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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信念 :第二十二章

萧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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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贷款期将满,金老师从深圳来电话说,所订的复印机出了问题,他到现在还未向供货公司提货,正在交涉,如果交涉无效,可能还要打官司,还款肯定要逾期了。沈天心问他出的是什么问题,金老师说供货公司实际所发硒鼓、墨粉之类随机消耗材料大大少于 合同规定数,每台所少材料按价折算要高达五、六千元,他只能拒绝提货。金老师说详细情况他到关城来时再谈,沈天心问他准备何时来关城,他说至少要到交涉有个结果时。

这个消息就象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灾难来到了。

在那个时候,中国有多少贸然登场,对行业和业务并不熟悉的外行在做生意呵!金老师的第二批复印机是向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订的,这时,日本进口复印机在国内的销售热已经形成,有权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开始竞争,有资金实力的公司已放弃有了订户再进口的安全做法,改为先进货后销售了。日本复印机有两种基本的销售方式,一种是每台主机配有大量消耗材料(六只硒鼓,十一盒墨粉,六只废粉盒,两支热棍、五支爆光灯、一只工具箱等等);一种是只配最起码的消耗材料(一只硒鼓,二盒墨粉),所以同一种主机,因搭配耗材数量不同,价格自然有很大悬殊。深圳那家公司金老师说是部队办的,他觉得非常放心,谁知它的业务人员并不了解实情,订了耗材带得少的那种机还以为是价格特别便宜。他们销机时所订的价格比市场上一般批价低些,但那是以带耗材多的那种为标准的。金老师在跟他们订合同时(其时供货公司本身还未到货),当然提到了所带耗材的数量,他们稀里糊涂,一口认定,就是金老师所说的那个数。待日本发过来的机一到,才知道所带耗材这么少。金老师拒绝提货,公司方面又补不出所缺的耗材来,于是只好对簿公堂打官司。金老师吃亏吃在合同上少写“每台”两字。合同上是这么写的:100台(带消耗材料硒鼓六只、墨粉十一盒、废粉盒六只、热棍两支、爆光灯五支、工具一箱)。在庭审时,对方经理原承认括号中所列为每台机所带材料数,但他们的律师看出了这个可钻的空子,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公司原经理被撤换,新任经理否定括号中所列是每台机所带材料数,而是100台机所带材料总数。双方僵持不下,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时间才由法院作出最后的执中裁决。判决中说:根据合同所定机价,每台机带这么多消耗材料是不可能的,但一百台机只带这么一点耗材也不合情理。但不管法院怎样判,一年多时间拖下来,复印机销售中心的贷款和借款分文未还,事情已经够惨了。金老师遭到了巨额损失,丧失了最佳销售时机,除了沈天心那里的借贷款外,他自己肯定也背着一些债,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他亲自多次来关城,向农行和麻雀乡工办作出还款承诺,但除20万元贷款先被农行逐步扣还外,对麻雀乡工办的承诺一再失信,麻雀乡工办最终向复印机销售中心(其时复印机销售中心已在对各种“中心”的全国性整顿中改名为复印机经营部)起诉,作为链锁反应,复印机经营部也到新昌县法院对长征复印材料厂提出起诉。
这样一来,沈天心自然又成了众矢之的。街道书记在大会上说,有的人工作上稍有进展便忘乎所以,小汽车停在家门口,一停就是半天,上宾馆饭店大宴宾客,结果背了上百万的债。谁都知道,说的就是沈天心。检察院调阅了复印机销售中心的账册,进行查账。单位里除沈天心本人之外,人人都被检察院传唤去了解情况,他们所了解的就是沈天心本人在经济上有没有问题。好在沈天心在复印机业务上没拿过一分钱奖金,当然,就是拿了,也是合法的,算不了什么罪状。他们通过老金问孙锦璋,沈天心在电炉工程上所付出过的7千元现金,是否自己从中得到过好处。孙锦璋说:“沈经理连一张钞票边都没有摸到过。”

此前,孙知道复印机销售中心搞砸了复印机业务,所以在完成了电炉购置和装运任务之后,便有心脱离销售中心,设法由他个人直接为广里轧钢厂进行工程的第二阶段工作。但他也不想明显做个小人,不向沈天心打个招呼便另投新主。他来到关城,满脸懮虑地对沈天心说:“我真急死了,这第二阶段工程怎么干呢?我人都组织好了,厂里也筹好了款子,可我怎么敢叫他们把款打过来呢?销售中心欠著银行这么多钱,广里的款子一过来,不就马上会被银行扣住吗?”

沈天心说:“你就让广里直接支付吧,我这里你不必有什么顾虑的。”

孙说:“我想也只好这样了。可我能不来向你沈经理说一声吗?明人不做暗事嘛。”

街道田主任和街道工办李主任非常害怕这件事会搞到他们头上,因为麻雀乡工办的借款街道是作了担保的,负有连带责任。他们对沈天心的责怪和催逼就更加厉害了,好象这一切都是沈天心的错,只要逼着他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似的。有次两个主任一起到沈天

心家,言语激烈,态度非常不好,吓得母亲在中间堂屋不敢进房。

华静文在楼上越听越气愤,就下楼到房里说:“田主任,你们是来商量如何解决问题,还是来追究沈天心责任的?我认为现在大家应该一致对外,商量出解决办法来,而不是急于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这件事情沈天心是负有责任的,但那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银行并不是开在沈天心口袋里的,要是只有他一个人,他能搞到这么多钱吗?你们不要以为沈天心不作辩解就可以把事情一古脑儿全推在他身上,他好说话,我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要追究责任,我看其他该负责任的人哪个能逃得了!”

两个主任看到华静文动了气,而且言之有理,连忙齐声说:“呵,不,不,华老师,我们不是追究他的责任,我们只是怪他太相信金老师,业务上的事全交给他一个人,我们什么都插不上手。”
华静文说:“说老实话,我陪沈天心去上海拿第一张70万元汇票时,我就对沈天心说这种生意责任太大,太危险,以后还是不要做了。可是,第一次做成后,大家热情都很高。”

他们走后,静文对沈天心说:“他们看你不为自己辩解,真以为你没话好说了。对这种人,就得讲几句给他们听听!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母亲说:“幸亏静文下来。看天心一声不响,我心里都急死了。天心,你太老实,静文就比你能干多了,静文一出场,他们只好贼瘪瘪地走了。”

沈天心在被封为“办厂能人”时,心里完全不予接受;但在出事之后,他倒丝毫不想逃避责任。他是单位的法人代表,对失败负主要责任那是理所当然,所以他根本不想用其他人也负有责任的想法来为自己开脱。他对华静文说:“如果在西方,或在香港、台湾,出了这种事,那确实是得倾家荡产坐班房的。”

不过,如果街道领导逼人太甚,沈天心也会忍无可忍,予以回击的。86年春节前夕,单位正准备放假过年,田主任赶来问沈天心:“向金老师讨债的事你准备怎样?”

沈天心说:“春节后再说。”
田说:“那怎么行?你明天就到金老师那儿去,天天盯住他。”
沈天心马上说:“我不会去的。”
田说:“这么大的款子在外面,你还有心思在家里过春节?要是收不回来,这是要坐牢的!”
沈天心干干脆脆地说:“坐牢我去!”

田听了一惊,悻悻地走了。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是用下级服从上级的精神培养出来的,他或许还从未遇到过一个敢于如此跟上级说话的下级呢。

沈天心将这事给华静文讲后,静文说:“坐牢也用不到怕!你要是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饭,几年后出来,孩子已经长大了!”

沈天心后来常说,要是这件事情落在别的女人身上,那就要担心死了。但华静文自始至终心里几乎连担心的影子都没有。不管沈天心在外面日子多不好过,他只要一回家,心头的一切压力和阴影就完全被驱散了。华静文给他竖起了一道能够使他与外界的侵扰隔绝开来,安享家庭的融和与欢乐的保护性屏障。

85年夏天,孩子已经超过一周岁了,一天,华静文给他们父子俩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铺了席子,让他们呆在上面,这样比床上凉些。沈天心仰面躺着,双手捧著孩子,让他坐在自己胸前,孩子那圆滚滚的双腿叉开着,那只肉嘟嘟的小鸟鸟正对着他父亲的面孔。孩子在沈天心不知不觉间发了一下呆,突然屁股底下啵的一声,一泡稀屎全拉在沈天心胸口上了,惹得华静文笑弯了腰。

“那是黄金嗳,不给爸爸给谁啊?”她边笑边说。

又一天,沈天心侧身躺在地板席子上,孩子则面对他坐着,两人玩了一会,沈天心发觉孩子用两只手撑在爸爸大腿上,然后很认真地突然发了一下力,两条腿就站直了。那是孩子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腿站立,沈天心非常惊奇,轻声喊道:“静文,你来看呀,辉辉自己会站起来了!”

华静文过来看了一会,就在孩子面前俯下身,伸出双手说:“辉辉,到妈妈这儿来,过来,过来。”孩子看了看妈妈,勇敢地向妈妈跨出了一步,又是一步,又是一步,尔后咯咯笑着扑在妈妈的双手间。

“呵,辉辉会走路了!”夫妻俩情不自禁地高兴得喊了起来。

那年小易放暑假从复旦大学回家,第二天就把帅帅抱到街上玩。他在街上转了一圈后,把辉辉抱到沈天心工作的地方说:“啊爸爸,辉辉已经会背英语字母表了。”

沈天心惊奇地说:“真的?我从没听见他背过。”

小易说:“我也没有叫他背,是他自己顺口背起来的,从ABCD一直到最后,一字不错。”

沈天心回家告诉华静文,静文就说:“我有时和他一起躺在床上,就教他念A、B、C、D,是念著玩的,并没有叫他背过,可他就记住了。”

孩子自出生以来,身体一直很棒,到四个月大,华静文已经给他吃水炖蛋、鱼和蔬菜汤了,身上结结实实,显出一副虎头虎脑的样子。他喝奶和吃东西时,少吃一口也不行,可肚子饱了,他也不会多吃一口。他晚上睡觉从来不哭,邻居说安静得就象没有孩子的人家似的,白天却喜欢被人抱着上街玩。
本书开头提到过,沈天心有个有病的舅舅,是一直与他们家一起生活的,沈天心被隔离审查时,餐餐给他送饭的就是舅舅。舅舅患的是精神病,据说是在日寇侵华时受轰炸惊吓得病的,后来时好时发,丧失了工作能力,只好长期呆在家里。在家里,他也基本上处于孤独状态,除了少量的简单应答之外,从不参与家人们的活动与谈话。他的时间大多是默默躺在床上度过的,叫他吃饭他就起来一个人盛了吃,吃好后往往呆坐桌边良久,然后再去床上躺着,有时到外面去兜上一圈。中年之后,他的病症渐渐变为躺在床上面部与身体不时发出抽搐,抽搐激烈时浑身颤动,床架为之戛戛作响,而且鼻中因喷出强气流而发出“啃啃”的声音,好象满腔闷气非用强力不能泄出似的。小易幼小时,舅舅并未对孩子表现出兴趣,家里人也不会要他去照管孩子,所以,他从来没有抱过小易。辉辉出生时舅舅已经六十多岁,说来奇怪,他从一开始就显出对孩子的喜爱,他竟然几次主动跑到楼上,饶有兴趣地笑看着孩子。华静文一向对舅舅很亲切的,她看他这么喜欢孩子,就问:“舅舅,你要抱抱辉辉吗?”

舅舅不好意思地笑笑问:“给我抱抱吗?”就象抱抱孩子是种优待似的。

华静文当即把孩子递给舅舅,口里还高兴地说:“呵,给舅公抱抱,给舅公抱抱。”

舅舅非常当心地抱起孩子,满脸笑着,边晃孩子嘴里边说;“呵,呵,小辉,小辉。”

辉辉尽管对谁都不会怕生,但他一般是不喜欢老年人来抱他的。可他与舅公特别有缘,非但没有丝毫不喜欢的表示,而且还一个劲冲舅公笑着。

“呵,舅舅,辉辉喜欢舅公抱嗳。”华静文高兴地说。
“看上去是有点喜欢。”舅舅不无幽默地说。
从此,舅舅有了一件自己很高兴做的事了。华静文对舅舅也越来越信任,不仅敢于让他抱,不久还能放心地让他抱辉辉到街上去玩了。华静文从未让舅舅感觉到,她把辉辉给他抱心里是存有畏惧的。

华静文产假结束后,舅舅好象自己负有责任似地对她说:“你去上课好了,辉辉我会照管的。”华静文每次上完两级课回来,辉辉要么是在舅舅看守下睡觉,要么就是他在抱着。平时,华静文需要舅舅帮什么忙时,只要她喊一声“舅舅”,他就会边答应边马上快步走上楼来。

辉辉牙牙学语时不会叫“舅公”,他是把舅公叫做“大爹爹”的,只要楼上一声“大爹爹”,舅舅便会响亮应声“嗳”,赶快匆匆上楼。“小辉,想要到街上去玩了,是不是?”舅舅说。

那年夏天,白天睡足了觉的孩子,到晚上很迟的时候还会在楼上忽然喊声“大爹爹”,舅舅照样不厌其烦上楼把他抱下来,到外面路灯下看飞虫,看墙上的壁虎。

辉辉会走会跑之后,他们俩的活动范围就更加广了,有次甚至到青年公园池塘边,回来时提着半塑料袋癞蛤蟆。华静文吃惊道:“啊呀,舅舅,这是癞蛤蟆,抓来做什么呀?”

舅舅笑笑说:“喏,小辉要抓呀。”

家人们和邻居们都发现,自从有了辉辉之后,舅舅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不是一天到晚独自躺在床上,抽筋缩脉“啃啃啃”了,也不久久呆坐在饭桌旁了,他脸上有了生气,有了喜悦,寡淡的心里滋生出爱与感情,动作利索了,衣着也比以前干净整洁了。总之,他好象远离了缠身四十多年的病患,在向着健康与正常回归。

在金老师已从深圳提货,但麻雀乡工办还未对一街复印机经营部起诉这段时间里,金老师要沈天心去了趟西安,看看发到那儿销售的一批复印机。西安是处于黄土高原东部的古都。中国腹地辽阔的黄土高原,是这个国家整体自然条件的一大决定因素,沈天心要亲睹黄土高原之心,远远要比看一看举世闻名的秦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兵马俑坑更为急切。因为黄土高原不仅与汉民族古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密切相关,而且对中国人民的现代和未来生活仍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西行的火车一出潼关,连绵无尽的黄土山、黄土坡便扑面而至。令沈天心揪心的是,眼前不见一小汪水、一小片绿色。沈天心扑在车窗边,纵目眺望,四处寻觅,但即使在两座黄土山所形成的山谷里,也见不到一条小溪,一枝随风摇摆的水草。只要仔细看看眼前那厚不见底的黄土层,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水都已经被吸干了,即使下雨也没有用,黄土高原是不蓄水的!那黄土看上去极

为细腻,沈天心觉得它缺的就是水!如果有水,黄土高原的萧索不毛之状是可以改变的吧?但它需要多大的资金,多么先进的技术呵!当沈天心在西安附近看到窑洞,看到蹲在窑洞口那些衣衫褴褛、脸容乌黑、神情木然的农人时,他的心在泣血!尽管他对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居民并非一无所知。那可是西安附近啊!在西安,他和金老师、金师母去看了兵马俑坑,他还一个人去看了碑林和博物馆,那些中国古代封建文明的遗迹和遗物并不能激起他的热烈赞叹。因为在他心里,一幅世世代代中国劳苦大众的凄惨生活图景始终与此并列在一起,而且占据著更为突出的位置。

离开西安那天,金老师要请沈天心上馆子,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去吃点最具有西安当地特色的东西就行了,于是有人提议上西安泡馍馆。一只只蓝花大海碗被端到客人们面前,每只碗里都放着一个厚厚的圆形烤面饼。每个客人都亲自动手,把自己碗里的面饼搿碎,尔后服务员上来,再将碗拿到厨房,盛满浓浓的杂有碎羊肉的汤。那块面饼很硬,不浇上汤是没法吃的。沈天心向服务员又要了这样一块饼,他对金老师说,他要把面饼带回家去让华静文见识见识。
沈天心在苏州火车站下车,他想要给孩子买些什么回家,就到几家商店看了看。结果,他给孩子买了一辆三轮小脚踏车,那辆小车子使辉辉欢喜异常。孩子的脚力已经非常不错,不久他就能踩着车子到外面小街上去到处转了,害得舅公赶在他屁股后面一个劲地追。

相关三方的两场官司打下来,结果是长征厂在法院判还天心的复印机经营部的货款中,有32万元无力偿付,由于双方合同是在新昌县签订的,而新昌县属苏州市,故苏州市中院明显偏袒当地的被告,对这32万元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追讨措施。后来,沈天心又为这32万元再次起诉,但苏州市中院收了诉状后,既不签发受理通知,又不明确表示不予受理,就让此案象石沉大海一般,寂寂而终。天心的复印机经营部则在法院判还麻雀乡工办的借款中,有28万元无力偿付,关城市中院对此作了分期偿付的规定。不过,关城中院对复印机经营部还是十分照顾的,规定每年偿付4万元,付清28万元共需七年时间,这就使沈天心获得了将经营部维持下去的可能。麻雀乡工办是最倒霉的,法院判定他们出借的70万元为不受保护的非法借款,利息不计,被告只还本金。其实,每年所还的4万元还不够70万元一年应得的利息数。在经济案件中,如遇负债方缺乏偿付能力,债权方往往只好以吃亏告终,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期,这或许已成通例。许多人开玩笑说:“过去是王世仁狠,现在是杨白劳狠。”王世仁是共产党早期戏剧《白毛女》中的地主兼债主,杨白劳则是农民兼负债人。狡诈之徒肆意借款(向国家借或向私人借),还不出看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当然,沈天心对麻雀乡几个讨债的经办人一向是非常客气的,他们对沈天心也从来没有不客气过(大概公家款子与私账又有不同),但他们吃了亏没办法却是事实。

就沈天心个人而言,虽然在搞经营上惨遭失败,但他从此把车木和竹工行业抛开了,转到了对外开展复印、打印服务和进行复印机、复印机消耗材料等方面的小规模经营上来。上长钢厂的业务又始终没有放弃。他要求街道将原来车木厂的人员划出几人,利用原有厂房办了个小旅馆,让他们自己管自己。车木厂原部分厂房因街道拓宽被拆,后来由此分配到一间店面,所以在街道主持下他的经营部又一分为二,由沈天心负责一个店面,王师傅负责另一店面,债务也双方平分。这样一来,沈天心手下只剩下两名正式职工,他的担子大为减轻,这为保证他的经济收入,以及日后向翻译转移精力创造了条件,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吧。

80年代后期,关城地区使用进口复印机的单位廖廖无几,沈天心的经营部是全市最早开展对外复印服务的单位。每天上午,需要复印的顾客是必须排队的,机器运转不停。不久又添置两台电脑,对外搞打印,业务也相当不错。沈天心雇用临时工,让他们学会打字后上机服务。当然,他自己也由此学会了电脑打字,这对他从事翻译工作大有裨益。说起他学习电脑打字,还有这么一件趣事。电脑买来后,华静文请学校物理系一位老师来给他们教汉字输入和操作。华静文知道沈天心是个连电视机都不会调的人,她笑着问他:“你能学得好?”谁知到第三天,沈天心就对店里一个与他一起学电脑的青工说:“小王,我们明天开始接业务了。”沈天心第一次接的是一篇两千多字的小稿子,那天,他从早上九点开始打,中饭后打了整整一个下午,到晚饭时,华静文从家里打电话来问:“怎么还不回家吃晚饭?”沈天心说:“我手上这篇东西打完后回来。”他一直打到晚上8点钟才把那篇东西打完拉出。但一星期后,打字速度明显加快,一个月后就打得蛮不错了。

开始时,复印机销售也是有点生意可做的,郑家三表弟的单位就向他买过一台。三表弟虎虎原是下乡青年,姨母从郑泰祥食品厂退休时,他上来顶职。但他不愿进郑泰祥,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原是郑泰祥老板,他不想钻到这个阴影圈中去。他最后和别人对调,进了关城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做仓库保管员。他当然不甘心于久居此职,所以考进电大,利用业内和业余的空闲时间读书,几年后获电大文科毕业文凭。80年代后期,单位里选拔干部,他被选中,调任公司副经理。一天,他打电话给沈天心说:“天心哥,我们公司要买台复印机,你给我送一台来罢。”事毕之后,沈天心给姨母家送了一条蔡师傅特地请乌山山里的细竹工编制的细竹席。

总之,自办复印机经营部以来,沈天心的经济收入不错,要比华静文学校里外语系主任的收入高得多。在华静文家五兄妹中,他们家成了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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