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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锤子﹕请塑一座墓碑,我想去上坟

——致全球华人包括台湾领导人的公开信

重庆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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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7日讯】女士们、先生们:

我请求你们塑一座墓碑,我想去上坟。

在华裔民间传统中,到坟墓前祭奠死者谓“上坟”(相关参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时间一般在春节期间、清明节前后以及七月半时。今年是二零零五年,我想去上什么坟、塑什么墓碑呢?六十年前,我听说那时的中华民国二战死难了很多军民,我说的是:他们。

其实我对“他们”了解的不多,因为我既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我也不是所谓的历史研究专家,我甚至都没有读过几本关于那些岁月的文字。我只知道因为死了人,而不去祭奠,这是有失中国人本分的。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多么的伟大,并且似乎希望达到振聋发聩的目的,不是。我既不是高深的理论家,也不是命定的历史伟人,我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我的生活体验(虽然很短)告诉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对于面对死亡的伤感我体验不多,第一次看见那种困苦是在八九年的天安门事情。当时电视转播了几个死亡的兵士,震惊、恐怖,我当时仅有十岁,看了感到恶心、想呕吐,至今回忆起来仍心里发颤。后来学校还发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书,可是每当翻到那些文字时,头皮、心口一阵发麻,根本不想看、不敢看。我说这个的原因是我站在我这个年龄来看,死亡绝对不是个好东西,它让人恐怖、窒息,令人有太多的悲惨感。是的,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家族来说,看到那些一年年、一天天离去的亲人,内心是怅然的。所以人们自卑的安排了“上坟”的习俗,在约定的日子、在信守的规则、在没有任何统一意志的安排下,自我的、自感的去慰籍自己的、亲人的灵魂。在死人面前,你永远是自卑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感到高大的理由和原因。我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想把我的这一观点强加给任何人,我是说至少我这个二十几岁的肉身没有白活。不管我是感到肉麻、心痛还是怅然,这都是自我的体验,没有任何强迫的肆意安排。如果你不能理解或是感受,那只有求助于自己的灵魂或者天真的承认自我的遗失,这比没有自卑感还要可怜。

知道这一点就能了解中国二战时的困苦。据说是有几千万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清晰的记录,因为那是历史学家们的专长,各自标榜自我的权威,说出事情的许多糊涂,却从来不知死亡的困苦。我无法想像几千万这个数目字,不是因为我的智力出了若干问题,而是即使那是一些地头田间的稻草,几千万的加起来,我也觉得它要比中国泰山厚实的多。没有谁告诉我们这种困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厚实和凝重,何谈困苦?去问自己的灵魂吧,面对如山的尸骨,自己能说什么呢?

可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想在这个吉祥的二零零五年打搅你们的致富梦、升迁情,我不想用曾经的死亡困苦冲淡盛世的丰功伟业,我不想因为你们沉迷在麻醉中而突然打个嗝,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只希望我能找到一座书写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坟墓,以便我自己去感受自我的渺小和卑微,并在肉麻、心痛的同时发出怅然。然而,不是我缺少犀利的眼光,我没有找到这样的一座墓碑,甚至我发现所有的碑都纪念着他们的丰功伟业,从没有让人感到卑微、困苦的墓碑,我不禁发出失望的惆怅。要建造一座墓碑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例如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座“重庆人民解放碑”,它是这里的人民政府于城市解放时塑立的,屹然地挺立在城市的商业中心。它的前身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国二战胜利时的民国政府纪功用的。我无意于说这说那,因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是说建立一座碑不是一件困苦的事情,承受墓碑本身的困苦才是一件困苦的事情。

对于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来说,生承担着太多的伟大,并以困苦的死来体现;死被碑以世俗亵渎着它的灵魂,并继续亵渎生的灵魂。墓碑本身已经死了。

但是,我还是请求、倡议塑立一座生的墓碑,一座关于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墓碑,并希望有人去“上坟”。我无意于造成一种势力或是风潮,或者让你我在这个世间突然发现生是多么的卑小,我无意于此﹐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希望你我拷问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死的、附在躯壳上的灵魂。面对苦难,面对死亡,我们这些生者,能做些什么呢?是继续以生的名义亵渎死亡的灵魂,是把苦难当作任意涂抹的画卷,把死亡的悲剧英勇以毫无廉耻的方式幻化为生者的伟大和不朽,还是承受死亡本身的苦难。这只有去问你自己的灵魂。

那些生者——全球华人,仿佛已是一个模糊、残存甚至充满狡辩的概念,因为它是经过历史的。可恶的历史这个东西,它隔断死者与生者的记忆,它甚至扭曲、变形的成为死亡的另一种形式,理解并试图去理解成为一种本身的困苦。去问自己吧,如果你自认为是个华人,无论黄脸、白脸、黑脸,如果你是一个生者的华人,无论你在亚洲、欧洲、美洲,如果你自以为受到千百年“上坟”习俗的感念,如果你感受到我这个卑微人的卑小灵魂,哪怕一丁点,如果你还承担着所谓的公共道义的责任,你自以为或被合法的赋予为谁谁谁的代表或某种权利,我请求你、倡议你直至要求你塑立这样一座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墓碑。这封信中之所以提到台湾领导人,并非为了塑立这座碑的实现可能而增加它的政治砝码,本身这种“上坟”就是抛弃政治的,是民间的。只是任何善意的涉及现实和历史就都会被罪恶抹上痕迹,成为邪魔的牺牲品和某种意志的借口。台湾有许多华人或者自以为是华人的人,或者自认为受到华人影响的人,甚至只是一个简单人而已,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促成 “上坟”这种感念的产生,至少我认为任何人都有敬畏生命的某种思绪。我不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任何人,去问自己吧!

我们有罪!在我的家乡,有一片山垭,在一年四季的任何一天,那里都悄无声息。那里是一些荒冢,被人遗忘的荒冢,甚至一年一年的连土堆都渐渐没有。据说那是一些在那次灾难和战争中伤死的兵士,并且只有民间记忆的描述。这就是所谓的在苦难中伟大的英雄,被万民景仰的永垂不朽的英雄,尸骨、姓名都没有,“上坟”、响动没有,一年四季悄无声息地没有。

为此,我做如下的倡议或者说要求,如果你自认为是华人或者受到华人的影响,或者你还是个人,去掉“华”。

一、请塑立一座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墓碑。在塑碑之前可以讨论一下谁具有这种塑碑的合法性和权利,并保证这是一座阐述当年中国死难军民的苦难的墓碑,中国人,国民党人,台湾人,美国人,南极人,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其次是墓地的选择,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受到阻隔的。这比第一个讨论的问题要复杂一点,但不能因此而失去墓碑,否则这个世界有点可笑,上帝和老天都会发笑。再次是谁具有“上坟”的权利,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在有些时候和有的地方是个问题。

二、请阐述和传播中国二战死难军民的苦难。这是个责任问题,没有谁逼着你做。例如当年国军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突然炸掉花园口,导致黄河一泻千里并阻断交通,你可以叙说它非凡的军事意义,但我请你同时至少向那些被黄河水冲走的民众默哀,或者表示军人以及普通人的歉意,否则我认为你的写作没有责任,那你还去写什么。六十年,一个甲子,我们的媒介没有责任,是否可以补偿。开个专栏,讲述令人恐怖的、伤心的苦难,或者在醒目位置搞个黑白框,写上“他们死了六十多年,我们从没纪念,我们感到罪,我们怅悔!”或者专门出书、音乐、电影等,好像从来没有过。你甚至可以倡议今年为苦难年,以关注和表达你的哀思。

三、请搜寻那些死难军民的名字。他们本身不是无名的死难者,他们有合法的身份,包括拥有个人姓名的权利,他们不是谦虚的连名字都不肯说出来。之所以我们现在拿不出名单,有困难,也有我们的无知和袖手旁观。想不想拿,愿不愿意拿,那是你的态度问题。拿出多少,遇到多少困难,那是你的努力问题和付出多少成本。总的来说,这是个问题,但你不能一直在这座墓碑上写上,数字:很多,括号:无名。那不是你个人的笑话,那是你本身的笑柄。生与死,生生死死,本身是和谐的,只是没有谁说苦难的死具有和谐性。面对苦难的死,你愿意和谐多少,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否则,和谐个锤子。

以上就是我的倡议和要求,没有刻意的要求谁谁谁去做,只有去问自己。个人没有多大的能耐,我只是希望这世上还有这样一座墓碑,虽然迟到一个甲子年。我自己去“上坟”,不想去打扰谁,不想让大家都感到我这样的卑小,因为大家本身都是很大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请求你们塑一座墓碑,我想去上坟,在那次苦难的六十年后。我希望我的这个卑小愿望能够实现,谢谢!

向全球华人包括台湾领导人致敬!

一个华人:重庆锤子
二零零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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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7 2: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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