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人生的轨迹划了个半圆。这个半圆也实在大，从东半球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划到西半球。半圆不对称，不平衡，总有点缺陷感。我多么想划一个整圆，从西半球再划回去。可不知此生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好几次在宁静独思之中，蓦然间诧异自问，我怎么就到这离自己生长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来了？在记忆的土壤中挥锄发掘，哦，是了，那蹒跚的足迹是这样纪录了自己蹇促的生活。
由于不属“老三届” ，无缘赶上77、78年恢复高考的“尾班车” 。后幸亏八十年代初成人高校兴办，我始得以一圆少年时代已存的大学梦。但是被打入政治另册所遭受的政治歧视使我深感其扰。
82年，我同时就读于广州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和广州职工业余大学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前者毋须入学考试。后者则须。报考要出具单位证明。厂长办公室、厂劳资科、组织科、几个部门推来推去都不给我写。磨了许久，有个厂头说：“那家伙（指我）都做了十几年的工人，还想去考大学，谅他也考不上。写给他吧。省得罗嗦。”我这才拿到证明。三百多人报考。只考语文、数学、物理三科。录取96人，分两个班。我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取。
解决了入学关，接着就是上课关。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好办。每星期授课10节，白天晚上都有播出，听收音机就行了。职工业余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就大相径庭。它每周授课16节，分四个上午进行。我只得向工厂申请时间。厂头两眼一瞪：“不是说业余大学吗？怎么要白天上课？”我语塞。幸亏车间有中班，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有些人不大愿意上中班，车间头正为此烦。我说让我长期上吧。这正中他下怀，同意了。
一路读下去，不行了。除每星期16节课外，还有许多实验课。二年级下学期有连续四个星期全脱产的课程设计，听说四年级下学期是全学期脱产搞毕业设计。我想，上中班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另辟蹊径。遂发功把我完全正常的血压冲到180，拿到病假单。从文革时期参加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运动到七九民运，我是“死不改悔”的“动乱分子”。但又屡次侥幸漏网。虽挨过批斗关押，但始终未蹲大狱。厂头恨得牙痒痒的。这会儿好了。厂头们弹冠相庆，刘国凯那家伙我们收拾不了他，现在天收他。看他什么时候就爆血管、脑冲血吧！
不过未几厂头们又感到划不来。因为总不见我爆血管死掉，还上课上得欢。于是省悟到是否被我耍了。他们遂指示厂医务室与广州工人医院（后改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科联络。请该科主任专门为我检验。一般量血压是坐着量，这会儿那主任要我躺着量。我照样发功把血压冲到180，过关而去。这发功要有很强壮的体魄。外弛内张，用很大的劲却气不喘心不跳。要让旁边的人看不出来。整个七十年代我都在晨练和夜读中度过。本来举重和田径是对立的。而我强力锻炼得既可举起100公斤杠铃又可在市级田径运动会上夺得1500米和3000米的冠亚军。面对工人医院心血管科的诊断证明，厂头们黔驴技穷了，只好作罢。不过他们聊以自慰的是，刘国凯那家伙身体垮了，全病休了，吃劳保了，只能拿百分之七十的基本工资，更没有奖金，让他受穷去吧！
就这样，我完成了电大中文专业，业大机械专业，以及后来华南师大五年制函授历史专业的所有课程。
中文和历史是爱好，机械是为了谋生。四年级时我就开始寻“跳槽”之路。有间技术力量缺乏的集体所有制工厂愿聘用我，并答应资助我全脱产做毕业设计。听说我要求调厂，有的厂头说：这种家伙要走就走吧，省得在这里搞搞震。（粤语，捣乱之意）但厂书记说不行。我去问他什么理由？他阴笑着回答：“无可奉告！总之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只能在这间厂！”听说他还批评了打算放我走的厂头。说刘国凯的事情上头有交代，只有他和保卫科长知道。不知道不要管。我遂由此洞悉上面交代他们“内控” 我。但是，我很快又找到其他出路，就是到深圳宝安的港商厂去。港商厂只要应聘者提供身份证和大专以上毕业证书，不需要人事档案。经过笔试、面试我被聘用。一到职薪资是我在国营厂全职上班时的四倍，还包食宿。干了大半年突然厂长（这间港商厂的结构是港方人员任经理，掌管技术、材料、购销和港籍职员人事。大陆方人员——即该乡党书记任厂长，只管大陆籍员工人事。）找我谈话。拐弯抹角地讲了许久才兜上正题——要我辞职。我说我干得很好，港方经理也很满意，为何要辞职？那乡党书记说，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国营厂去吧。我明白了。不过，我仍感到不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间港商厂的？我每半月休息两天回广州一次。看来是每天对我家作全天候监视，一旦发现我就全力跟踪，一直跟到这里。当然，这不会是厂里那班头头所为，一定是公安当局的手本。这间厂是没得干了，但我坚决不回广州。未几我又在宝安另一个区的港商厂里找到一份待遇和职位更好的工作。此后虽不见公安再来骚扰，但这多年来种种情况的迭加使我原来犹豫不决的移民意向明确起来。走吧，走吧，远远地离开这如影相随的政治歧视和政治监控吧！
来到这异国他乡的陌生土地该干什么呢？在纽约这个商业、金融、旅游城市，我的机械技能是毫无用武之地的。是否继续作个“老学生”呢？经联系得知，凭华南师大的历史本科毕业学历可毋须经入学试即可在纽约市立大学报读历史硕士学位。可是连过英文关这可能要熬四年，家庭生活怎么办？大陆的积蓄只够买了飞机票和初步安下家。其余就从零开始了。打工是维持此时此刻生计的唯一选择。更何况间接得知一个朋友读了个历史硕士，寄出百多封求职信皆杳无回音，最后还是只得到一间家私铺做送货司机。无美国学历、无流利英语口语者非但决不可做白领梦，甚至老外的蓝领工都很难打得进去。大多只能到僧多粥少的唐人街里“人相食”。我辗转地做衣厂烫衣工、餐馆杂工兼送外卖、仓库搬运工。有位老板对我说：“美国唐人街的工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如果挨不住就趁早回去！”不错，的确如此，但我决不打道回府。尽管深圳的工作境遇比美国好得多，但在美国我不再遭受政治监控的侵扰。天平还是向这边倾斜。更何况在美国境况并非一成不变。我讨厌厨房，也讨厌整天站在一个位置上烫衣。搬运工纯出卖体力亦不应是长久之计。那干什么好呢？做送货司机吧。我喜欢抓着方向盘的感觉。记得小时候坐公共汽车时，我总设法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过把司机瘾。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开车就好了。
我考到驾照，又在周末独自驾着几百元买来的破车到纽约市里四处兜转，有点信心了就去应聘司机工，很快找到一份送肉类的工作。做了几天就明白为什么报纸上长年有肉食公司招人。这工作真够呛。所有货物都在冰库里。夏天外面摄氏30度以上。冰库里则摄氏零下十几度。穿着单衣进去搬货冷得发抖。如果加件预备的厚衣服进去，老板见了一脸不屑。工友说，你这样老板会不高兴的，觉得你太娇气了。你看我们都是不加衣服就进冰库的。我心里反驳道，这简直毫无人道。遂决心寻机会“跳槽” 。
终于，我在介绍所找到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司机工。由于其客户基本都是老外，需要一定的英语，这就等于对许多来自广东或福建乡下的移民和偷渡客关上了门，让我这类略通英语的求职者逮到机会。
见工时秘书小姐把我带进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整理着他桌面上文件之类的东西，瞧都没瞧我就问道：“做过送货司机吗？认识纽约五大区的路吗？知道在纽约做司机是要兼做搬运的吗？”“做过，认识，知道。”“在哪间公司做的？”“在利发肉食公司。”老板抬起头来瞟我一眼：“多大年纪？”“三十九。”一位朋友曾教我说：“从前林彪说不讲假话办不成事，现在你是不报小年龄就找不到好工。记住，找工年年三十九，超过四十就没人要。”这会儿我是硬着头皮“活学活用”
了。老板审视的眼光在我脸上盘旋，似乎要从我的面部线条中探究出我所报年龄是否属实。少顷他说：“跟我来！”他把我带到仓库指着一堆货物对我说：“你把这堆货搬到那边去，这里要腾出来进一个货柜。记住，这是行李车，要轻放。”我应声上去干起来，不多久就完成。从我熟练的动作，老板对我的搬货经验和膂力感到满意。说：“明天来上班吧！”在我满身轻松地要离去之时，老板叫住我说：“把你的驾驶执照拿来复印存档。”这执照上是有出生年月的。西洋景总不可马上揭穿。我急中生智说：“对不起！今天出门匆忙，忘记带钱包。”“那就明天吧。”
次日我准时上班，心里正为执照之事忐忑，但恰好从这天开始一连几天工作都特忙。一上班就不停地搬货送货。约一星期后比较松缓了，老板再提起执照的事，这次我只得硬着头皮交上给他。他看了执照，向我丢来一瞟。那眼神是在说：“你这家伙玩花样。”不过，大概是由于这几天我的“工作记录良好”，公司里正忙，需要人手，老板从实用主义出发，对我瞒报年龄的“错误” 免予追究了。
很快，我体认到在纽约所有送货工之中，我属最优越的一类。优越有四。一是所送货物均为干货，不用“湿手湿脚”。二是除行李车、密码箱等少数货物要轻放外，其他服装、书包公文包旅行包、雪帽围巾鞋袜之类都可以扔。这在搬货过程中可节省很多体力。三是货仓常温，不必入冰库取货。四是客户的仓库均在地面，不象许多餐馆那样，仓库都在地库。记得在利发肉食公司送货时，有次差点连人带手推车都摔下一间餐馆很陡的地库楼梯。吃过苦方知甜。有纽约其他送货工作做参照物，我深知此工作可贵，于是决心干好、长期干下去。
每天的工作量都相当饱满。说是九点至六点，但若出车迟、送货慢，那就会忙到天已黑漆漆的八点钟才能回到公司。为了能尽快熟悉几百种货物的存放位置，尽快把货检出来，我一连几天提前上班，画了个仓库存货平面图。此举迅速提高了我的检货速度。我又连续几天熬夜把纽约几大区的主干马路网络画出，并竭力默记脑中。此举迅速提高了我的送货速度。
老板发现了我检货桌面上的这两个图，向我投过不无惊讶和赞许的一瞟。就这样，我在这个工作位置上至今已驻立了十多个春秋。公司营运在扩张。建立了些分公司。老板经常不在此处。日常工作交由经理操办。十多年来经理、秘书、推销员、司机、仓库工都更换过许多“代” ，只有司机“老柳” 依然故我。这些年来，有朋友建议我再考个货柜车牌或巴士牌，这样工资可望攀升许多。送货过程中认识许多其他公司的老板、经理。他们邀我到他们公司工作，月薪马上给我涨几百。还有朋友建议我在小有积蓄后自己开个什么店子。我谢绝了他们的的建议和放弃了跳槽机会。这是因为我太“热爱本职工作”了。为何我对这个送货工作情有独钟？是因为它让我的精神处于相对轻松之中，而且使我拥有了许多时间。
由于我工作勤勉，尤其多年来所收货款无一差错（送货司机经常还要负担向客户收取货款），老板对我十分嘉许。不少公司都发生过送货司机在收了大笔货款后说被劫走了的事件。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老板充其量只能是把司机炒掉了事。而我十年如一日，笔笔到位，这也是其他公司闻之要挖我的角的原因。我的辛劳获得的精神报酬是老板、经理对我态度十分平等友善。我与其他员工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甚至可以说得到他们的尊重，毕竟我是几朝元老。一个人工作环境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如果上司整天吆三喝四，同事间时时明争暗斗，那将是很难熬的。工资多一些都补偿不了精神上的伤损。换言之，如果能工作于一个上司礼遇、同事融洽的工作环境中，那少点收入都值得。由于我已对工作十分熟悉，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检完货，能以最简捷的路线送货，亦就能最快地完成每天的工作。送完货后还有时间，我并不回到公司，而是把车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停下来看书、写稿。我的许多阅读和写作计划都是在方向盘后的司机位上完成的。如果去开个店子——美国的华裔小老板都是很辛劳的，既无业余时间可言，更不可能挤出上班的时间阅读写作。如果跳槽，再营造一个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融洽的人事关系谈何容易。有时它甚至不是主观努力就可实现的，而是带有相当的机遇成分。社会上有些人就是那么刻薄寡恩、刁钻难缠。如果碰上那等秉性的老板经理或老员工，就全完了。
鉴于无法了解公司老板、经理及其他员工的深层政治面目，亦为不使自己遇到额外的困扰，我在公司是隐姓埋名的。由于所有签名都是用英文（汉语拼音），我的中文名字得以隐去。亦偶尔有人问及我中文名字，我说姓柳，名果开。有同事笑道：“你父母怎么给你起这样的名字？柳树都有开花结果的吗？”说来也幸亏他们都是不关心社会的一群。否则在1998年组织抗议印尼虐华暴行的集会示威时，报纸上有我的较大照片，而他们竟都没有发现。使我司机“老柳” 的面具得以继续戴下去。
方向盘后的阅读写作时间亦是辛苦耕耘的成果。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则挨得十分艰辛。纽约实在太大。广州被誉为“南大门”，是中国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大都市，但它其实只有纽约的十分之一。
我是深秋找到这份工作，转眼就入冬。冬季的纽约下午四点已经天黑，增加了看路标的困难，这成为我起初送货常迷路的原因之一。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据说百年未见。风雪一场接一场。前一场的雪结成了冰，第二场大雪又接踵而至。冰上加雪，轮子经常打滑。除几次车子失控差点出大祸外，还经常遇到停车送货后车子就陷在冰雪里开不出来困境。后面的送货日程不容延误。我趴在地上疯狂地铲冰。铲得手脚发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汽车还是象受伤的野兽，只会干吼叫就是爬不出来。我人冻僵了，心急死了。当我终究把车子弄出了冰雪陷阱，精疲力尽地坐到驾驶位上时，是多么想休息一会儿，或者干脆躺到温暖的床上去。可是，现实使我不得作丝毫延误，又急匆匆地上路。我望望冰雪覆盖、寒风刺骨、人迹稀疏的街道，心里不由得叹息，生活是多么艰辛，世界是多么冷酷。
大约每星期有一次送货到外州，第二天上午返回公司。公司负65元以下的汽车旅店费。那个冬天有次送货到外州，风雪之中迷路了。纽约市区里道路还有路牌。外州郊区则没有，或不正规。我在图示的区域东奔西走就是找不到客户所在地。风呼号着，卷着冰粒敲打着玻璃窗。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随着夜幕的拉开愈加沉重。看来这次送货任务是不能按时完成了。然而再迟些，当我被无边的黑夜包围着再也无法辨认道路而放弃寻找送货的目标时，我才陡然感觉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迎面扑来，就是自己如何度过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夜。我的心理状态从焦急转变为慌张。在这条冰雪之路上，已前后都没有来车的灯光，只有我这辆车在寒风凛冽的黑夜中孤单地行进。
我在公路上漫无目标地驾驶着。不为送货，只为找到一个今晚的栖身之处。开了许久，不但没有居民点，甚至连零星的住宅灯光都愈加稀少。我想停车去问问那些零星的住宅主人，哪儿有汽车旅店？但我不敢贸然从事。因为报上曾有一个日本青年误入一家民宅院子，被民宅主人开枪打死，而陪审团裁定民宅主人无罪的报导。我遂不敢停车去敲门。就在犹豫不决之中，我发现公路两边零星的住宅灯光都没有了，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心慌意乱中偶然看到油量表。不看则已，一看更吓一大跳，油差不多用完了。我冒出一身冷汗，骤然记起一个真实的“推销员之死” 。
去年美国中部地区大雪，一个推销员油尽被困在野外。罕见的持续大雪覆盖了他的车。一星期后，雪部分融化了，巡逻的州警在公路上发现一辆被冰雪半覆盖着的车，遂上前去察看。这才发现死亡了的推销员。据警方分析，这位推销员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生存毅力。他死后右手还抓着小刀。方向盘上刻有三划明显的痕迹。他是在车上坚持了三天才冻饿而死的。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报导时，只是心里叹到，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然而此时我再想起这个故事时就绝不仅仅是感叹，而是毛骨耸然的恐慌。难道那个推销员的厄运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死亡的恐惧骤然抓住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的心一阵狂跳，脑袋发涨，双臂抖动着，手心却渗出了冷汗。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地品尝到了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啊！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就这样死掉！这时，一个声音对我说：镇定，不要慌！这里不是中部。是人口比较稠密的美东。这场风雪虽大，但埋不了你的卡车。你不会做推销员第二。顶多在驾驶室里过一夜。只要这一夜不冻死，明天白天就可获救。凭着你青年时代锻炼出来的强壮体魄应该可以在驾驶室里熬得过一个风雪寒夜。
我怀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心态继续向前开车。心想直到把油开完为止吧。中国的古语“天无绝人之路”看来真是千锤百炼之言。就在油将尽、望将绝之时，前面出现了一片隐约的灯光。我心头一喜，迅速奔上去。果然是个小镇，而且一家汽车旅店赫然就在镇头。我的心又是一阵狂跳。整个人被一种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再侥幸获救的狂喜所主宰。当我停下车，敲开了汽车旅店的门，并看到店员惊讶的眼神时，我才确信自己度过了一个生死殊途的难关。
暴风雨过后会有晴天。在那次惊险镜头之后，我的送货生涯就几乎是持续的“晴天”。这“晴天”除了蓝天如洗、风和日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在挣够生活费用的前提下赚得了许多用于阅读和写作的时间，而且又工作在一个人际关系良好、心境轻松舒坦的环境中。本世纪开始，公司老板给每个员工都配备了手机后，自己就算远离公司千里，也不再孤立无援。如果当年手机普及，那位推销员也就不会悲惨地冻饿而死在野外。
我尤其喜欢每星期一次的跑外州。那简直象一次小旅行。离开了闹市的吵杂躁动，又没有停车罚单的威胁是多么轻松。更何况美国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湛湛的，不象广州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一片。美国的原野总是树林密布葱绿葱绿的，不象广东的乡间常是些黄壤红壤的秃山，或因爆山取石而弄得怪石嶙峋。我常常在开车送货途中尽情地欣赏美国优美的大自然。这真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啊！可是，当我从自然回到社会时，又总觉得这个美丽的国度与自己是那样的隔膜。我虽粗通英语口语，但却永远不想钻到英文里面去。汉语的组词法使之有着无限的延伸能力。汉语抑扬顿挫的四声，使之无比悦耳动听。这些都是其它任何语言，包括以经济、科技强势而席卷世界的英语都无可望其项背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五千年的文化沉积与仅三百年的历史记录毕竟有着太大的差距。我即使全身钻进了英语，可供我游泳的也就是那仅三百年的“池子” ，而故国五千年的“翰海” 则够我遨游终生。更何况一个年逾不惑才来到这“白色”世界的黄种人，是永远无法融入其中。我时时怀念着遥远的故国。这里有美丽的山水，但却有与我隔膜的历史文化。故国有穷山恶水，但却有与我息息相通的精神脐带。尽管几十年来故国一直被一个社会恶势力所掌控劫持，使我时时遭到歧视伤害，而不得不暂时远走异国他乡，但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管美东大地上何等美丽富饶，只要民主晨曦在远东大地上显露，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那魂牵梦绕的故国。在跑外州的高速公路上，我不知多少次在手握方向盘的同时，反复地哼着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2004年八月应笔会拟出版文集<不死的流亡者>而作
转载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