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成容采访报导）吴葆璋先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曾是新华社驻巴黎记者，89年因不满中共杀害无辜百姓而辞职，后受聘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直至退休。他的记者生涯经历两种制度，独裁和民主，他表示中共搞统战，特别是在海外搞宣传统战这一套，包括许多中外人士都没有看清它的实质：把海外独立媒体变成中共的喉舌。
记者：中共在海外对媒体搞统战，具体是怎么回事？
吴先生：这件事情在海外有了很多披露，但我能告诉你的是，让我感到很吃惊的是，前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跨部委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对外文宣的工作，在这看的很清楚，除了一些宣教以外，还有一些组织的措施。所针对的对象是各大机构的电台，广播，报纸，也就是做这里边的人的工作，想通过各种关系影响这里边的报导方针，使他们能够把中共所需要的东西报导出去，把中共所不需要的东西不报导或少报导出去，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努力。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海外的媒体，只要有一点独立性，就是他们所针对的目标。
记者：您能举一些具体例子吗？
吴先生：2000年我被中国驻巴黎参赞叫去，说要和我喝咖啡。我去了咖啡店发现他来的时候带一个大口袋来。开宗明义，他上来就讲，吴先生，我现在要和你谈法轮功的问题。就是在你所领导的法广不要再报导法轮功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邪教，我给你带来一大堆材料。我才明白他那个口袋是他们印的小册子，录影带，CD。 我说，第一，你别忘了我们谈话的地方是法国，不是中国。第二，我所领导的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法轮功的事情，没有经过任何独立的媒体调查，你们把他打成邪教，我们就跟着你们说他是邪教吗？这是不可能的。法轮功的事情被你们弄得政治化了，而且国际化了，我认识的人，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我这个法广有点象个小联合国。各国人都有。他们不一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一听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都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人所不能共耻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让我不报导法轮功，我是失职的。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我是不能不报导法轮功的。
另外，我的广播是对华广播的，法轮功这么多学员，无故受到了这样迫害，他们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在国外仍然受到各种干扰和迫害，他们在国内的亲友一定想知道在国外的法轮功亲友的情况，国外的亲友也一定想知道在国内的法轮功亲友的情况，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希望你们能从新审视一下法轮功，特别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官员，应该如实的把国外舆论和国外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真实情况报告回去，不要按领导意图做报告。
我想我这段经历，在英国，在美国，在德国，只是中国官方在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在对外宣传上，在搞统战上的一个例子而已。他们这方面工作是大量的。比如在全世界外交部网站上，只有在中国网站上开辟了反对法轮功专栏。这件事情让曾是外交部的人感到好笑，这件事情和外交有什么关系。他们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一个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想让你接受他们的观点，不只是说服你，而且用各种办法诱导你，控制你，威胁你。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工作。有记者问我，中共的特派人员已经打入了海外的媒体机构，你了解不了解这样的情况？我的回答是，我呢没有证据来说明谁是派进的人员，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中共当局是不会放过你们这样有影响的国际媒体的。这点是绝对肯定。
记者：前段时间，中共国内国外重炒自焚，把美联社又请到国内，后来美联社就出了一篇和中共口径一样的文章，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吴先生：关于自焚，有个最简单的问题。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如果需要了解真相，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多家的，独立自主的媒体自主地进行调查，才能得出结论。你不能说在我家发生一件事情，我做一个调查，然后得出结论，这是非常荒唐的。任何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觉得这里面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的。所以他们坚持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继续诋毁法轮功。我始终认为法轮功是提倡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运动，不是什么邪教。因为我见过邪教，在中国的农村，在法国，我都见过。这种邪教是藏在小角落里，不见人的活动，搞这个东西。法轮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法轮功被禁止以前，多少个中国的官方媒体，电视台，用多么洪亮的声音说出“法轮大法”这四个字，怎么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邪教？我知道他们曾到天安门去，为了争取一点活动的空间请愿，那么这样的活动触怒了中国官方，它就要制造出一个罪名，说你是邪教。还到处告你，和外国人说你是邪教。这等于它们自己把法轮功的事情推到了国际舞台上。适得其反。国际上，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些法国的国会议员，无论左派，右派，他们都有人强烈的反对镇压法轮功。认为不管是一种信仰，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不能这样做。即使是一个邪教，也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也就是通过真正的法律程式，法律传讯，到法庭打官司这样来解决。不是半夜把人抓去，弄到牢里，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中世纪的做法。所以很多国际有志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中共所宣传的法轮功是一种x教只不过是罗织的罪名。正像它们几十年来罗织了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人，反革命叛乱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它们一定时期就要制造一批政治上不可接触的人，制造这么一个阶层，通过打击这个阶层，实现它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次又一次制造阶级敌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它们这个做法，像赵紫阳这样的人他们都明白了，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谈不上民主和法制。它们说我们现在有法制啊，你有什么法制啊？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法律就是法制，那秦始皇那个时代早就有了法律了，秦汉时期中国就是法制国家了，是吧？所以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点上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最危险的，它们还坚持这样一个教条，用这样一个宣教，来镇压它们认为任何不顺眼的人，任何它自己认为不愿意跟着走的力量。企图以这个东西来制造一种假像的稳定，就是把这种稳定建立在多少人无辜死亡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下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事情。有很多人，我认识的国际人士中，已经明白了，对法轮功的指责就像当年对右派的指责一样，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中共政权制造的又一次政治斗争。
记者：英国BBC前段时间搞了一个中国周，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吴先生：现在西方有些记者，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记者，他有一种迷思。他就认为在中共体制下仍然可以进去做一些甚至中共不大喜欢的事情。因为开放改革了，或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中国周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所有的即使用英文进行的敏感一点的题目都被中共取消了，都发不出去。从这意义上，我不知道BBC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要在中国创自己的牌子呢？还是要真正为中国和世界的听众更好的了解中国做一点贡献呢？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所怀疑的。因为如果真正想客观深入报导中国会有其他办法的，用这样一种秀的办法，我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看，不知道这要花多少纳税人的钱，而这些钱是不是花的太冤枉了一点？
记者：BBC它有个节目叫《问答时间》。这次他们在上海做的，中国观众是看不到，都是在国外播放，用英文。对这样一个节目，您怎么看？让一些中国人的觉得，BBC 也可以在我们中国自由做节目了，中国也有观众说中国十年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吴先生：是的。中共接受BBC 去做这个东西，目的很简单。就想在它开放改革的脸孔上再加一道好看的油彩。向世人说，你看我开放了，我改革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实质上他们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对所有的节目进行非常缜密的审查，只有他们通过，即使是用英文讲的东西，他们通过的东西才能过。他们通过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歌颂开放改革，歌颂世界贸易，歌颂中国GDP又上了多少，中国的文明有多么伟大，让人明白或不明白这样伟大的文明是不是就是共产党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双方都有需要。西方记者的迷思给我的感觉是要向统战高手的中共玩一点统战，我是从好的意思上理解BBC的动作。但是中共正好把球接过来，在自己脸孔上再加一道开放改革的油彩，仅此而已。
记者：另外，中共在海外限制它不喜欢的媒体，像大纪元，新唐人这些讲真话的媒体，它们都用什么样的手段呢？
吴先生：它把媒体拿去划一下类，分个左中右。左派，尽量提供新华社的新闻，在采访上给以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搞一些时髦的独家的东西，就是从业务到技术安排上给以充分的照顾。中间派的报纸，它们采取拉拢的做法。请你吃吃饭，谈谈话，给你提出要求，有些事情是不是不要报了，应该反击啊，做这种事情。对立场坚定，非常独立不愿受控制的媒体，有几种做法。一是他们通过掌握的媒体攻击这些个媒体，通过他们指派的媒体指责独立的媒体，说他们是卖国，汉奸，什么脏话都可以说，诋毁这些媒体。另外一种做法是切断他们的广告来源。因为当地的媒体都是当地的广告，当地的商人经过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不给这些媒体广告，断了他的财源，收入。除这以外，它对这些媒体，这也是它们工作的重点， 对编辑记者做个别的工作。请他们吃饭，用各种软硬的话跟他们交涉，或者你退出这个媒体，或者你写东西的时候要按他们要求的写。厉害的时候他们动用当地国的力量来反对这个媒体，甚至威胁它们的存在。中共有一笔经费来支援所谓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它们的兄弟党，比如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道报》驻北京的经费是由中共出的。另外。在五十年代，它们培养一些人为它们的亚非兄弟国培养游击队员、军事干部，还给与金钱和武器装备的支持，这么一大笔钱作援外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决定把原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和兄弟党的经费收回来，用于对外宣传。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的对外宣传经费的主要来源。那么，现在估计可能也不止这一种来源了。所以，他为了在海外立足，在海外搞统战，特别是搞对外宣传，争取海外的媒体，不仅有强大的班子，阵容，缜密的工作计划，而且有强大的经济来源。
记者：听说您也是新唐人的观众。这段时间新唐人对亚洲广播的这颗卫星，就是欧洲的卫星公司把合同终止了，亚洲的观众看不到新唐人，如果有一天您在法国也看不到新唐人，您会怎么想？
吴先生：我想法国记者无疆界组织已对此发言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完全是中共在背后运作的结果。我想记者无疆界组织会想一切办法使新唐人和那家卫星公司的合同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不能继续下去的话，也想把为什么这家卫星公司终止合同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我个人看法，从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埋藏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以后，某些西方资本与中共政权已经实现了在中国的反民主的慕尼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但是很多人却回避这个问题，不愿意这样想。这表现在中共政权和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说给很多法国人，他们都不懂，怎么会和一个共产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里边的得与失，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新唐人这样一个问题也完全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目的，个人有个人的利益。而且欧洲人他不可能永远做一个不承认欧洲价值的欧洲人。这种人可能在一时维持一定的局面，做一些事情，但长久以来，如果一个欧洲领导人没有一个欧洲宪法里面规定的欧洲人标准，不符合欧洲人的条件的话，我想这样的政权也不会维持很久，因为欧洲是民主的，在实践着民主。
记者：吴先生，您做新华社的记者几十年后，又到法广工作，在这种自由国家做记者，您觉得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吴先生：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结构的区别。在新华社，和在中国的其他单位都一样，是两套人马。就是说有一个新华社的编辑部，有一个新华社的编委会，但是同时有一个新华社的党委会，有各级的党总支和党支部，它是一个双重机构。那么在所有遇到的重大问题上，人事问题上，报导方针问题上，编委会只是外面的一个牌子，真正要说话的是党委。这个稿子能不能发，应该怎么发，真正的决定权是从党系统下来的，这个编委会是虚设的。在西方我所在的法国这样新闻机构是没有这样的双重机构的。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他也付不起两套人马的钱。所以我在法广工作那段时间，每一个记者都是一个责任编辑，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电台里的采编播都是一个人做，这是一个责任制，没有一个播音员的制度，就是你给我写稿子，我给你念，没有这样的。另外，这个法广是外交部出钱办的一个国际广播电台，法广的所有的报导方针他是不应该干涉的。在我退休以前，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明确的跟我说你要发这个，你不能发这个，就像中共中宣部向所有的报纸，广播电台都要下指示，这是一个结构的区别。
另外一个是报导方针上的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说中共它的新闻机构不是真正的新闻机构，是宣传机构。新闻机构与宣传机构区别在哪里呢?新闻机构它以新闻为主，有什么事情，有闻必报，重大的事情必报，有客观的分析。一个宣传机构它完全要根据一党或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利益来决定新闻的取舍。即使要报，决定给它一个什么色彩，要往哪引导读者和听众，这是新闻导向问题。在西方很简单，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这几个字大家共同来遵守，共同来做。你不能违背事实，事实是神圣的，你不能碰它，不能窜改。评论是自由的，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所以他这个工作方针就比较开放。在这样情况下，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每个新闻记者，他的稿子不需要另外的人再去审查。但是工作上有个整体的部署，做什么不做什么，大体上，因为时间有限，尽量做得好一些。在中国记者写的稿子送编辑部，编辑部说我做不了主，送总编室，总编室一看，我也做不了主，怎么办，送中宣部。另外一点91年我曾经到BBC来过，访问的时候BBC亚洲部的主任跟我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员变动非常大，上上下下波动非常之大的一个阶段，可是为什么在文革时期新华社记者始终是一个人呢？我这样回答，你们一定研究过这个十年不换的新华社驻伦敦特派记者到底是不是记者，大家哈哈一笑。这一点说明，在新华社的队伍里边还有为中共其他部门服务的人员，这一点也是和西方真正新闻机构的区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