的‘公共粪坑’去大小便。

这样,人畜粪便顶好的农家肥,全部归公,农民再也没有肥料可以去种自留地了。农民连大小便都没有自主权,人格遭受践踏,已经怒火中烧。喂养猪、牛,还要跟着猪、牛的屁股转,风雨无阻,冬夏不易,累人烦人不算,猪、牛一天被赶着‘如厕’来回好多趟,吃了饲料也不长膘,还会生病。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天,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几个民兵,亲自到各家各户去检查,农家屋前屋后自己种植的果树、蔬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锄、铲并举,一律割除。上村一位姓朱的贫农,孩子多劳动力少,是生产队里最穷困的‘超支户’。他屋后种有三株大芭蕉树,每年收割下来的芭蕉,全家大小都舍不得吃,拿到自由市场卖了,换些食盐、火柴帮补家用。就在这一天,支部书记一声令下,三棵芭蕉都被砍倒,丢弃一旁。姓朱的贫农看着扬长而去的支部书记,怒火升腾,两眼冒烟。

党支部书记就是当地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民兵)于一身,举凡生产、分配,参军、上学,乃至外出探亲访友,没有他老人家点头,什么事都办不了。每天要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免不了请饮请吃,他每日中午也必在茶楼‘办公’。姓朱的贫农当时来到茶楼,走到支部书记背后,抽出一把砍竹子的利刀,大吼一声‘去死啦!’一刀劈了下去,书记的头颅滚落地上,血溅四周。茶客们惊叫四散,他也趁乱逃出茶楼,不知去向。两天后,县和公社的干部、公安人员,在附近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发现这个杀掉支部书记的贫农的尸体,经法医鉴定,是服农药自杀的。这一事件在农民之间传了很久,也议论了很久,中间难免有些添油加醋,同情的取向在杀人的贫农一方,他是被逼上绝路的。

邓小平复出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政治上,在毛制订并执行多年的‘六项政治标准’基础上,再加‘四项基本原则’。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坚持’两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改‘三级核算制’为‘包产到户’,官方定名为‘承包联产责任制’。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名存实亡,农民为求生存,瞒天过海,私下达成默契,逐渐形成‘包产到户’这种劳动生产形式,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毫不相干,更不是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农民在吃了几年‘承包’的定心丸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农业经济改革和国营经济改革一样,都处于连连亏损的困境。国营经济搞而不活,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烂摊子般的生产环境得不到改善。农业的情况更加严重,土地所有权仍然‘坚持集体所有’,生产环境日益恶化,人口继续膨胀,到八十年代末,已经超过一亿的农村人口,无‘农’可‘务’。国营企业大批工人失业(早期叫‘富余人员’,后来叫‘下岗’),农村人口大批无业(早期叫‘洗脚上田’,后来叫‘盲流’),工农两业,是国民经济两大支柱,现在已变成两大不稳定因素,是邓小平无法甩掉的两个烫手山芋。

邓小平和他的前任毛泽东一样迷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改革’也罢,都注定以彻底失败告终。唯一能‘苟延残喘’的,是‘对外开放’这一项权宜之计。广东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能够顺利接受资本主义‘输血’,从最初接受港商的‘三来一补’,到接受外资搞‘合资’甚至‘独资’,继而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到台商争先恐后登陆,都和广东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根深蒂固有密切关系。

在外资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广东干部,包括‘两腿泥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突然发现,从前产值极低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取之不尽的巨大财富。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仅仅将农耕地转移成商业用地一项,就有高达四千多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民币,落入贪官私囊,恐怕是无法清查的了。

广州近郊、远郊,相继发生多起政府无偿征地,村民愤然抗议示威的严重事件。规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围了县(市)政府,并与数百名镇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施放了十多枚催泪弹,殴打并拘捕‘带头闹事’的村民,事态暂告平息,根本问题(即土地所有权)远未触及。

从表面看,是中共乡村党支部 书记或基层政府负责人,把他们在职权上管辖的农用耕地,转让给企业或卖给港商、台商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事前既不征求村民的同意,事后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许多官员从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原因。但从本质上考察,却不难发现,中国大陆传统农民,在为自己土地所有权被非法剥夺,而谋求夺回这一基本权利作最后的斗争。

只要中共不肯‘让权让利’ ,这种涉及基本人权的抗争,永远不会止息。

4/21/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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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八月,多事之秋

    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

    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也许还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黄帝的故里河南诞生了。在岭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选择在紫气横来、水稻卫星升空的连县。说来凑巧,我的女儿也在连县一家医院里呱呱坠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的万门火炮,对准自己的国土家园金门,轮番轰击。同时向世界宣称﹕万炮轰击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

  • 3 疯狂的夏天

    夏收夏种,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繁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于上草村,每一个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十二亩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将近一半的田间劳动,要靠每个劳动力的肩膀(挑担运输)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时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预料的。

  • 2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摘自毛泽东诗《七律.送瘟神》

  • 小 引

    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岭葱茏。

    我在深山里跋涉了七个小时,还不见有一户人家。这时,西山日落,彤云满天,回首来时山路,苍茫无际。

    正进退两难,忽见树林深处闪出一条人影。等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样。只见他一身粗布黑头巾,黑短褂,黑裤衩,头插一根野鸡翎,腰插一把开山刀,脚踏一双十耳草鞋。他肩上扛着一株枯干的大松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我让在路边,向他打听我要去的那个瑶排。他两道目光闪电一般在我脸上一扫,扬手朝前方一指,脚步如飞,转眼间消失在浓重的暮霭里。

  • 特务长杨标真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 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毛泽东早年从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纪实文字。五十年代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土改运动的某些真实面貌。还有作家丁玲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获史达林文艺奖的小说,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跳不出《暴风骤雨》的格局。此外,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翻天覆地、生灵涂炭的土改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海外某些早已脱离“共产体制”的知识人,偶尔提到当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动沿用当年的套话:什么“土地回家”,“农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个人所见所闻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 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 鲤 湖 镇 一 役

    一阵激烈的枪声,震得寒星摇摇欲坠。

    鲤湖镇周围十几里数十个村寨、近二十万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一点的人,轻轻开门走出来,黑夜里互相轻声打听,又都茫无头绪。小北风刮得很紧,不明来历的枪战,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还夹杂着一两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声,更平添几多不安和恐惧。有的缩头蹑足,返身入屋,闭门不出。有的披上一件旧棉袄,摸索著走出村口,试图辨别枪声的方位,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消息。

  • 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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