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应该如何评价赵紫阳

——读郭罗基先生“论赵紫阳的意义”一文有感

(纽约)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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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9日讯】看了郭罗基先生“论赵紫阳的意义”一文,笔者有不敢笱同之处。祈借贵刋一角发表,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思考和讨论,希望有益于中国未来的民主事业。

首先,郭先生认为赵紫阳早在“六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大力推行“民主法制”。郭先生在该文中说:赵紫阳在“十三大”前后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如下三条:1,“党政分开”,郭先生代赵紫阳觧释说,“赵紫阳却认为,……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衹是郭先生一厢情愿的觧释,绝非赵紫阳的本意,赵紫阳的本意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请看下文分析——笔者注);2,“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内容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衹是让人民“知道”和“讨论”,而不是“决定”,远非还政于民);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远非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这里,看不出任何民主政治的因素。如果改革来改革去,仍然是党权高于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纵在“党组”手里,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仍然由党组织指定,本身衹是一个“橡皮图章”;各级行政机关仍然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政法委对司法机关仍然有超乎宪法规定的权力;国家军队仍然掌握在某个政党手里,这样的“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郭先生们和赵紫阳一样认为这就是所谓“政治改革”,笔者在此不客气地套用郭先生在该文中的句子讲一句:今后在未搞清楚何谓“政治改革”、何谓“体制改革”之前,请幸勿轻言“政治改革”。

对于赵紫阳如何“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我们首先得要分析一下赵紫阳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指望一个对民主政治毫无认识的人去“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无异是天方夜谭。

赵紫阳回应八六年民运时对学生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是假民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对的,美国总统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吗?他也没有绝对的民主嘛!”(这句话最能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赵紫阳之类的土八路连民主、自由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也许他们以为像他们一样警车开道百姓回避才是正常的,才是“绝对民主”——笔者注);“中国不能实行代议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议会去讨论,就会误事,影响效率”;“中国不能实行普选,中国农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据说,赵紫阳在被软禁多年以后,从自己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以后,对来访的人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党的领导不能取消……”(见美国之音:“宗凤鸣新书谈访问赵紫阳”)。

无名氏“叩访富强胡同6号”一文说:老爷子(赵紫阳)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衹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想过像觧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从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在赵紫阳先生心目中的所谓“政治改革”是什么内容,赵紫阳先生要维护的是“共产党占多数”,绝非多党政治;赵紫阳先生自认会搞“开明政治”、绝非“民主政治”。

对于郭罗基先生们大肆吹捧的赵紫阳先生的“政治改革”,同一篇访问记说:“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他(赵紫阳)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为什么”?他好一阵没有回答……,最后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赵紫阳先生如是说,可是我们的前朝旧臣们非要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会完成“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

体制内人仕反复地为赵紫阳先生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5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戈巴卓夫时说到:“一党执政能否解决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就需要考虑多党制”,从而肯定赵紫阳“有高度的民主思想”。错了!赵紫阳在这里所说的多党制,正是本文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占多数”,“起领导和定向作用”;民主党派衹是一个配衬的所谓“多党制”。赵紫阳同时对戈巴卓夫说:“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戈巴卓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4节)。赵紫阳的这一段话,不是比体制内人士反复吹捧赵紫阳关于所谓“多党制”的那一段话更加清楚地反映了赵紫阳对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认识吗?赵紫阳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如此,思想僵化如此,我们能期望他“铺设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吗?奇怪的是他的前朝旧部不顾一切往他脸上贴金,连他自己都消受不了。最好还是请他们听一听同样曾经追随过共产党,同样是85岁高龄的司马璐先生在纽约公祭赵紫阳时所说的话:“我不愿说他太伟大,做过共产党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犯罪就爬不上去,这是历史的事实”。

其次,关于“六四”期间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郭先生说:“赵紫阳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强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后世垂范”。郭先生强调,“六四”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向应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

那么,这个得到了郭先生高度肯定,并且指为“运动成败关键”的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用赵紫阳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见胡绩伟“回忆赵紫阳——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的终结”)。试问,如果不触动一党独裁这个问题的核心,光是“对话”、“交换意见”能解决问题吗?郭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轨道”,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相去实在太远了!由此,笔者怀疑郭先生和赵紫阳是否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和法制”?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人民大众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什么是法制?法制就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赵紫阳的所谓“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根据郭先生的觧释,无非是学生们停止绝食、停止对抗,离开广场,全部回到学校上课,然后派代表和政府开座谈会对话。根据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对民主政治的无知,可以想像,他们在座谈会上提出唯一的要求无非是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避免秋后算账而已。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体制不会受到任何触动,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丝毫改善,最多衹不过令当时明目张胆的“官倒”稍有收敛罢了。这里面,双方的哪一点言论行为体现了“人民大众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一民主最基本的内容?又有哪一点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精髓?直至今天,如果专业研究政治学问的学者郭罗基先生,对“民主和法制”的认识也仅此而已,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郭先生及一众赵紫阳旧部如果不是有意为前上司赵紫阳涂脂抹粉,就是睁眼不看事实。事实上,四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把学生运动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赵紫阳在朝鲜复电:“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关乎数十万参与运动的群众生死的大事,郭先生们如果认为如此重大的政治取舍,都可以用“违心”、“轁晦”等来为赵五紫阳诡辩的话,笔者觉得已经失去了大家在事实的基础上讨论分析的必要。

就算在赵紫阳遭受到长期的软禁以后,仍然认为:“上街的学生有两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为胡耀邦鸣不平);一部分是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有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故意把事情闹大(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赵紫阳对待不受共产党操控的群众运动,认为总是有“一小撮”在背后煽动,并且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看法和态度,和自毛泽东以降,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中共首领,在觧放后所有的政治运动中“抓一小撮”有何区别?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所谓“一小撮”的政治含意是什么,几千万善良无辜的人被整死罪名就是“一小撮”!

至于郭先生等说到赵紫阳在“六四”运动期间的丰功伟绩,无非就是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对此笔者也不敢笱同。赵紫阳从在朝鲜同意四二六社论,到朝鲜回国后“否定”四二六社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衹是因为他认为社论“激怒了学生”,“把中间状态的学生也赶到激进派那边”。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不是因为这是残忍暴戾的行为,甚至不是爱惜学生的生命,而衹是“对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就正如古代封建王朝对待叛乱,有些谋臣主张“抚”、有些主张“剿”一样,赵紫阳在维护共产独裁专制政权这一出发点上,和邓小平、李鹏没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退一步说,就算是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不希望学生流血,在其位谋其政,也只不过做了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政府官员,甚至仅仅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并不说明行为本身有多伟大;乌克兰几个月以前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占领广场扎营示威,没有人开枪也没有领导人被监禁。赵紫阳先生为此得到旧臣们过分的颂扬,只因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反常的国家,从反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的不正常,说明他们的反常达到了疯狂和暴戾的地步!说明了在对待学生运动这一点上,愚蠢的邓小平比不上他的前辈毛泽东,甚至比不上北洋军阀。

郭先生们也许会说:赵紫阳这样做都不算“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怎样才算是“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当年如果赵紫阳真的能够“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应该宣布开放党禁,容许人民自由集会结社组党;就应该宣布开放报禁,容许民间办报,让人民真正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就应该宣布结果共产党一党专制,容许多党竞争,人民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就应该宣布法律独立,不受任何政党操控;宣布军队实现国家化……,总而言之,应该宣布放弃共产专制主义,实施孙中山先生的“三权分立”、“五权宪法”,“平等、自由、博爱”……。这才是真正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是赵紫阳先生对民主和法制根本就没有这个认识,更遑论胆色和勇气。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没有勇气脱离共产党,更没有在漫长的十五年软禁生活中说过一句与共产党决裂的话,更遑论向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作过任何一点斗争。他根本就没有叶利钦站在坦克车上发表演说,号召军队和人民大众向专制制度复辟势力进攻的勇气!民运人士魏京生先生说:“当时中央的很多人觉得应该把邓小平轰下台,彻底推行政治改革,后果可能和苏联一样,共产党垮台了,但一个新的制度产生了。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的选择的代价就是老百姓被屠杀,整个中国走了回头路”。(见魏京生台北民主论坛发言)。对此郭先生却在文章中说:“不料,他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尚未铺设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夭折……。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历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演变的连续性出现中断。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历史,偏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政治上出现了倒退……”。上面引述的郭先生的一段话,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没有爆发八九民运,赵紫阳就会成功地将中国和平演变到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这种演变未能实现,全是因为八九民运。郭先生文章中说:“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在客观上,他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他的历史责任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错上之错!笔者认为,“六四”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他的历史作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如果将世界各国致力于国家进步,人民幸福比作是在竞技场上赛跑的话,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和少数专制独裁国家实际上是背道而驰;到了邓小平接棒的时候,发觉不对头,调转方向,但是由于衹改经济,不改政治,所以像跛足者在后面一颠一颠满姗而行;赵紫阳想跑得快一些,无奈邓小平衹给他一条腿,还在后面牵着绳子;人民大众不满意了,八九民运在赵紫阳背后推了一把,不想他却倒下了。于是,郭先生们就责怪民主运动,如果不是你们在背后推了一把,让赵紫阳慢慢地跑,总有一天也会跑到终点。郭先生们为什么就不想一想,与其责怪人民大众在背后推了赵紫阳一把,为何不转而责怪邓小平为什么不让他两条腿跑,还要在背后用绳子牵着?又或者为何不转而责怪赵紫阳不敢放开两条腿跑,又没有勇气割断这根绳子?中国人民并没有错,民主运动并没有错,一来赵紫阳没有这个胆量勇气,没有这个学识能力带领中国向前跑;二来等他慢吞吞地跑,等他慢慢地“和平演变”,早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各国了。

笔者对于赵紫阳先生被长期软禁的不公正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他的逝世深感哀悼。赵紫阳先生的遭遇充分地暴露了中共暴政的残忍,同时也证明了赵紫阳先生的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赵紫阳先生逝世了,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为人民做过的好事,不管对赵紫阳先生,对中国民主道路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和看法,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民主而斗争!

(22/03/05修改)
(该文略有删节发表于“观察”杂志网站,此处是全文——笔者注)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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