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沈天心是卫东街道第一个隔离审查者，联指特为建立了一个由社会青年组成的看管队，日夜值班。建队时康小民再三强调要按照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办事，不得打骂审查对象。这批只想早日得到工作的小青年原来就是成天围着联指转的，跟天心也很熟，他们口里不说，心里却都明白康小民的用意，在整个看押期间从未对天心动过一个指头。在暴力行为泛滥之时，这样的文明对待完全称得上是一件大幸事了。隔离的地方最初是在一家街道工厂围墙边一间狭长的堆物间里，泥土地面，唯有一扇小木窗，房间里又暗又潮，一股霉味。看管队员把沈天心领到那儿时，家里的被褥随之也到了，据说是康小民吩咐两个看管队员到天心家去拿的，顺便将情况告知天心的母亲，并通知她每天给天心送饭。母亲听说每天送饭，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天天送饭，她就能天天知道儿子的情况，这要比杳无音讯好多了。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小木窗上已现出夕阳的余晖。小屋门已从外面锁好，外面的人声也已静息下来，围墙另一面是一家国营厂，此时有阵阵以筷击碗的叮叮声远远地传来，那分明是下班工人走在去食堂的路上。窗外一棵大树上，响起了鸟雀的喧声，使小屋更显寂静。天心倾听着这些现已不再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才品尝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去人身自由的况味。不过，他并不过分在乎。其实，在家里也不见得能享有多少自由；大而言之，偌大的中国，眼下整个儿无异于一座大牢笼，跟这儿的小屋并没有质的区别。他意识到这次的事还不知如何了结，他需要耐心，绝不能性急。

隔离审查的第一个晚上，他早早就睡了，他并不抱怨，也不愤恨，也不忐忑不安，或许要比在家里睡得更沉。

第二天一早，张平来通知看管人员，8点半将沈天心送到他所在的居民会交待问题和接受批判。因为他进联指是居民会推荐的，他刚进车木组，组里的人对他都不了解，所以理所当然该算是居民会的人。实际上，这么做是康小民和张平的避嫌之计。通知好之后，张又叫人打开小屋门，进屋看了看，他闻到屋里的潮霉味儿皱皱眉头对看管队员说：“这里不行，太潮湿，要呆出病来的，我回去跟小民商量一下，换个地方。”其实他就是听了康小民说这地方太潮，才特为过来打招呼的。

沈天心被点名揪出，居民会是最早得到消息的组织之一。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平时对沈天心都很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会成为现行反革命，那可是个最可怕的天大罪名啊。而且，在关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吴戚集团这样的反革命大案，只要看看近两个月来那惊天动地的声势，她们就一时间觉得不知怎样对待沈天心为好了。一个在她们眼中一贯文质彬彬，礼貌周全，令人感到可亲可信的人，与她们想象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险恶嘴脸，这之间的反差太大了，她们实在无法将二者重合到一起来，但这又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她们知道沈天心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读英语，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一想到这一点，她们就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她们所难于弄懂的。住在天心家隔壁的一个小组长说，她看见戚兵来过几次。总之，尽管事实依据不足，但可疑之处毕竟还是有的。

沈天心家所在居民会的主任解放前是童养媳，解放后，她积极从事居民会工作，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帮助派出所掌握本居民会各住户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动态，在街道领导下负责在本居民会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因此很早就入了党。她还带领居民群众为居民会几次赢得全国卫生先进居民会的称号，自己也成了县人大代表。对待文化大革命造反，她心里是有疙瘩的，好在卫东街道的造反派组织处事有板有眼，才使她渐渐气顺。现在，全国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混在造反派中的反革命分子被一个个挖出来，对这个形势她感到非常满意，毛主席真英明啊，她想，自己对造反派曾经抱有过的懮虑和担心，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想到了，那只是在引蛇出洞啊。沈天心的家庭出身不算坏，他父亲早逝，母亲一直在做小学教师；不过事情也不那么简单，她知道沈天心的祖母出身于官宦大家，他们家到现在还留有满堂过去的嵌螺钿红木大理石家具；他外祖母解放前参加过反动道会同善社，为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抄过家，天心家一直是住在外祖母家的私房里的，抄家时也受了连带。她对天心有好感，那是因为他是在她眼皮底下长大的，她一贯了解他的个性和为人。群情汹汹搞造反的时候，天心毫无反应，这就使得她对他的好感上升到了信任。天心就是她自己推荐给康小民的，现在，她有责任把沈天心这个人的真相搞清楚。她想起抄家时，她看到一些写了字的本子被掷在抄走的东西里，后来这些东西被送到街道，堆在楼上一个大房间里。于是，她就提议到那个房间里去找找，是否有沈天心所写的东西？究竟写了些什么？结果就找到了一个小日记本，尽管重要的证据不多，但她到底真正看到了一点天心内心的阴暗面。由此推想，他与吴戚反革命集团有关系就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了。人心确实是最不可测的东西，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真有道理啊！她想。不过她并不想直接与沈天心交锋，反正居民会里也有个进入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她乐得让那人去对付。

小房间里坐着七、八个人，其中大多是有点年龄的妇女，她们都以与前大不相同的眼光看着他。她们昨天都去了批斗会现场，眼看他挂着牌子，被凶狠的工纠队员们推上台，站在台上时还被用力摁了几次头。这种事情发生在素不相识者身上跟发生在朝夕相见的人身上，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它会使人产生疑惑与迷茫。她们此刻的眼光里就透露出那种拿不准的不自然神情，而且还夹杂着压抑住的同情，只有那个今天要一试身手的主审人硬板着面孔。

盘问在一种别扭的紧张中开始。

“沈天心，现在，我们责令你老实彻底地交待问题。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一定知道，抗拒交待只是死路一条。反正，昨天批斗会的声势你是看到了的，我们不获全胜是决不会收兵的！”她摆出一副不负居民会重托的样子说。

“我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自学，看过许多资封修的书，受到过一些资封修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我也在认真学毛主席著作，决心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求自己处处按毛主席的教导来做。我想大家对我是有所了解的……”天心温和地说。

主审人“嘿”地一声冷笑。“我们现在对你是有所了解了！我们一直受到你的伪装的欺骗，没有想到你是一个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

天心对此不作一声。
“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吴戚反革命集团的？”
天心仍旧默然。
“你怎么不回答？你不要以为不回答就能蒙混过去！我们都知道你是吴戚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吴府城的红人！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搞过什么反革命活动？”
沈天心眼圈微微发红了，他含着泪但口气十分坚定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心里很乱。假如你们要以这种方式和我谈，我就没什么好说了。我希望你们不要给我添乱。”
“难道我们冤枉你了？”主审人说。“你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可
是铁的事实！”
“我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天心毫不犹豫地说。

主审人看了看手边的一张纸说：“你说资本论罗列的事实是正确的，但所下结论是错误的，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天心对此早有准备，他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这句话是不符合逻辑的。从来都是从正确的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却是错的，这话不通。”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脸上的神情都凝结住了，包括主审人在内。
略顿了一会，主审人赶快接着说：“那你交待和吴府城的来往！”
“我和吴府城只是认识，没什么来往，你们可以去问问，我有没有到街道总指去找过他？”
“那他为什么这样夸奖你？”
“他夸奖我？那我可不知道。”
“戚兵来过你家吗？”
“来过，但次数不多。”
“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只是玩玩。”

盘问就这样变得毫无意思了。但需要指出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有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能够受到象沈天心那样低规格审问的人不多，居民会的家庭妇女们毕竟是心软的。

那天下午沈天心又被送到街道联指办公室，康小民、张平和他谈了话。实际上康小民没说什么，话都是张平对他说的。

“居民会的人说你今天上午态度非常不好，这不行。我们并不要你夸大事实，你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地作出交待。你必须认真深入地进行回忆，把问题全都摊出来，不能有丝毫隐瞒。”

张说了这样的话，同时，他又对看管人员说街道楼上已腾出一个房间，今天就把隔离室搬过来。

沈天心把写交待当作是一次展示文才的机会了，他从自己的简单经历写起，以批判的口吻，写到文化大革命前想要通过刻苦自学，实现成为翻译家的个人理想，为自己找到较好的生活出路。他说他看了很多中外文学书籍，除了中国的一些大文学家之外，外国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魏特曼、泰戈尔等著名作家也在他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平等博爱的思想、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崇高目标的生活道路，都深刻地影响和感染过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认识到，这些资封修的东西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再下去，他就写了些自己“在近几年里是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的强烈主观愿望的”等等这样的话。但在关系到吴戚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他仍然持坚定的否认态度。这样的交待当然一时是过不了关的，所以街道要他再写了几次，但写来写去，无非都是拖延时间而已。其实，街道只是将他关着，并没有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天心由此断定，外面对他的揭发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

母亲让一向有病在家的舅舅一日三餐给他送饭，有时他能够听见舅舅在楼下跟看管队员说话的声音，送来的饭则由看管队员拿到楼上。

几天后，隔离室里来了新伙伴，那是个中等身材，五十多岁，面孔枯黄消瘦的人，但他的五官透出清秀之气，不象是个粗人。天心稍稍移开地板上自己的床褥，让他将床和自己铺成并排。摊好床褥后，他坐在床上解开一个小衣包，翻弄着包中的几件内衣，这时，天心看到他默默掉出了眼泪，眼泪就落在衣包上。

意识到沈天心在看他，他迅即擦了擦眼睛。“贵姓？”他抬头问。
“姓沈。”天心含笑说。
“呵，你就是沈天心，我知道。”他惊喜地瞪大眼睛说。“事情怎样？”他又关切地问。
“问题不大。”天心说。
“可那声势真了得，吓得死人啊。”他又端详着微笑着的沈天心说：“你倒显得很坦然，真的看不出是有什么大问题的人。”
“你贵姓？”天心问。
“姓谢，叫谢瑞棠，拥军居民会的。”
“为什么事？”
他长叹一声说：“说来话长啊……”

抗日战争初期，老谢是上海一名中学毕业生，父亲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份招收中学文化程度年轻职员的广告，就去报了名。经过遴选之后，招工者将几个被录用的青年人带到了江苏某地农村，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来到的地方是新四军在江苏的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后，他很快受到器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不仅入了党，还从开始时的宣传文书升到了特委书记。不过当时新四军流动性很大，驻地并不固定，地方政权也不是具有稳定地盘的机构，特委书记一职似乎并不象后来那样显得十分重要。

他那时对生活的艰苦倒不是很在乎，因为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无分职位高低，大家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他只是放心不下身在上海的母亲。他曾在工作空闲时请假回上海去探望过几次。有次上级派他到上海郊区某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是化妆成大商行的小老板，戴着铜盆帽，穿着考究的长衫去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就顺便到上海市内去看望母亲。谁知事出凑巧，他到家时母亲正重病在床，气息奄奄。他不顾一切，将母亲送进医院，直到母亲转危为安，不会再有意外时才离沪返队。他的返队时间比预定晚了四天，这件事在他自己看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在部队看却是一次严重的违纪，而且是无法说清楚的，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受到禁闭处分。他的禁闭是由谭政林的警卫班执行的，谭政林还跟他谈过几次话，一段时间里，谭政林的警卫班到什么地方，他就被带到什么地方。也许是出于轻率的书生意气，也许是出于对艰苦生活的厌倦，也许是出于对老母的拳拳眷顾之心，他在禁闭期内就产生了离队的想法。到禁闭解除，让他重新再做文书工作时，他的去意就变得非常坚定了。他寻机回到上海，不久就到上海伪政府所属的一个部门做小公务员。抗战胜利后，他进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最后升任编辑。解放后，他所在的出版社并入上海美术出版社，他那时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妻子品貌端庄，十分温文贤淑。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命运之途上已潜伏着历史问题的隐患。53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将他们全家迁至青海一家印刷厂，名义上是支援内地建设，实质是政治性流放。青海是自然条件十分酷烈的内陆高原省份，东部沿海诸省的许多重罪犯就是被送到青海的劳改营进行改造的，这些罪犯往往刑期很长，一出阳关，生还之望就极为渺茫了。老谢本人乃一介文弱书生，妻子更是习惯于柔风细雨的江南女子，加上孩子年幼，后来又添了新的孩子，所以一家人实在无法适应青海的严峻生活，到后来弄得人人罹病，妻子几乎到了命若游丝，危在旦夕的境地。在万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咬着牙发狠退职，回到妻子老家关城。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职”就是一个人生家性命的全部，“职”所在的单位就是一个人生老病死的唯一依托，退了职的人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得到新职了，因此可以想见老谢一家此举所冒的天大风险。好在按照那时的规定，他们两人退职可以拿到近万元退职金，加上平时稿费之类的积攒有七千多元，手上一共有一万七千元。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万七千元已绝非小数，他们之所以敢于退职，这笔款子无疑是一股支撑力。他们在关城安家之后，就购置了一台弹棉机，一台针织机，开始在家里承揽零星加工活计，以免坐吃山空。生意清淡时，谢本人还挑副小担子出去做卖水果的小生意，挣点零钱。他对沈天心说：“我有时想买点小笼包子之类的点心吃，可我不忍心拿家里的钱，做小生意挣到点钱，就自己买点吃的，还给家里带点。”他们一家五口（三个孩子）就这样度过了这些年。虽然辛苦，但总算是平平安安度过来的。到此时，那笔积蓄还剩下七千元。“这笔钱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啊，”老谢对天心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一直心惊肉跳，唯恐保不住这笔钱，可一直不敢将钱完全从银行拿出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来，我确实是越来越害怕了，批斗吴戚反革命集团的场面我连看都不敢看。我满心想的只是如何保住最后这点钱。前天，我终于下了大决心，将钱全部从银行取出。我是发了昏了，竟然会做出这么件蠢事！我前脚把钱取走，银行后脚就给街道打了电话，我一次提取这么大的款项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我的历史问题早在派出所里放着，现在老账新账又要一起算了。你看，这不是我自已找的吗？我真是害人啊，我把家里人害苦了……”

沈天心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一次提取七千元钱，这本身并不能算作什么犯罪；至于历史问题，应该是早有结论的，就这么些事，都明摆着，翻出来批一批，斗一斗，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用不到过分害怕。

“昨天居民会斗我时，给我挂上了‘叛徒、汉奸、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说着老谢的眼眶就发红了。
“你离队后有没有出卖党组织的行为？”沈天心问。
“当然没有，在上海根本没人知道我是共产党，那时候不比现在，只要自己不说，人家永远不会知道。”
“这样的话就只能算作脱党，叛徒的罪名敲不实的。”天心分析道。
“是啊，我的档案结论就是脱党……”
“揪斗时牌子上写的名目并不是最后的定性，不必过分放在心上。”天心又说。
“是的，是的，你说得对……”稍停了一会，谢又沮丧地说：“他们把我家的钱拿走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沈天心问：“你看钱会还给我们吗？”

“我看最后会还的，没有理由没收你们这点活命钱嘛，不过，你不能性急，暂时不要去想这件事，让它过一段时间。”天心笑了笑又说：“你看这儿，不是很舒服吗？与外界隔绝一些时候，让自己静静心，这样的机会是难得的。”

谢也露出了笑容。“啊，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上你！我来关城后从没有一个朋友，人家不会来和我这样的人交往，我自己也不愿意去结交准。可跟你，简直一见如故，真是有缘有幸啊……”

由于隔离室里有了两个人，第二天一早，男待业青年，个子小小的、浑身透出一股邪劲的看管队长就风风火火撞门进来。

“起来，起来！”他冲着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的老谢凶神恶煞般嚷嚷。“你也起来。”他又对沈天心补了一句。

“把红宝书拿出来，现在我带领你们早请罪！”他说。
原来如此，正不知何故的天心放下心来。
“啊呀，我没带红宝书……”老谢吃惊地说。
“哼！”看管队长狠狠瞪了老谢一眼，马上转身出去拿了一本进来。
“中饭时写个条子叫你儿子拿一本来！”他边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递给老谢边说。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老谢感激地连声说。

看管队长让他们俩面对一侧板壁上的毛主席画像站着，一本正经举起自己手里的红宝书，领着他们大声念了两段语录。

语录读好后，他又大吼道：“向毛主席请罪！……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鞠好躬后，他又大声责令他们彻底交待问题，但他的目光是回避沈天心的。
他出去时重重将房门关上，老谢看着沈天心问：“你一个人时也这样？”
“我没有受到过这种优待，今天是第一次，那是因为来了你这个大人物的缘故。”天心笑着说。

老谢也被逗笑了。“嗳，那小伙子怎样？怪凶的。”稍停后，老谢有点担心地问。

“这种无知无识的小青年要是受到怂恿，那就什么坏事都会干出来的。不过在卫东街道，他们还不至乱来，有人管着他们。”天心说。
“你没有挨过打吧？”
“没有。”
“呵，那就好……我原来很怕，我只知道被揪出来的人随时都会挨打，象我这样的身体可经不起啊。”老谢不禁松了口气。
“不过，也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街道管不住了，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尽管眼下还看不出这种迹象。”沈天心不想让老谢始终抱有乐观的想法。

“是的，是的，”老谢连声说，他深情地凝视着沈天心，又叹息着说：“唉，你真不简单，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能耐。我胆小惯了……”

“不要怕，再说怕也没用，只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

“对，对，反正听天由命吧……”老谢似有所悟地说。

“更确切地说是顺其自然。”沈天心纠正他说。“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你害怕也是很自然的事，你与我不同，你肩上挑着家庭的重担。”

“对，对，你说得太好了，我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为家人们害怕啊，一直如此。”说着他的眼眶又红了。

“你是个重感情，重责任的人，我可以想象，你们家虽然生活艰苦点，但充满了温情。”沈天心说。

“你从那里看出的？”老谢显出饶有兴趣的神情问。

“昨天你解开衣包时，我看你掉泪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沈天心有把握地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两人从没讲过一句重话。”他动容地说。

中餐前，老谢向天心借了纸笔，给送饭的儿子写了张条子：“良驹：请叫妈妈给我一本毛主席语录，再给我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良驹是我们的大儿子，我不让他去造反。孩子还听话，一直呆在家里。”老谢抬头对沈天心说。

天心看到老谢写得一手好字，再看看他那憔悴萎黄的消瘦脸容，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深切的惋惜之情。要是他一直能够在美术出版社做编辑，那就好了。他不适宜于做革命家，但他明显具有从事文化工作的能力，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儿，本来可以生活得非常幸福；阻断他的事业，从根本上破坏他的幸福，这怎么说都是残酷的，毫无道理的。

沈天心和老谢一起呆了三个多月，直至自己解除隔离。这期间隔离室里还有过另外几个关押时间不那么长的人进来又出去，有其他人在身边时，深入的谈话有所不便，但在他们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心心相通的互信关系。老谢看到隔离室里除了早晚两次请罪之外，别无其它难以忍受的对待，再加上沈天心对他的感染，心也就慢慢宽缓下来了。两人单独相处时，他们的谈话有时甚至深入到时局的核心部位。除了已经说过的担心之外，老谢还有一个最大的懮心之处，那就是三个孩子的未来。他的大儿子此时早到该上大学或就业的年龄，按照他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心愿望，下面两个小的当然也应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可是，这一切眼下却成了根本无法实现的奢望和梦想。

“阿沈，孩子都抛荒了。”老谢有次叹息着说，他早已亲切地称天心为阿沈了。“在家里，眼看孩子们的大好时光一天一天白白地过去，我心里比什么都难受，可又不能多讲，因为我知道，大孩子心里已经够苦闷了……”稍停后他又说：“阿沈，跟你说说不要紧，我心里时常会生出一个妄念：要是遇上一个能告诉我这种局面到底会维持多久的人，那就好了……”

“这不是妄念，而是屈原天问式的发问，能够作此发问的人本身已经是能人了。”沈天心说。

“我不行，这可不是假话。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无望了。老实说，我们虽然年龄相差一大截，可我相信你，并不断得到来自你的精神力量。”老谢诚挚地说。

“我心里也常作天问式的发问，我还经常做一个情景大致相同的梦，我梦见自己在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黑暗隧道里急切地摸索，拼命往前走，攀高爬低，抑制怦怦的心跳往前走。”沈天心说。

“结果怎样？”老谢兴趣浓厚地问。

“这个梦我做了无数次，每次都是在黑暗中醒来，人还在那个漫无尽头的隧道里。只有一次，我在梦中攒行了很久之后见到了圆圆的发出亮光的隧道口。我赶快向隧道口奔去，令我无限惊喜的是，在隧道口的前方，离地面低低的空中悬着一轮鲜红的太阳，那太阳离我很近，就象一张大圆桌子那么大，它通红灿亮，但并不灼热与眩目。可惜见到太阳的梦就这一次，其它的都是黑暗与失望。我不知道那些梦向我预示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一种预示是正确的。”沈天心一口气说了那些话。

老谢听得入了神。“呵，说得太好了！”他惊奇地说。“我希望那黑暗与失望是我，而你却见到了太阳。”
沈天心笑了笑，尔后又正色说：“不管最后能否见到太阳，我们都要坚定地摸索着在隧道里走下去。”

隔离室里还发生过一些趣事。被关押的人一般都具有良好的胃口，天心的母亲看到每次送去的饭菜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所以就不断逐渐地加量，但仍然每次都点滴无剩。老谢说他平时总喜欢在街上买些点心吃的，真想吃点什么，但又不忍心向家里要。一天，舅舅用小铝锅送来一满锅面，上面还有大块的红烧肉和两个酱煨蛋。天心吃惊之余，猛然想到这天是他的生日，母亲是在给他做生日呢！他心里一阵热乎之后，就请老谢和他分吃。老谢起先还想推辞，但听沈天心说今天是他生日，有自己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意义非同寻常，就知道没法推了，而且他也确实想吃那锅色艳香浓的肉蛋面。

“这不只是一锅面，这是一位母亲的爱和苦心啊。”两人高高兴兴吃完后，老谢感慨地说。

进入寒冬后的一天夜里，全城统一进行了一次清除流民的大行动，尽管天这么冷，露宿桥洞街角的无家可归者还是不少。抓到的人一般都经过审问，或送看守所，或送遣送站。有个模样怪异的老头身体伛成一张弓，皱纹密布的脸乌黑乌黑，两只眼睛尤如一片乌黑之中的两个黑色的亮点，而且此人前言不搭后语，一问三不知，叫人无法认为他的心智是健全的。派出所一时不知道将他往哪儿送，于是权且在本街道隔离室寄放一夜。那老头动作迟缓，却又神情镇定地在沈天心床铺一侧的空地板上坐下去，然后将身子挨靠着板壁。他身上所穿的同样也是乌黑的衣衫极为单薄，他打量着房间，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沈天心也在打量着他，尽管老头并不抖索，天心却不自禁地为他感到寒冷。此时，天心自己盖着两条被，于是他将面上一条掀起来，掷给了老头。老头并不言谢，也不推辞。他拥被坐了一会，目光灼灼地看着沈天心说：“你是个大官。”天心笑笑说：“不，我不是官，是普通老百姓。”老头断然摇摇头说：“你在骗我，我看得出来，你是大官。”

那老头第二天走后，给隔离室留下了大患。沈天心不久便发现自己身上长了虱子，后来，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得扒下内衣，把每条衣缝都搜寻个遍，如果找到了蠕动的虱子，就用手指将其掐死。这种情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有过生动的描述，只是王胡和阿Q是此道的行家，能将虱子放进嘴里发出毕剥的响声而已。

此事使老谢大为感动。“阿沈，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老实说，这事我就办不到。”老头刚离开，他就按捺不住地说。

“你只有一条被，而我有两条，这就将我逼入了别无选择的绝境。”天心笑着说。

“唉，人心不灭啊……”他浩叹着说。

在整个隔离期内，上面并未向沈天心进一步加压和盘问，无意义的交待和检查后来也不写了。沈天心心里已经非常有把握，自己的问题不会有大的起伏了。他只是不知道究竟要将自己关到何时，或许要到吴戚反革命集团案全部结束吧，那样就可能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所以他也不急于盼着要出去。他吃得下，睡得着，简直就在养身体。老谢有次说：“阿沈，我看，你身体有点弱。”天心说：“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不是很好吗？”老谢说：“你尿频，这是体弱的表证。”隔离室里是放着一只尿桶的，沈天心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老谢大概说得不错。前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尿里有大量乳白色悬浮物，而且胃部时有紧缩感，他自已认为这是长年在家，出路无着，精神上长期受到压抑造成的身体反应，是心病，而不是真正的病症。加上他不愿给母亲增加压力，所以他从来不想要去医院，甚至从来不放在嘴上说的。关在隔离室里，他反而觉得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之感全都消失了。说来奇怪，连年轻人不可避免的性骚动似乎也被隔离室那上锁的门远远关在外面了。

69年元旦已过，有一天，沈天心被叫了出去。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一个身体壮实的解放军军官，没有任何其他人。沈天心一进门就处在他那凌厉的逼视之下。当时，关城县设有解放军的支左办公室，军队实际上是地方政权的主宰。

“你就是沈天心？”天心在他对面坐下后他问。

“是的。”天心看着他平和地回答，但他心里知道今天可非同往常了。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军人仍然逼视着他，傲慢而又冰冷地问。
沈天心不答。

“你在隔离三个多月里什么也没有交待，我忍无可忍了！”他提高声音代天心作了回答。

沈天心还是默然。

“不要以为你不交待我们就不知道，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清楚。你是有点学问的，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吧。你和吴府城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只是认识，并无多大来往。”沈天心平静地说。

“按你这种态度，我们早该将你交给群众了！”文化大革命中，交给群众一词是施行暴力的代用语。“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将你交给群众？我们是考虑到你的身体，对你加以一定的照顾。交给群众，你这样的身体能受得了？可是，我们的照顾和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假如你继续坚持对抗态度，拒不交待实质性问题，那我们只好将你交给群众了……”

他看沈天心不吭声，又继续往下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得写出能使我们满意的交待来。你就交待下列三个问题：第一、和吴府城、戚兵以及其他吴戚集团成员所搞的反革命活动，详详细细地交待，一个细节都不准遗漏。第二、揭发你所认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言行；第三，彻底交待你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想。三天后，我来取。那时我会作出决定，是否将你交给群众。你回去吧，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解放军军官的来到标志着沈天心的问题已经逸出卫东街道的控制范围，无论哪个街道一级的人都已经没有能力对他有所袒护了。但是，沈天心心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假如上面的当权者决心将他交给群众，那末，无论他按他们的要求作出多少交待，最终必定还是免不了要交给群众。这里的逻辑是最明确不过的：一次交待，他们说不充分；再交待，他们还是说不充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待下去，到最后总归要到达这一点：交待者实在没法再作什么交待了，而当权者却仍然对结果不满。于是，交给群众，希望以极端方式继续迫使交待者向深层挖掘。这个结局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无论把问题搞得多大，多么不可收拾。所以，解放军军官的来到反而使沈天心下定了铁的决心，既然总要退到一条不可再退的防线，那就不如坚守第一条防线，还是让迟早要发生的事早些发生吧！

沈天心回隔离室时脸容严峻，老谢懮心忡忡地问：“怎么样？”

沈天心无所谓地说：“还不是老一套，让它去。”

两人不再说什么话，沈天心只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养神。两天里，他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躺着，横着一条心什么也没写。到第三天，他用大大的钢笔字写了一张纸：
“文化大革命前，我看过许多资封修的书，受到过资封修思想的严重影响。但近几年来，我是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强烈主观愿望的，我一直只想做好事，从来不想做任何坏事。”

把那张纸塞到枕头下后，他又继续仰面闭目躺在床上，他身体一动不动，就象死了一样。老谢知道，他必定遇上了大难题，心里充满了担心和同情，但他没法给他任何安慰，而且看到他明显不想说什么话。
第四天早上，张平开门招呼沈天心出去，沈天心来到他跟前，他就问：“交待写好了吗？”

沈天心不说一句话，返身回到床边，从枕头底下取出那张纸，到门外交给张。张将纸拿在手里，瞪大的眼睛显出惊讶。他看了看纸上写的东西，又抬头看着沈天心。“那怎么行？”他自语似地问道。

沈天心不答，脸上毫无表情。

“那只好交给群众了。”张说。

“随便！”沈天心斩钉截铁说了这么一句就转身回进隔离室。

张平拿着纸走了。老谢几乎象要哭出来似地说：“呵，阿沈，我真为你担心死了……”

几年前，因为母亲将偷叼了饭桌上半条鱼的花猫狠狠打了一顿，天心竟然和母亲吵了一架。邻居一个混账男人经常痛打自己亲生的年幼女儿，天心曾多次隔着窗户喝令他住手。他对暴力行为具有天生的极度厌恶和反感。他无法想象，二战中的纳粹军人、侵华日军、前国民党特工，以及受到毛泽东煽动的红卫兵，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体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是在一种什么力量的驱使下进行的。他也无法想象，要是这种暴行落到他自己身上，他会有怎样的感觉。只要稍为想象一下这种对人施加的兽行，他身上就会浮起鸡皮疙瘩，心会因为恐惧而发出颤抖。但是，在面临严峻考验的此刻，他却压根儿没有去作这种想象。他只知道非此不可，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等待无可逃避的局面的来到。

两天之后，他被叫出隔离室。看管队员给他脖子上套好大纸板牌子，让他在一间办公室等待。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沈天心坐在那儿，听着外面不断有人匆匆忙忙走来走去，互相招呼和讯问，看上去象是准备参加批斗会。这时，康小民进来了。“到百货公司楼上开批斗会。”他向沈天心挤了挤眼睛，轻声说，随即就出去了。他是特为来给天心打招呼，让他放心的。

关城县百货公司是位于关城中心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场，它成弧形占据了整个面向城中大桥桥脚和三条城中大街所形成的交汇口的宽阔街面。商场是二层楼，二层朝街一面，建有一个由底层长长的弧形雨廊所支承的平台，在那个平台上开批斗会，下面可聚集上万观众。

平台前架着几张竹梯，沈天心他们到场时，平台前缘已经站了不少挂牌者，在他们身后是大批工纠队员。下面，还有几个挂牌的人正在攀梯子上去，前面的街心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沈天心当然上不了竹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被人提上去的。这次批斗，他连那些声讨者究竟在说些什么都无心去听。他唯一存有鲜明记忆的的是，当他在平台前缘站好之后不一会，张平书记特为过来，叫人将他的站立位置往后退一步。张是个有心人，他怕沈天心失足掉到下面去。

那天，沈天心的邻居去看批斗的人很多，他们对天心经受这么大规模批斗的想象和天心本人的实际感受有着云泥之别。他们回来后谁也不敢对天心的母亲说些什么，但母亲是知道的，她在默默地流泪，但也不让人看见。

沈天心是有理由感到高兴的，如果这场批斗就算是交给群众，那无疑是规格最低，最容易接受的一种，尽管看上去声势浩大。

老谢看到沈天心回来时脸上又露出笑意，心中的沉重石头一下子掉落了。
新年前的一天，沈天心突然得到解除隔离的通知。由于事出意外，而且进来通知的看管队员在隔离室里等着和他一起离开，所以他与老谢连告别的话都没说。他最后走出隔离室前向老谢点头示意时，他看到老谢脸上显出茫然和痛苦的神色。

康小民知道造反派当权已来日无多，故在沈天心解除隔离前不久，赶快抓住机会离开街道联指，进关城一家国营大绸厂当工人去了。他只是去当工人，但由民办小学跳到国营大厂，在那时也算得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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