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琐忆(1)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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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5日讯】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一九九二年旅居美国,即为《现代人》报撰写专栏‘美游心影录’,后结集出版。又在海内外华文报刊经常发表作品。当美国成为作者生命中最后游荡放逐的乐园,寻找文字中的故国之梦,就是夕阳旅途上最快乐的追求。今年完成的两个系列﹕《浮生琐忆》和《荒诞岁月》,记述个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历和遭遇,缩影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

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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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拉郎配》的一点启示 (代序)

——我 的 大 众 史 学 观

从前看过广东粤剧《拉郎配》,觉得很有点意思。戏的情节很简单﹕皇上发下黄榜,限期挑选宫女,一下子天下大乱。民间有闺女的人家,都骇怕自己的闺女被官府挑中,送入深宫后院,永世不见爹娘,永世不见天日。于是,慌忙择婿,或拉或抢,或骗或枴,急于把闺女嫁出去,或把女婿拉进来。一场笑料百出的人间喜剧,就这样色彩缤纷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出戏反映了一个历史真相﹕皇上的圣旨虽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见到,但圣旨落实到民间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是如此多彩多姿,老百姓对圣旨的感受,刻骨铭心,远远超出各级官员,甚至朝廷大臣,也未必有老百姓那么深刻的理解。
  
由此,或许可以推断,人类的社会历史,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的。‘治人’和‘治于人’,就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也可说是人学。研究‘治人’的人,固然重要,研究‘治于人’的人,更为重要。‘治人’者毕竟是少数,他们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如果没有‘治于人’的众多老百姓,哪怕是皇上的圣旨,也是一纸空文。仅仅因为有了老百姓,所有从上而下的法令的‘受体’,生动活泼的历史就形成了。
  
老百姓所处的历史地位,往往是被动的。但老百姓所展现的生活,有血有泪,又往往成为史发展的主流。可惜,这个极其丰富的历史主流,长期以来被忽视了。圣旨在形式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皇上变成主席,圣旨也变成‘红头文件’,有一个时期做‘最高指示’。名称改变了,受体依然没有变,还是‘吾土吾民’的老百姓。
  
就拿中国的人口大爆炸来说,历来的说法是,‘批了一个马寅初,多了人口好几亿。’这是一种太过轻松的看法,有意无意传达了官方向来‘避重就轻’或是‘故意掩盖真相’的观点。
  
毛泽东的确批判过当时的北大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说他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人口论,马寅初也‘豁出老命’,公开应战,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一场小小的论战,仅限于极小的范围,在社会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与‘人口爆炸’没有多大关系。
  
人口大爆炸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集体化、尤其是公社化实行一种新的分配制度。这个新的分配制度,或可简化为‘七二一’分配制。以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核算制为基础,扣除公粮、余粮、各项生产成本、各项派购任务,留足下年度必须的生产资料,剩下来的这部分生产果实,才是可分配的果实。
  
那么,这可分配的部分,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按劳取酬’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真要按这一原则实行分配,老人小孩和其他伤病残不能劳动的人怎么办﹖总不能真的让他们‘不劳动不得食’吧。基于这些现实情况,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就在实践中产生了。公社的‘章程’规定﹕可分配部分,七成按人口平均分配,(用农民的话说,只要是一张活着的嘴,不论大小,都有一份相等的口粮)二成按劳动工分多少分配,一成按交缴农家肥多少分配。

政府制定如此重大的分配政策,关系到老百姓天字第一号大事,使大家都有饭吃,自然是十分聪明的。不过,作为分配政策的直接受体,农民也不愚蠢。其实道理很简单﹕天天下地干活,按劳动力等级记工分,年终分配,只能在‘二成’里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而多生一个小孩,就可以在‘七成’里,无偿得到一份果实。两者一比较,农民立即明白了,不管如何卖力劳动,实际收入都比在家生小孩少。于是,一种奇特的生活形态就出现了﹕白天下地一条虫,晚上上床一条龙。

不到十年,中国农村人口暴增了一倍。

七十年代初,中央发现人口猛增已经成为无法承受的沉重包袱,于是,又采取断然措施,在农村掀起一个‘节育运动’,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办实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统一很抓‘结扎’(用农民的话说,就是阉人)。那种壮观的场面,是古代皇宫阉割太监远不能相匹的。凡是生过一名子女的男人,被集中送到县的医院,排著队,高声朗诵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一个挨一个进入手术室,医生管阉割,护士管缝合,流水作业,十分钟阉完一个,比农村传统的阉猪阉鸡还快。
  
三天后,问题来了。手术成功的,固然高兴,手术失败的,可就惨了。有的起不了床,有的迈不出门,丧失正常劳动能力不算,连对妻子应尽的人道也无能了。这一下支部书记的头可大了,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损失,那些守活寡的妇女,家庭收入和正常生活都严重受害。阉男人的政策,是古代皇帝阉太监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可惜在实践中失败了。官方的决策,又从阉男人转为阉女人,凡是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妇女,不论怀孕与否,一律照阉。这一来,躲的躲,逃的逃,到处鸡飞狗跳。
  
农民不论男女,口粮全掌握在党支部书记手里,给不给饭吃,全凭支部书记一句话,看你往哪里躲,哪里逃。抵死不就的,就派出民兵,一条绳子捆了,推上卫生院的手术台。许多妇女被阉了,都有被人强奸的羞辱感,痛不欲生。有个妇女生过一个女儿,再怀孕已经八个月,全家苦苦哀求都没有用。民兵乘她丈夫不在家,把她捆了送入医院。丈夫闻讯追到手术室,发现妻子人工流产大失血已经丧命,又见那打下来的胎儿是个男婴,一气之下,头撞石柱,顷刻毙命。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更升格为‘国策’,新的口号是‘一生只生一个孩子’。不论官民人等,凡‘超生’的,干部一律开除公职,老百姓一律重罚。强制堕胎和结扎,双管齐下,毫不留情。堕胎采用新法,在孕妇脐下一寸处,用针注射20CC奴佛雷尔液体(消毒药),这地方正是胎儿头部,胎儿受药后会抽搐、躁动,产出。许多已经足月的胎儿,都用此法打掉。人们大骂‘杀人’,‘不人道’。上头的政策以肚皮为界,肚皮外的是人,要让婴儿成长﹔肚皮内的要实行计划生育,超生怀孕,一律打掉。许多乡镇基层干部,又视‘超生罚款’为一项新财路,又演出一幕幕‘杀猪拆屋’的惨剧。许多人交不起罚款,就千方百计外逃,流窜在城郊一带,拾荒或打散工度日,成为闻名于世的‘超生游击队’。
  
即便如此,全国人口每年仍然净增一千多万,同时,新生人口男多女少,比例失调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现在,‘一孩化’出生的孩子,已到了结婚年龄,每百人中,就有二十人找不到老婆。如果引用《十日谈》里的故事,就是百万‘魔鬼’,找不到‘地狱’。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逐步显示出来。
  
由此可见,仅仅注重官方的红头文件,未必能够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相,只有把红头文件落实到民间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原原本本揭露出来,才有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提倡一种新的史学观,很有必要。
  
历史研究不仅是史学家的专业,同时也是大众‘业余’可以从事的事业。因此,提倡大众史学观,开辟一条大众都可以参予的史学研究之路,让大众明了自己走过来的历史真相,让大众真正有知情权,非但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是实际的行动。

6/22/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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