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长期以来，人们把邓小平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实，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创导者，他一次又一次用智慧化解了陈云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但邓小平只是一个“大老板”，掌握“大方向”，不想做，也做不了“总设计师”，那类具体的、复杂的、辛劳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是赵紫阳，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赵紫阳。
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前，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社会正义和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起了领导作用。没有胡耀邦的努力，赵紫阳不可能顺利地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赵紫阳是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这个变化，至今尚未完成，但八十年代的方案是赵紫阳在大老板邓小平的支持和认可下，由赵紫阳在领导国务院各部门时设计的。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提出了各种观点，存在很大争论。在经济改革初期，赵紫阳就对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政治局委员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在设计“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时，明确说，就实际工作而言，两者没有差别，“两个说法，一个意见。”赵紫阳的助手鲍彤说，赵紫阳当时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都应该学习。
赵紫阳在出任总理后几个月，就在国务院内成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草拟了上百个法律法规。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几个月，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正是在赵紫阳担任总理的八年中，中国才走上了依法管理经济、依法行政的道路。二十多年前，温家宝、曾庆红都在国务院部门工作，温家宝在地质矿产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曾庆红在海洋石油总公司也负责经济法规工作。朱镕基在国务院下的经委工作。所有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人，包括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在内，都会对当时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领导作用会有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是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作出正式决定，称“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这个《总体设想》的总设计师正是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他这个设计方案完成并被中央全会“原则同意”后，就开始任总书记。
说赵紫阳是“总设计师”，温家宝可以作证。当时，赵紫阳为研究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分了七个小组，温家宝本人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牵头人”，因为赵紫阳要求当时任中共中伊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和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三人共同负责设计“党政分开方案”。温家宝是一个专题的“设计师”，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也是一位“设计师”，赵紫阳这位“总设计师”要求阎明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一同研究民主问题，包括协商对话之类的问题。
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组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鲍彤负责。我与陈一咨、吴国光等人也在办公室中工作，了解温家宝等“设计师”与“总设计师”赵紫阳的关系。
赵紫阳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中国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他说“中国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旧体制至少有三弊病，即权力过分集中于党；人治色彩严重；政治运作和政治资讯封闭。他主张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中国政治要逐步走上“程序化、规划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赵紫阳不去做当时做不到的事，他提出的主张最大特征就是循序渐进，切实可行。
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这一思路是一贯的。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就是希望在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情况下，用渐进的方式，使中国走向法治、政治上的开放和民主。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赵紫阳企图按“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改革的精神去处理问题。阎明复参与了有关“协商对话机制”的设计。他身体力行，认真地 “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然而，当时邓小平、李鹏、陈希同另有一套解决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方案，这就是出动解放军、暴力驱散、暴力镇压。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后就在“六四屠杀”中抛到了一边，经济改革的方案则经过九十年代的进一步修改、变形，在加速私有化的同时，虽然基本上消除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但形成了一种充斥“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
“总设计师”与“大老板”的关系
政治制度不同，国家最高权力产生和更迭的方式不同。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从华国锋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取得最高权力的标志。邓小平不求“虚名”，只求实权，他一不当国家主席，二不当总理，三不当总书记，他通过牢牢掌握军权，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的“大老板”。“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经过毛泽东二十七年专制、封闭统治后自然形成的社会要求，“文化大革命”打击了像邓小平、陈云一大批毛泽东前期的当权者，因此“改革开放”也成了邓小平等人的要求，邓小平在重新掌权初期充分意识到，只有顺应民意，才能压住陈云一派对他权力的争夺，同时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富强起来。
说赵紫阳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并没有降低邓小平的作用。邓小平对如何设计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提出要求、提出目标，提出框架，作为总理的赵紫阳就要按“老板”的要求去具体设计。一九八三年六月后，李先念出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是一位“左派老人”，既无心，也无力担当起“总设计师”的重任。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邓小平把赵紫阳叫到家中，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我们不能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主要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不能过多干涉。决定了就委办，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赵紫阳当时已设计好一个“政治改革方案”，邓小平就是对这一“方案”说的。赵紫阳的设计，总是小心翼翼地顾及“老板”的指令。但赵紫阳也有怀疑，因为有些“指令”至少在文字上是互相抵触的。例如，邓小平一面走资主义道路，一面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自由化的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在看到邓小平对多年战友胡耀邦毫不手软后，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公开说，反映邓小平意见的《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终于在他下台前最后一天，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他对“民主”与 “一党制”关系的看法。“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克服党内腐败吗？如果不能，就势必提出多党制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在掌权后对 “民主”问题说的“最高水平”的言论。
“政治圈”中“怕的铁律”
“东风催，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当中国大陆高唱这首“战歌”时，毛泽东还是怕“美帝”，怕斯大林，但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天就不在毛泽东眼里了。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一个国家怕另一个国家，只要“怕”，即使嘴上说“不怕”而心里“怕”，一旦交手，这就注定了“怕”的一方必败的命运，这就是“政治圈”中的“怕的铁律”。
邓小平从来怕毛泽东，每次开会，邓小平总坐在后面。有一次毛泽东大喊，你耳朵聋，到前面来！邓小平马上服从。邓小平怕毛泽东，但从来不怕江青，所以他在毛泽东活着时敢与江青斗。赵紫阳辛辛苦苦当了八年总理，近十年“总设计师”，最后还是败下阵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顽固和邓小平手握军权。从赵本人来说，也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忠于邓”，准确说是他怕邓，赵紫阳强调要“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一碰到邓，这“三化”就没有了。二是在专制政治的“大环境”中，赵不拉邦结派，就是在民主政治下，对官员的任命都有“政治性任命”与“依法律任命”之分，前者或多或少带“拉邦结派”性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一个共产党首脑人物对“民主”与“多党制”关系最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在这时，赵紫阳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赢得多数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竟提出辞职，竟会同意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和元老们来作决定。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数要求撤换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位时，赫鲁晓夫在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却赢得了多数。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这一决定赵紫阳本人命运和中国前途的“五•一七会议”十五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铁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赵紫阳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为“宰相”，而不想成为“主宰”，他在当上总书记后，并没有多么注重他与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个人联系，他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下意识地”认为，“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东风摧，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法国在今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就是赵紫阳去世后一天开始，连续三天爆发了500万人大示威。法国政府并没有怕人民，也没有把500万人民的示威说成是“暴乱”。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绝不是“暴乱”，而是借囗“暴乱”对人民的屠杀，如果执政者因怕“示威”，怕“抗议”而不愿承认，不愿正视事实，那就是害怕真相，害怕正义。正义包含能量，能量在地层中的积聚，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位执政者只要内心深处怕人民、怕真相、怕正义，那么迟早会丧失执政能力，这就是“怕的铁律”。
(2005年1月23日纽约)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