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困境和出路

著名作家余秋雨休斯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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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3日讯】 【大纪元记者萧阳休斯顿报导】应美南华文写作协会的邀请,著名作家余秋雨教授携夫人马兰于4月16日来到休斯顿,4月17日在首都银行的社区服务中心做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困境和出路”的演讲。演讲厅内座无虚席,甚至外面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无论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其它华语背景的同胞,都对这位风靡华语世界,而又颇受争议的作家的演讲充满兴致。

  余秋雨教授以自己的方式,首先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个按时代的划分,即所谓的“史前史”﹕大约从距今四千年之前的时期和而后的真正出现了文化的时期。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巨人同时出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等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年龄相差很小。巧合吗﹖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力量在控制。

  这些伟人虽同时出生,却在思考不同范畴的问题。比如当时,希腊哲学家们在爱琴海边思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的释迦牟尼在恒河边思考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边思考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余秋雨称这段时间为人类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深刻地响了人类后来的历史,形成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公元前后二百年,整个人类几乎同步地进入了“帝国时代”。中国是秦、汉帝国,欧洲是罗马帝国,而印度是孔雀王朝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建立了郡县制和科举制度。由于科举制,每三年就有大量的“公务员”从社会各阶层中被选拔出来,选拔的标准就是“文化考试”。中国人做官就要走文化路,学习和背诵儒家学说经典,所以一千多年来,中国的古代文化就这样一代代被传递下来。和罗马帝国相比,余秋雨认为中国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订下像“罗马法”那样的法律,所以中国一直也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余秋雨还引用了梁启超的断代方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就是“中国之中国”的时期(公元前二世纪至西元二世纪,共四百年),“亚洲之中国”的时期(西元二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和“ 世界之中国时期”(十五年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真正落后也就是从第三个阶段开始。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和统治者的封闭心态,使中国错过了向海洋文明发展的机会。在“ 世界之中国”的阶段,在看到国家的落后和列强欺凌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份子都是抱着一种“急病乱投医”的心态,甚至很多知识份子都想通过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来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比如,当时很多革命者想的都是要刺杀谁,如何进行政变、革命等等。这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中国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的现代史。

  余教授还谈了空间概念上的中国文明。由于西部的大山,阻挡了中国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中国没有内海,所以没有进入像欧洲那样的的基于波罗的海的“海洋文明”。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大河文明”,从早期黄河文明,到宋以后的长江文明,后来又有了珠江流域的文明。主要表现为农耕文化,其特点是平静,善良,不侵犯他人。

  余教授谈到,他曾走了全世界九十六个城市,寻找过世界的几大古文明,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过比较。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国文化保存了下来。但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中有“终极关怀”,中华文化则缺少这种“终极关怀”。这也体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道德的严重堕落上。假药,假酒,假奶粉等到处可见,就连他自己的出版物也有90%是盗版。这也是当今最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由于没有“终极关怀”,人们缺少博大的胸怀,“民族精神”成了人们精神中最高的追求,所以现在在中国,“民族情绪”特别容易被点燃。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精神失落了,文化没有跟上。我们现在沿袭的还是“假大空”的文化,歌颂的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困境,余秋雨说,他是在整体悲观的态度中有淡淡的乐观。他也不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教育上,因为学校传的只是知识,没有讲道德。文化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恐怕要四、五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出来。他也鼓励大家能够写些文章,用现代人能理解的话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今天的年轻人,传递给下一代。他认为文化还可以通过“异地保存”而得到复兴。在这方面,海外华人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最后,余教授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很多问题。演讲持续了4个小时。演讲完后,听众排长队请余秋雨教授在购买的书上签字留念。@(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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