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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15)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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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5日讯】8 人和地的悲哀

五十多年来,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最惨重的两大失败是:一、与人斗;二、与地斗。两斗俱伤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一个字:穷。与人斗和与地斗,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遗祸,如同近来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瘟疫,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一旦发作就很难收拾。因此,要想消弥‘积重’过多的祸害,决非易事。

SARS 的社会病源

SARS 是天灾,但隐瞒疫情,文过饰非,贻误时机,酿成瘟疫,却是罪不当赦的人祸。

问题是,天灾变成人祸,人祸说成天灾,已经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上上下下习以为常。‘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惨败,以数千万人活活饿死为代价。这个空前的人祸,被说成‘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明明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公认的一场浩劫,又将全部罪责推给‘四人帮’。在世界各大媒体众目睽睽之下,国防军的坦克车队公然开进天安门广场,酿成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又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说谎到了如此老到的地步,完全可以与希特勒、史达林的谎言制造厂相媲美。而官方敢于肆无忌惮地撒谎,就是因为手里掌控了镇压老百姓的‘国家机器’。

数月来,观察中国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高官们对待疫情的种种表演,孰重孰轻,倒是十分明显的。重者,是维护、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轻者,是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有个明确的政治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惜历代君主帝王,从来不肯‘放权让利’,不肯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因此,朝廷和百姓的矛盾,始终集中在‘权’和‘利’两个字上。朝廷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和利,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用各种王法惩治百姓,用各种谎言欺骗百姓,甚至动用国防武装力量,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置民于‘轻’,比之历届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次,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角度追究工作责任,并将两个隐瞒疫情的部级高官免职,无疑是一个小小进步。新上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宣告的治国理念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从这个‘新三民主义’(恕笔者杜撰)理念出发,摘掉两个高官的乌纱帽,仅仅是个开始。人们从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胡锦涛、温家宝新体制,与中共旧传统回然不同的政治气质和思维方式。因此,就有理由期盼,在化解SARS危机之后,大可因势利导,改革政治体制上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弊端。

据我观察,当前SARS疫情暴露出来的情况,一个人口太多,一个生活环境恶劣,可能是瘟疫发生和迅速蔓延的两大社会因素。

二00二年春节前后,我到广州探亲访友,顺便游览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中山、珠海、蛇口、深圳、东莞等地。最突出的印象是:茶楼饭店,人如潮涌;见面交谈,咳嗽不断。广州天河有两座新城,一座是书城,另一座是购物城。我对书城当然有兴趣,约了一位朋友去逛书城。没想到从一楼逛上五楼,竟有人比书多的感觉。我的这位朋友有老年病,精神虽佳,腿力不足,五层大楼,到处擦肩接踵,找不到一个屁股的位置,可以坐下来歇一口气。人来人往,人声嘈杂,前后左右,不时响起咳嗽声。想到唾沫四溅,细菌横飞,不禁头皮发紧,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我的朋友自我解嘲地说:如果人可以和书一样摞起来,肯定会腾出不少空间。

书城的斜对面,就是购物城。朋友盛情难却,好吧,就顺便逛逛吧。‘城门’虽大,进门却不容易,鱼贯之外,还须侧身。到了‘城内’,四面都是人墙,寸步难移。耳旁不时有味道不佳的气味,夹杂着深沉的咳嗽声,喷射而来,我忽然有被人塞进‘沙丁鱼罐头’的感觉,呼吸困难,视觉糢糊,只得拼命逃了出来。

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在内,不论吃饭还是闲聊,总要咳上几声。有时咳嗽还带着哨音,好像气管被浓痰堵住了。我十分难过,又有些恶心,忍不住说:赶快上医院检查一下,对症下药,早治早好,免得延误。没想到亲戚朋友好像都串过口供,异口同声:空气污染严重,妻管严(气管炎),还能有什么办法。听了他们的共同话语,心头十分沉重。

人的悲哀
  
车子过了洛溪大桥,沿着珠江西岸,经番禺、中山、斗门,直驰珠海西区。公路两旁,厂房、工地、民居、茶楼、酒家、发廊、按摩院、商店、摊贩,杂陈其间,见缝插针,连绵不绝。仅仅在斗门与西区交界处,出现了一片绿色的甘蔗园。而原来极富三角洲特色的‘大沙田’,已不可复见。按时令,这时应是秧田泛绿,阡陌闹春的季节,却连一条牛尾巴都见不到。

三天后,从九洲港渡海到蛇口,又沿珠江东岸,经深圳、东莞,返回广州。东岸比西岸开发更早更快,规范也更大。公路两旁,形形式式的建筑物,一座挨着一座,一百多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倒像一条长长的街道。偶尔也有几片空地,那是开发不成被丢荒的农地。而原来的水稻田,一坵也见不着了。总的印象和广州差不多:人口过分拥挤。

二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人口膨胀了将近十倍。像东莞市,原先是仅有二十多万人的农业县,现在激增为四百多万人,膨胀了二十倍。至于深圳,原先只是几个小村落,人口不足三万,如今更发展成近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珠江两岸人口原先不过一百多万,现在暴增近两千万。人口大增的原因只有一个,政府制定了‘三来一补’的开放政策,外资、外商有利可图,便蜂拥而来。各种各样的工商活动,又吸引了无数饥不择食的民工。

香港资金大量流入,加工产品又经香港大量出口,所谓‘前店后厂’,就是香港和三角洲工商活动的真实写照。为了发展这种相当特殊的商业活动,政府又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着重发展能源、交通、资讯、金融等产业。接着,大批台商登陆,争吃‘廉价劳力’这块大饼,于是,三角洲以外地区的民工、尤其是外省民工的涌入,就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同时,历来就被忽略的‘人的价值’,继续受到忽略,使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基本权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上千万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月为政府和外商,创造了亿万利润,而他们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五百元人民币左右。除了吃饭、日用品和交付住房租金,剩余甚少。再加上汇款养家、探亲来回车票路费,一年六千元左右的工资,就全部花光了。至于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则毫无保障。连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落实。资方和官方结成‘联盟’,只要有所‘怀疑’,就可以随便勒令打工妹脱光衣服,肆意践踏人格。

人们也许未曾忘记,向来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党和政府’,曾经大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大力阐述马克思主义‘劳动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揭露资产阶级血腥的剥削罪恶,不把资本主义世界彻底打翻,誓不罢休!曾几何时,至今仍然宣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和政府,偏偏就把老祖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给丢到爪洼国去了。民工饱受剥削和歧视,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上的脏、乱、差境况,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如果党和政府能够改一改文过饰非的恶习,把民工当人看,只要将‘剩余价值’的百分之一,用在民工的生活福利上,目前这种惨不忍睹的境况,也许稍可改观。

每年春节前后,广州火车站和汽车站,都出现人口大流动的狂潮。千万民工一来一往,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极大浪费,更给交通和治安部门,增加极大的压力。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像这样富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大流动,二十年如一日,未有丝毫改善?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党和政府,历来坚持实施‘种族歧视政策’。早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消灭了‘地主、富农’之后,又对地、富的家属,实施长期的‘阶级歧视’政策,以至后来‘文革’期间,许多地方采取极端的‘种族灭绝’手段,一天之内,将管辖区内的所有‘四类份子’,集中起来,棒打刀砍,全部处决,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每次这样惨无人道的虐杀,都在千人以上。

同时,在全国实施‘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对城市一个样,对乡村一个样;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乡下人一个待遇。人民没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尤其是农村人口,僵死的户籍制度,把活人一辈子钉死在一个地方。这些外出挣饭吃的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仍然必须和农村人口一样,负担交纳各种税费。向户口和身份征税,已演变成中国户籍制度的变种,是‘阶级歧视’的变种,和当前SARS病毒变种一样,使人失去正常的人格和尊严。

这种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国民不平等待遇’,已经成为独俱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只有废除歧视性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差别,打破城乡分隔的铁栅栏,允许农村人口自由迁徙和居住,许多社会弊病和恶性事故,才可能逐步得到解决。

地的悲哀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部分贪官,早已富了起来,人们已经没有议论的兴趣了。没有兴趣,不等于无可议论,而是议论也是白议论,议论了还讨人嫌,不如不议论,乐得神闲气爽,有益身心健康。

不过,绝大多数没有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能不能富得起来,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拍胸脯了。要议论这一话题,首先必须了解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实情。

前不久,据中科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中国西部十二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广大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载力,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都处于土地承载力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与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也处于满负荷状态。这种严重超载已造成很多地区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直接的恶果是,内蒙古土地沙质荒漠化,并继续向华北平原扩展,陕北高原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相继出现石漠化。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又不可挽回地形成土地——气候——居民生活之间的恶性循环。

所谓土地承载力,指的是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即根据一个地区的降雨量,植被生长情况,来测算这个地区每平方公里适宜居住的人口数量。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每年降雨量仅有150毫米,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这种地区每平方公里只适宜生存7至20人,而西海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超过国际临界值5倍多。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发’——‘争饭吃’,后果可想而知。

今天的中国,经过五十多年的折腾,还有多少生存空间?根据有关部门积累的资料,有人计算出来: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如冰川、石山、高寒荒地、沙漠、戈壁等,面积约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严重水土流失,正沦为荒漠化的国土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百分之三十八。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约有30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也就是说,目前适宜生存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五十年间,由于策略和政策的重大错失,人口猛然膨胀了一倍半的同时,原先尚适宜生存的空间,被压缩为四分之一。就是说,沙漠化及水土流失的面积,比建国初增加了一倍半。人增一倍半是八亿,地失一倍半是350 万平方公里。这是多大的一片国土?相当于鸦片战争前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等条约割让给俄国那几片土地的总和。

可悲的是,国人至今仍未觉醒。十三亿人,还是牢牢地被捆绑在‘公地’上。而肆无忌惮地糟蹋‘公地’,毁坏自己的生存空间,视而不见,司空见惯。几年前,东南沿海地区为了争取外资,刮起了一阵‘开发区’热。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也不管有没有可能,先划出大片土地(多是靠近交通线的农地),雇用劳力和机械,加以平整,办起了名目繁多的‘开发区’,美其名叫‘筑巢引鸟’。以为把土地平整了,就可引来外商投资。可惜外商并非‘笨鸟’,台胞也非‘呆胞’,结果很多土地就这样丢荒了。笔者在珠江两岸,亲眼见过许多这样的荒地,像瘌痢头那样显眼。

一位诗人有感而发,写下这样的诗句:一顶桂冠 / 戴在木桩上冒充圣贤 / 既写不出大块文章 / 也长不出香茶美餐 / 拔光毛发的秃头 / 遗失灵气的心田 / 空抱着 / 一个图强的梦幻。

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公地(绝大多数是公社化时期被变成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被随意糟蹋,根本原因是土地的产权被人为地‘模糊化’。集体所有,好像人人所有,其实人人无权拥有。但农民的脑子里还记着,当年政府还发过‘土地证’,土地原本是自家的。现在既然无权拥有,在使用权上就想尽法子‘蚕食’。最突出的例子,是2001年1月19日北京电视台播放过一个专题报导《闽清青山变坟山》。实地报导了福建省闽清县的山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最大的占地一亩,耗资几十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据画面上村民的谈话可以看出,山坡说是‘集体’的,归大家所有,大家随便占,有钱建大的,没钱建小的,死人占生地,生人占死地,于是大片绿树葱茏的山坡,便成了水泥、石头的坟墓。

集体化的恶果是如此明显,当权者又如此执迷不悟。如果不是尽快从土地制度上进行改革,废除集体所有制,保障土地私有制,保障土地经营市场化,一次新的社会大动荡,将如大地震一般,指日可待。那么,真正是:

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土地的悲哀!

5/11/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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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广泛传入中国,如何缓解《九评》和退党大潮给共产党带来的空前压力,是中共当务之急。近期中共专门成立特别行动小组,大搞整党“保先”运动,希望保住危机四伏的中共统治。同时中共更加强对网络的封锁,堵截九评流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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