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2005年4月6日下午3点多，杭州警方将四川著名异议人士欧阳懿先生和杭州的王荣清先生从王荣清家带走，理由是“四川警方发现他不在四川，正在四处寻找欧阳懿”，4月8日，四川警方以“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从事非法活动”为名，在遂宁市将他正式拘留。各方朋友纷纷表示声援，谴责警方的恶劣行径。
欧阳懿现年36岁，曾是四川中学教师，活跃的网路异议人士，四川人权民运人士，曾在网路上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章，也参加过一系列争取人权民主呼吁释放良心犯的签名活动。欧阳懿因此至少被非法关押过3个月，并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传、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赶出居住地，欧阳懿并从此丢失了教师的工作。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来自中国十几省市的192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 提出恢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人身自由，为‘六四’事件平反，释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权公约等要求。欧阳懿参与了公开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把欧阳懿判刑2年。多名参与联署的人士先后被捕和入狱，包括西安的赵常青、上海的桑坚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欧阳懿于2002年12月4号被捕，2004年12月4号被释放。
赵昕：欧阳懿被抓 中共害怕民主党一大
欧阳懿这次进去跟我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是好朋友，约好在杭州见面，一起去旅游、访友，同时找找工作，结果没想到，警方把他当作去杭州筹备民主党一大，把他抓起来了，警方找的理由是欧阳懿正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却没有打招呼就出去了，但事实上警方认为他是去筹备民主党一大的。共产党抓欧阳，就是因为害怕民主党一大的召开。
这一点上，我想说清楚，确实全国各地有很多朋友都比较积极和热心地在筹备民主党一大，我98年9月就开始筹备民主党一大，我和欧阳就很多事情沟通过，我们的看法都是完全一致的，认为：第一，民主党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整体的一个党，不是任何人的私家党，我们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酝酿，和全国各地民运朋友的充份的交流和沟通之后，门户大开，进出自由，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运朋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召开民主党一大。2：即便是要召开，也是希望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的申请得到了一定的回复之后。3。如果在没有回复之前召开，欧阳和我都是希望，召开中国民主党的筹委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现在有很多朋友很着急，想立即召开，也有一些人在准备召开省一级的。欧阳和我都是主张稳健、渐进的。这次在杭州约见，欧阳不仅没有想筹备民主党一大，反而劝说大家更稳健。但是警察居然如此恶劣，找那么个借口把欧阳抓起来，它们简直是作恶多端，知法犯法。它们这样对欧阳这样的和平理性的人，非常恶劣，是把人逼上梁山。
欧阳是我约到杭州去的，他刚被抓走后，我才到杭州的，所以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方式，为他呼吁，谴责四川恶警执法犯法的恶劣行径。
陈树庆陈述经过 呼吁关注欧阳懿安危
我知道欧阳懿先生和王荣清先生被带走后，马上试打他们两人的手机，欧阳懿先生的手机通但一直不（能）接，王荣清先生的接通，通过王荣清先生的手机我要经办警察接，我说明“欧阳懿是我的客人，到杭州来寻找工作和旅游的，没有其他事情，希望不要神经过敏，尽快把两人给放了。”并承诺“为了让当局放心，我们带欧阳懿先生在杭州西湖玩一两天后，马上会买火车票送他回家的”。经办警察说“会把你的意见转告领导，请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的朋友的。”后来再打电话，两个手机都是通而不接了。
由于欧阳懿衣服行李放在我家，当晚警方放王荣清先生到我家取，我和王荣清先生就一起给送了过去，并与主管王姓警官再次进行交涉，认为当局多此一举。王警官警告王荣清“你在监视居住期不许再见外省来的任何人，再说欧阳懿正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
王警官说“四川警方也不知道欧阳懿跑到那里去了，正在找他，所以我们要把他送回去。”然后，王警官催我们走，说“此事已经决定了，你们纠缠我有啥用？你们放心好了，我们会文明待他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告诉王荣清“我一直弄不明白，当局这次对欧阳懿来杭州弄得这么紧张干吗？”，王说“他们问我欧阳懿是不是到杭州来商量筹备中国民主党一大工作的，真是空穴来风！当局因为心虚，所以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了。中国民主党和平理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就是真的开一大，对共产党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恐慌！”
王荣清表示：应该为他呼吁呼吁！只有在全世界关注的阳光下，我们的朋友才安全！
陈树庆呼吁：关心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和社会各界关注欧阳懿先生的安危时，尤其提请四川警方在欧阳先生回家后，不要再干扰和破坏欧阳先生的谋生和工作了。中国自古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说，但为何偌大一个中国，现在竟然无欧阳懿先生谋生工作的立锥之地？
王怡、廖亦武：最强烈、最饥饿的呼吁
王怡、廖亦武4月11日撰文，发表在《观察》上，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文中写道：
我们对这一事件感到悲哀和愤怒，为我们在国家眼里如此廉价、如此轻如鸿毛的人身自由感到悲哀，为警方权力的无限膨胀，为近年来大陆警方处理政治案件、政治敏感人物的“黑社会化手段”感到愤怒。也为我们身在大陆、尤其是身在四川而感到悲哀和愤怒。
因此我们不为日本人愤怒，不为陈水扁愤怒。在今天，我们只为欧阳懿先生愤怒。我们只为中国这个国家、为四川这个省份、为我们自己惨淡的人权状况感到愤怒和悲哀。
我们善意的提醒地方和最高当局，不要再愚蠢地制造这样的愤怒和悲哀。……我们也善意的呼吁中国的公众，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人权。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就是真正的爱国。如果不能表达对同胞的同情，就表达对专制者的藐视。如果不能用嘴，就用一个眼神。……因此我们向社会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最饥饿的呼吁。……
我们也要向每一位员警和便衣理直气壮的发出正义的威胁：任何超出法律许可的行为都是不可谅解的。逮捕是可以辩护的，殴打是不可辩护的。拘留是可以辩护的，绑架是不可辩护的。审讯是可以辩护的，恐吓和逼供是不可辩护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包括今天的每一位沉默者，以及你们自己的同事、父母、妻子和子女，终会有天良复苏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将永不会原谅你们因为恐惧、胁从和贪婪更高的权力，而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
余杰：监牢里的“正义”
余杰4月12日撰文“监牢里的‘正义’”，发表在《观察》上，文中写道：
一个普通的囚犯显然比曾经高高在上的程维高之流以及更加高高在上的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有人性中良善和真诚的一面。对于像郭光允、欧阳懿和廖亦武这样的勇士而言，他们宁愿成为囚徒们的朋友，而不愿成为官僚们的朋友——只有同流合污，才能成为官僚们的朋友。他们有过成为官僚的朋友和走卒的机会，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深知，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体制下，身居高位者一般都是没有人性、没有感情的“政治动物”。于是，这个社会最后的“正义”居然自存在于监狱之中——这也许是中共宣扬的“依法治国”的惟一成果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