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醉鬼在流亡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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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7日讯】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么归来?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1

我坐在位于顶楼的栖身处。在书架下面,我拎着小半瓶酒,边喝,边吹一段箫,仿佛这是个将要倒闭的酒馆。头上竖着我姐姐和爸爸的照片,他们于1988年5月24日和2002年10月7日先后死去。接着,宋玉走了,而10年前,我出狱不久,阿霞走了。这怎么回事呢?逝者留下来,而活人都走了。

我迟早会撞进照片,与姐和爸呆一块。人生,家,吹一段箫就完了。

我拉开背包,习惯性地把脏衣服﹑皱稿纸﹑录音机﹑书和药,还有一块压碎的方便面倒地上,站起来,在酒和颈椎病造成的汪汪耳鸣中晃荡着,我抬膝盖顶开卧室门,一头扎上床。太倦了,这床对于一个在外面野了大半年的两脚兽来说,太宽了。每一对新婚夫妻都这样,做床的时候,唯恐不够宽;当某一天人去楼空,连档头都蒙一层薄灰之际,你才知道,人仅仅需要一块棺材那么狭长的板。

路也如此,看着很宽,其实能盖上脚印的也就棺材那么狭长的一条。

就这样昏睡,就这样在半夜饿醒。我爬起来,把压碎的方便面干吃下去,然后拧开龙头放锈水。我等着,直到哗哗水流中响起宋玉铃铛一般透的笑声。我又烦又辛酸,20年前写过的诗句蓦然蹦出脑海:

你临死还保持着醉鬼的模样,

但你的心底乞求着饶恕。

我爱你,就因为你表里不一……

剩下的忘了。也许再过10年,当我记起宋玉的时候,也会同这诗句一样,残缺不全。“警察敲门了。”她总是这么开玩笑;而在一个隆冬的凌晨,我和她正相拥着蜷在被窝里,警察就真敲门了。足足五分钟,还伴有凄厉的电话铃响。

必须赤条条地起来,穿衣服,然后在墨一样浓的夜色里跟他们走。已经多少次了?周围的陌生人都竖着领口,象西方的二战电影,我夹在中间走向一辆地堡一般的小轿车。天边还闪着星星,路灯下,我似乎在银河里梦游,裤腿划动叮叮当当的风——这一场景,也可以切换成刘晓波或王力雄,杜导斌或欧阳懿,1957年的刘宾雁或1955年的胡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有逮捕吧?地老天荒的尧舜时代就兴政治罪吧?

1996,刘晓波被判劳教3年。我在《证词》里写道:

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电话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

我们已脆弱得经不起重逢。晓波不久前偷了我视为珍宝的《哈维尔文集》,他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气我,说他正在拜读“无权势者的权力”,这个标题却成了目前他本人的写照。他笑得挺流氓,像住在我隔壁的失脚少年,真想赶过去揍他。但愿这种报复的念头一直持续到三年,三个月或三天之后,那样会少一些重逢的苍桑感。

上帝保佑这一稿不落在安全机关手里。多事之秋,写作就是制造罪证。

毕竟不是在毛时代。大多数人还能回来。我回来一次出一次门,在世上的圈子越兜越大。老婆没了,男人的家就绑在腿上。

2

姐姐死的那年,我曾送她上火车,站内水泄不通。检票时,她从我肩上拽过包,还两手各牵一孩子;她喊了声“二毛,我去了”,就永远湮灭在人潮中。12年后,我陪护患了绝症的爸爸,最初,还能勉强说话,爸爸就在一个接一个不眠之夜里,微微呻吟着,提起江西鄱阳湖畔。抗战时他曾流亡到那儿,后来与妈妈和外婆相遇,彼此认了老乡。

他一再说要故地重游,不料一撒手就成永恒的遗憾。午夜过了,我为他抹下眼皮,并伸手进嘴,顶牢他的假牙。我、妹妹和哥哥跟在收尸人的左右送他下医院电梯。去太平间的路要走10分钟,秋月如勾,地面的树影和人影都摇曳着。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逮捕。爸爸的灵魂从手推车上坐起来,忽前忽后地飘,他的腰眼却插着一支乌黑的枪管。

六四屠城当夜,我在《大屠杀》里哀叫:“汉人已经没有家了!”一语成咒,我在这块大地上当真没有家了。我已经结过两次婚,宋玉和阿霞,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但是我留不住。我一次次重建家园,却一次次面对残垣断壁。我这条狗,被撵出家门,把箫吹得跟狗吠一般。我在地上奔,爸和姐,你们却在天上走,象风,忽急忽缓,若有若无。

心跳如鼓点,我吟道:

你临死还保持着醉鬼的模样,

但你的心底乞求着饶恕。

我爱你,就因为你表里不一……

3

还是残缺不全。应该把这被狗啃过的诗句,题献给流亡了10年以上的刘宾雁,郑义和黄河清,可不知他们喝酒是否有节制?刘宾雁是我们父子两代的偶像,他的《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就是爸爸读后,命令儿子一定要读的。1984还是1985?记忆已经含混了。大约是夏秋之交,刘宾雁来成都,在市人民文化宫礼堂演讲。崇拜者如排山倒海,待我赶去,窗户上、树叉上都爬满了人。我仗着年轻力壮,从10米开外的人墙朝里硬钻,好不容易拢门口,却见五六个“红袖章”把守。我被拦住要票,我说没票,于是就吵嚷起来。礼堂内起了两次掌声,连窗户上的人都喝起彩来,我急了,就骂道:“刘宾雁又不是你们家的,老子看一眼又咋个?”不料话音未落,就被一掌拍出两米远。

群众一起哄,我竟恼羞成怒,从地下寻了块板砖,嗷地一声撞了过去。刚要横着把砖砸出,却叫出门透气的右派诗人孙静轩瞅见,急忙大吼:“小廖,你干啥?!”

我悻悻地垂下手臂,气喘得呼哧呼哧。孙静轩过来拿下砖头,轻声说了句“象我年轻的时候”,就牵起我对“红袖章”说:“这是现代派诗人廖亦武,让他进去吧。”

“红袖章”们恭敬地让开道,我趾高气扬地跟着老头子入场。礼堂内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肩靠肩地站满了人。我一头脏汗,被那种肃穆的气氛所镇慑,就只好站在后排,从脑袋缝里欣赏了一下我的偶像。

原以为他是一头雄狮,会时时发出令贪官污吏颤栗的吼叫,不料他坐在讲桌后,慢条斯理地讲话,笑得挺慈祥。那天的演讲内容我已淡忘,只依稀记得他说“官司几年都打不完”,还有“说真话的病,22年右派生涯都没治得好,看来是遗传,我父亲就不会来事”。

我远远地望着这个被老百姓称作“刘青天”的作家,眼珠子都瞪酸了——这是命,几年后,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去了。

2002年,刘宾雁和郑义为我和王力雄颁奖,康正果把整个过程拍摄了寄回。我看一遍,再拿去与孙静轩一道看。我想的是流亡者不会老去,而老头子说:“刘宾雁还不知道你的板砖故事呢。”

大约一年后,孙静轩因肺癌逝世。他70出头,代表作是《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和《告别20世纪》。

4

你临死还保持着醉鬼的模样,

但你的心底乞求着饶恕。

我爱你,就因为你表里不一……

孙静轩从不喝酒,但烟抽得厉害,他经常把着我的手看掌纹,把我的命说成是他的遗传。刘宾雁喝酒吗?在流亡途中的80岁的老头会借酒浇愁吗?我在云南丽江曾碰见一个80岁的美国老头,戴一顶清朝的花翎官帽,每晚坐在小桥流水边,一瓶接一瓶灌啤酒。他孤零零的,一句中国话也不会。有一次,我通过翻译了解到,他是二战老兵,虽然在异国他乡滥酒,却不忘国事,天天骂小布什。

我曾领着这洋老头去火塘。中心是木炭火坑,四周黑咕隆咚坐了一圈游客。我边吹箫,边跺脚。所谓吹,就是卜卜吐气,直到竹管受不了,就呵呵长啸开来。火塘主人李泽洪,一个黑脸厚嘴皮的贵州人,自称是黄翔的学生,以马蹄般激烈的吉他声与我应和。我们的灵魂在火舌上击掌、交谈。他那双手啊,戴着火的金戒指,扑闪扑闪的。我满鼻孔酒气,与洋老头干杯,与刚进来的以色列人干杯。这个以色列人接过老李的吉他,先正弹,后又枕在脑后反弹。他唱了一支希伯莱语的古歌,随行的中国女孩蹩脚地翻译说,这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流传过。意思是“虽然我们会死去,但是我们还会活下去”。

大伙都懂了,知道一批批犹太人就是唱着这支古歌,像被剥得赤条条的游牧者,宿命地走向毒气室。于是大伙也跟着哼,先很别扭,只有一两人敢出声,稍后,胆就大了。曲调一遍又一遍反复,终于,在场的人都加入了。箫和吉他纠缠着,精灵一般在哼唱中穿行。那个夜晚,天南海北的人都唱这歌,流着泪,各想各的心事。跑调或不跑调都动人。虽然当太阳升起,我们就会回到世俗里,各走各的路。谁能再分辩出那些曾醉歪过的脸?

这世界是个大客栈,我们每个人都是旅客,你在家里坐着,其实也是在路上走。告诉我,80岁的刘宾雁,50多岁的郑义,60出头的康正果﹑黄翔和黄河清,你们今晚喝酒了吗?我就两杯啤酒的量,但我算敢喝敢颠,经常是不喝头脑也不清醒——但愿大家别活得太清醒。

流亡者永远不需要清醒。

5

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么归来?

情敌已老,看门狗目光呆滞

你疲惫的琴声对谁倾诉?

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

请问周游世界的过客

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

2004年9月 成都

转载《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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